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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化，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方面，更涵盖农业生产制度、政策体系、组织形式、城乡关系、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由于我国在历史背景、资源禀赋、文化传承、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方面均与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有所不同，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将呈现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明显不同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好三大关键性问题，并通过构建农业“三有”经济体制、建立城乡要素统一市场、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平衡、提升开放条件下农业竞争力等重要举措，确保2035年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如期实现。
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的四大鲜明特征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将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思路新选择的新型农业现代化。
（一）从土地制度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现代化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实行哪种土地制度，是由一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各种条件共同影响共同决定的，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土地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形式基础上，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与西方国家以农村土地私人所有为主的制度存在根本性不同。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我们的土地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满足了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对调整生产关系的新要求。既防止了出现一些国家由于土地兼并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又促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显示出我们土地制度的强大活力和自我完善能力，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从涉农人口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的现代化
美、德、英、法等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后，农业人口迅速减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都在3%以下，有的甚至仅占1%左右。我国国情特殊，即使到2035年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人口占比仍会保持在20%以上，绝对规模则会超过3亿人。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推进种类多样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和业态，为农业人口提供形式更加灵活、收入更有保障的就业岗位。同时，需要大力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三）从经营规模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的现代化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既不同于北美国家的大规模家庭农场模式，也不同于南美国家大公司农场与小农户并存的规模，而是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多种实现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经营模式既可有效解决小农户模式存在的生产效率效益低下、与市场对接能力较弱、科技推广难度较大等问题，又符合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土地资源分布不均衡、集中连片耕地比重较低等实际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规模经营的“度”，根据各地的实际条件和情况，综合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成本收益率等指标，探索本地区农业经营规模的合理边界并進行动态调整，达到生产收益、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综合提升的目标。同时，构建与适度规模经营相配套的产业链条，打造包括上游研发投入、中游社会化服务、下游加工销售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实现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的同步提升。
（四）从实现路径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开放条件下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融合的现代化
欧美等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间较早，全球经济联系还没有当前如此密切，主要是通过机械化、电气化、集约化生产来实现的。与之相比，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将是一个统筹利用全球农业要素资源和市场、在开放中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并逐步代表全球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过程。同时，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程度已明显超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且现代科技也已全面渗透到其他生产要素之中，对于其他要素的形成配置、质量提升和供给优化等均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难得机遇，依托新兴技术发展的大势和国内应用基础较好的优势，实现农业与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等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从而突破西方传统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走出一条代表最新方向、更高科技、更优模式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三大关键问题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有效和妥善解决好城乡要素市场分割、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保障安全与扩大开放如何有效协调等关键性问题。
（一）城乡要素市场分割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但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结构性问题。相对于城市，农业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较慢，要素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城乡要素仍然难以完全实现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如，虽然中央已经提出，各地要在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现有的土地交易机构或平台基础上搭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交易平台，但平台建设慢、规则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土地要素在城乡间的顺畅流动。再如，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均高于城市，导致农业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各行业前列（见表1），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亟需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长期得不到满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农村现代发展。
（二）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
近年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重要农产品的产量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和品质追求意识的不断提升，农产品“低端同质、高端不足”等结构性错位问题越来越突出。一般“大路货”、低端农产品积压难卖，专用小麦、优质大米、高端水果等优质安全绿色多样的高端农产品明显供给不足。以大米为例，原本北方人习惯吃一年一季的北方米、南方人习惯吃一年多季的南方米，但是随着人们对口感、营养等要求的提升，全国人民对于东北大米的需求越来越大，推动东北大米的产量在全国占比从上世纪90年代的6%—8%持续上升至2019年的约18%。同时，也导致东北地区耕地质量下降、水污染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等众多问题，特别是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等问题较为严重，需要中央安排专项资金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 （三）开放条件下有效保障农业安全问题
如何把握好保障农业安全与扩大对外开放的平衡点，一直是农业领域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需要用占世界8%的耕地解决占22%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许多耕地的质量和自然条件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所不足。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把粮食自给作为农业的根本要求，突出数量优先导向，明确主粮基本自给的安全目标。部分农产品需要进口补充，如大豆和大麦，这两项2020年的进口规模分别为10033万吨和808万吨，是2011年的1.9倍和4.5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传统农业保护的手段和力度均有所弱化，农业在越来越广的领域面对全球农业强国的挑战。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又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分利用广阔的全球市场和资源的更好机遇。在此情况下，如何实现在开放条件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在开放中提升农业安全保障水平，成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三、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既需要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又需要高效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作为支撑;既需要实现供给结构的优化升级，更需要构建形成更加有效的农业开放体系。
（一）构建有效促进农业发展的“三有”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要求同样适用于农业发展。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短期靠政策，长期靠机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看，需要构建农业领域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三有”经济体制。其中，市场机制有效的前提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微观主体有活力就是要求培育和发挥好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宏观调控有度的实现途径主要是依靠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来减少人为因素的主观影响。这是实现要素、主体和制度等三个层面长期高质量供给的制度基础，也是科学高效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保障。
（二）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现代要素市场体系
进一步明确认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各自的职能和优势，有效厘清二者的边界，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统一市场，着力消除城乡间各种行政性市场壁垒，构建城乡统一的规则体系、信息信用体系、标准体系和平台体系，积极推动城乡市场相关基础制度一体化建设，有效降低城乡要素资源的交易成本，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三）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结构调整
优化种植业生产结构，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推动肉蛋奶鱼、果蔬花药等全面发展，努力构建形成需求导向、动态平衡、丰富多元、优质优价的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格局。充分发挥我国不同农业生产区的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生产向优势产区集聚，形成区域优势布局和专业化生产格局。借鉴国际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先进理念、现代科技和操作经验，充分运用各种现代化的监管标准与手段，着力强化源头监测与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打造“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现代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四）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开放条件下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以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和提升农业科技为主要支撑，大力提升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实现从成本优势向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支撑优势的转变，推动形成我国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努力实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农业“走出去”，在实践中逐步增强对全国农业资源和粮食市场生产、流通、仓储等全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提升在全球农业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努力实现越开放越安全的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
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的四大鲜明特征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将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思路新选择的新型农业现代化。
（一）从土地制度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现代化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实行哪种土地制度，是由一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各种条件共同影响共同决定的，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土地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形式基础上，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与西方国家以农村土地私人所有为主的制度存在根本性不同。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我们的土地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满足了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对调整生产关系的新要求。既防止了出现一些国家由于土地兼并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又促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显示出我们土地制度的强大活力和自我完善能力，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从涉农人口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的现代化
美、德、英、法等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后，农业人口迅速减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都在3%以下，有的甚至仅占1%左右。我国国情特殊，即使到2035年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人口占比仍会保持在20%以上，绝对规模则会超过3亿人。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推进种类多样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和业态，为农业人口提供形式更加灵活、收入更有保障的就业岗位。同时，需要大力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三）从经营规模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的现代化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既不同于北美国家的大规模家庭农场模式，也不同于南美国家大公司农场与小农户并存的规模，而是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多种实现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经营模式既可有效解决小农户模式存在的生产效率效益低下、与市场对接能力较弱、科技推广难度较大等问题，又符合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土地资源分布不均衡、集中连片耕地比重较低等实际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规模经营的“度”，根据各地的实际条件和情况，综合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成本收益率等指标，探索本地区农业经营规模的合理边界并進行动态调整，达到生产收益、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综合提升的目标。同时，构建与适度规模经营相配套的产业链条，打造包括上游研发投入、中游社会化服务、下游加工销售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实现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的同步提升。
（四）从实现路径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开放条件下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融合的现代化
欧美等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间较早，全球经济联系还没有当前如此密切，主要是通过机械化、电气化、集约化生产来实现的。与之相比，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将是一个统筹利用全球农业要素资源和市场、在开放中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并逐步代表全球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过程。同时，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程度已明显超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且现代科技也已全面渗透到其他生产要素之中，对于其他要素的形成配置、质量提升和供给优化等均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难得机遇，依托新兴技术发展的大势和国内应用基础较好的优势，实现农业与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等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从而突破西方传统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走出一条代表最新方向、更高科技、更优模式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三大关键问题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有效和妥善解决好城乡要素市场分割、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保障安全与扩大开放如何有效协调等关键性问题。
（一）城乡要素市场分割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但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结构性问题。相对于城市，农业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较慢，要素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城乡要素仍然难以完全实现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如，虽然中央已经提出，各地要在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现有的土地交易机构或平台基础上搭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交易平台，但平台建设慢、规则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土地要素在城乡间的顺畅流动。再如，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均高于城市，导致农业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各行业前列（见表1），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亟需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长期得不到满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农村现代发展。
（二）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
近年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重要农产品的产量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和品质追求意识的不断提升，农产品“低端同质、高端不足”等结构性错位问题越来越突出。一般“大路货”、低端农产品积压难卖，专用小麦、优质大米、高端水果等优质安全绿色多样的高端农产品明显供给不足。以大米为例，原本北方人习惯吃一年一季的北方米、南方人习惯吃一年多季的南方米，但是随着人们对口感、营养等要求的提升，全国人民对于东北大米的需求越来越大，推动东北大米的产量在全国占比从上世纪90年代的6%—8%持续上升至2019年的约18%。同时，也导致东北地区耕地质量下降、水污染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等众多问题，特别是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等问题较为严重，需要中央安排专项资金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 （三）开放条件下有效保障农业安全问题
如何把握好保障农业安全与扩大对外开放的平衡点，一直是农业领域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需要用占世界8%的耕地解决占22%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许多耕地的质量和自然条件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所不足。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把粮食自给作为农业的根本要求，突出数量优先导向，明确主粮基本自给的安全目标。部分农产品需要进口补充，如大豆和大麦，这两项2020年的进口规模分别为10033万吨和808万吨，是2011年的1.9倍和4.5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传统农业保护的手段和力度均有所弱化，农业在越来越广的领域面对全球农业强国的挑战。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又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分利用广阔的全球市场和资源的更好机遇。在此情况下，如何实现在开放条件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在开放中提升农业安全保障水平，成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三、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既需要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又需要高效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作为支撑;既需要实现供给结构的优化升级，更需要构建形成更加有效的农业开放体系。
（一）构建有效促进农业发展的“三有”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要求同样适用于农业发展。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短期靠政策，长期靠机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看，需要构建农业领域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三有”经济体制。其中，市场机制有效的前提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微观主体有活力就是要求培育和发挥好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宏观调控有度的实现途径主要是依靠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来减少人为因素的主观影响。这是实现要素、主体和制度等三个层面长期高质量供给的制度基础，也是科学高效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保障。
（二）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现代要素市场体系
进一步明确认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各自的职能和优势，有效厘清二者的边界，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统一市场，着力消除城乡间各种行政性市场壁垒，构建城乡统一的规则体系、信息信用体系、标准体系和平台体系，积极推动城乡市场相关基础制度一体化建设，有效降低城乡要素资源的交易成本，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三）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结构调整
优化种植业生产结构，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推动肉蛋奶鱼、果蔬花药等全面发展，努力构建形成需求导向、动态平衡、丰富多元、优质优价的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格局。充分发挥我国不同农业生产区的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生产向优势产区集聚，形成区域优势布局和专业化生产格局。借鉴国际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先进理念、现代科技和操作经验，充分运用各种现代化的监管标准与手段，着力强化源头监测与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打造“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现代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四）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开放条件下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以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和提升农业科技为主要支撑，大力提升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实现从成本优势向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支撑优势的转变，推动形成我国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努力实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农业“走出去”，在实践中逐步增强对全国农业资源和粮食市场生产、流通、仓储等全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提升在全球农业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努力实现越开放越安全的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