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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希尔万·泰松在地图上查找着那些被遗忘的“黑色道路”。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徒步走完了位于法国梅康图尔和诺曼底之间的乡村公路，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对这里的人、村庄 、风景的热爱。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法国永恒的瑰宝。
希尔万·泰松（Sylvain Tesson），生于1972年，法国作家、记者、旅行家，已出版十多部游记。2010年，他在贝加尔湖畔住了6个月，其间所写的日记集结成《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一书，一举售出24万册，被译成十种语言，获得散文类美第奇文学奖，该书中文版于2015年9月出版。
希尔万·泰松将此次的法国乡村之旅写成了另外一本书《走在黑色道路上》，即将在法国出版。
如今的政治家是多么缺少想象力啊！如果他们像当年的密特朗总统那样，在梭鲁特（Solutré）来一次徒步之旅，那么他们在民众中的支持率肯定会飙升，说不定能让他们起死回生，重新获得威望。相比于那些为了昂贵的物价而大呼小叫的政客，法国人更喜欢那些深入到群众中的政治家。还有什么方法能比深入基层、领略不同的风景、对法国社会洞察秋毫更好的呢？国王路易十一就曾用这种路访的方式来了解法国，他微服出巡，呼吸着乡野的新鲜空气。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并没有沿用这一方式。
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采摘桑葚，随后我发现，黑色道路并不局限在地图上，它们不仅是那些被矮墙勾勒出的路线，它们延伸到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踏上这些道路，我们的生命也随之延长，随之绽放，摆脱了世界上的任何束缚。你想自由地生活吗？那么关上飞机上的舷窗，从第一个逃生通道逃走，随后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反叛条约》一书中，作者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作家）把这种逃离的欲望称为“森林援助”。他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人物形象，他不喜欢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共同点，但是并不与其对立起来。一个自私的隐居者，一个向森林寻求援助的人？是的，后来他怎么样了呢？他想用他的观点改造世界，用自己的信仰引爆世界。对于这样的人，置之不理是不是更好？
我们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行走在黑色道路上”这句话。进行这种旅行，我们无需向国家森林局备案。有些人喜欢关在自己的书房，有些人选择住进定时供应餐饮的修道院，还有些人喜欢攀登荒漠中的山丘……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主宰自己的世界，不受外界干扰。因此，我们拒绝去适应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称的“装置”，这些由数字革命带来的科技把我们困于牢笼之中，让我们成为政治势力和丑陋的广告的奴隶。“要保健！”这些“装置”叫嚣着，“要长寿！打开你的移动装置！快去欣赏！抬起你的拇指！把声音关小点！”我们就是这样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匆匆生活的。黑色的道路，这既是精神的道路，也是旷野的道路，是孤独之路，也是自然之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离这个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在徒步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更多心灵上的逃遁。之前发生的那场坠落事故曾让我陷入昏迷，之后长期的住院治疗让我丧失了生命的活力，而徒步让我重获体力，它在我的血液、骨骼和每一个细胞中注入了元气。这条黑色道路为我输入了营养，我放下一切电子装置，在石子路上行走了30公里后，仿佛又重新抓住了自己的生命。
在徒步的这三个月里，我眼前反复出现各种法国乡村艺术家的面庞，比如《山丘时代》的作者、地理学家皮埃尔·乔治（Pierre George），比如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吉奥诺（Giono），以及卢瓦尔河谷的诗人和诺曼底的画家。在路上，目之所及，时而是一片农田，时而是洒满阳光的山坡，时而是宛如童话的山谷；有时会遇到山泉，会听到晚钟，会看到啃食青草的羊群……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画展。“这个国家有一种展示雄伟与壮观的本能，”曾在1787—1790年间游历法国的英国农学家亚瑟·杨（Arthur Young）一次次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为“这个国家的美丽”而沉醉。
但是突然，这片秀美的风光出现了一个“坏疽”。山丘下出现了一个商业开发区，厂房和楼群开始涌现，这片地区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贝尔纳·马里斯（Bernard Maris）把版图上的这些污点称为“地理虚无”。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东西蔓延？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国家遍布高速公路？即使是一个个体，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也不可能变得如此丑陋。人类是土地毁容的罪魁祸首，从法国第五共和国开始，这场浩浩荡荡的毁容运动便开始了，“二战”后的乡村工业化、都市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瓦解是元凶。在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七年任期内，独门独户的居住片区迅速增长，而在密特朗任职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从巴黎向外省迁移，出现了大批的超大型超市，环形高速公路和省级公路连接着居民区和大型商业中心。那时，如果住在法国城郊，那么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车上度过的。互联网终结了蜕变，随着它的出现，居民区中出现了一种空荡诡秘的气氛。小镇的镇长说他们的村镇“受到监视器的监控”，并且安装了一些“警报装置”，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些警报装置，我们需要的是其乐融融的邻里关系。每当想到这些逝去的乐趣，总会心生遗憾。
不知为何，我们的国家正在被丑化。因此我想踏遍这些纵横于领土上的美丽的小路。我不想把这些艺术杰作交给管理者——如果在博物馆里，他们那不灵巧的手可能早已打碎了瓷器。
每次绕过一个弯路，或者走下一个斜坡，我总会遇到一些农民，有些人会热情地邀请我喝一杯，另一些人则会斜着眼睛看我；一些人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不幸，另一些人则连个招呼也不打。我希望可以见到一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像亨利·德·帕兹斯（Henri de Pazzis）一样跟我聊聊农业。亨利是绿色生产的先行者，写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作《土地的一隅》，对他来说，农民就像诗人。无论农民还是诗人，他们都在绽放自己的果实：或是一棵芜菁，或是一首十二音节诗，他们在无形的劳动中收获了果实。
我很少遇到既是诗人、又是农民的人，现如今，比起高谈阔论，传统的农业种植者更喜欢全神贯注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如今采用的是统一的、大规模的开采方法，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片让人郁郁寡欢的土地。篱笆、灌木丛、沼泽、河堤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收益率高的、点缀着车库和肥料堆的大草原。如今，农场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繁荣不再，这些种植者很辛苦，每天都要到晚上才开着拖拉机回到农场。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一遍遍地说，要想致富，首先应该贷款。生活总是艰辛的。
看到这样的生活，总会有些感伤。为了摆脱这种情绪，我继续向上攀爬，想要看一看空无人烟的乡野。在高原的山谷里有一些废墟，一眨眼工夫，农民便抛弃了这些高地。工业革命、1914年由于内战造成的人口损失，以及50年代的农村人口的减少，使这里变成了空旷的、永恒的哨卡，人迹罕至，狼、蝾螈和蝰蛇遍布于此。
有时我会经过一些用“绿色生态”的方法耕种的土地。五十年来，一些农民致力于拯救那些被破坏的土地。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先行者开始拒绝把农业视作一场公开的战争，如今已经有七万名农民加入到“绿色生态”农业的阵营。说起来有些好笑，其实他们使用的是祖先的传统技术，但他们把这些技术称为“革新”。整个活动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现在法国已有三万个绿色生态农场，占到整个耕种面积的5%。这样的绿色农场非常好识别：田野上不再有水泥建筑，也没有丑陋的养殖场。
这些种植者肯定没有听过奥朗德的那一场演讲。2016年9月，为了能够继任总统，他对“法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他认为，法国是一个“观念”，而不是一种“身份”。如果种植者们听到这段演讲，肯定会觉得惊讶：自己怎么会生活在一个“观念”里？那个在玛耶附近开酒馆的老板娘，一边为我端上烧酒，一边跟我絮絮叨叨地讲着村里的鬼魂的故事。她会相信总统的说法吗？还有那个向我感慨山上的核桃树不见了的神婆，她会相信总统的说法吗？那些在万图的葡萄园里种植葡萄的人，他们会相信这个说法吗？
谁的观念可以构成“祖国”这样一个概念呢？一个身份是一种观念，但是观念要深深地根植于一片土地，一片被阳光哺育、被一代代人们耕种的土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将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政客们开会时讨论的理想国。
在黑色道路上，我遇到的村民常常不假思索地表达着他们对“身份”这个词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法国人”这一称号代表着一种荣耀，一种每个人并不怎么乐意接受的荣耀。人们对那些异域的身份总是心醉沉迷，像是波斯人、泰米尔人、因纽特人，人们甚至还给各种国籍弄了一个排名，而法国国籍在这个排名中并不靠前。
我在黑色道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乡野、他们的习俗、他们的风景、他们的食物、他们喜欢的酒、他们饲养的牲畜、他们耕种的土地、他们繁衍生息了几个世纪的、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家园”的地方。与那些到处鼓吹世界共性、天下大同，拒绝接受“身份”这个词的人相比，他们同样充满热情，同样充满人情味。他们不会满怀对他人的仇恨，不会讲别人的坏话，有些人甚至邀请我进入他们的厨房。我迈着缓慢的脚步穿越这片土地时，终于理解了费尔南·布罗戴尔（Fernand Braudel，法国历史学家）对身份的定义。此前我重新读了一遍他所著的《法国的身份》第一部（要知道，在该书刚出版的时候，这个书名没有感动任何一个读者），作者把国家身份定义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杂技表演”，通过几千年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在一小块土地上聚集起来的历史。这种身份本身是一种不和谐的、纷乱的事物创造出的奇迹。在布罗戴尔看来，“法国”身份就是这种“混合物”，所以每一个公民都要承担起巨大的责任。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民众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成批的难民潮所干扰。
法国这个混合了多种身份的熔炉是如此脆弱，要想在这个多种身份混合的土地上保持一种平衡状态绝非易事，我们不能把法国仅仅看作一个不同观念组成的平台，我们拥有的不仅是一段附着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我们要好好对待这片土地。
11月的一天，我抵达了科唐坦的北部。这么长的旅途真的有治病的功效：我的面色又恢复了红润，那些消极的念头消失在了灌木丛中。这是恢复身体的规律：先行走，后恢复健康。
回望这段旅途，我觉得很是遗憾，五十年的时间就能够毁掉这片地区。然而，尽管整个毁容过程很快，还是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地方，还没有被工业化的“空隙”，比如：安静的道路，蕨类植物，以及可以躲在后面露营的矮墙。只要这片自由的土地还存在，一切就还有机会挽救。尽管逝去的令人伤感，但是我们不必一味抱怨。
在路上会遇到一些讲着古老故事的奇奇怪怪的人，他们的人生智慧并不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获得的，而是取自于这些隐秘的土地。他们不了解特朗普是谁，却熟悉每一棵树、每一头牲畜的状况。谁才是真正的博学之士呢？是那些了解远东问题的人，还是熟悉这片旷野的人？
黑色的道路，这既是精神的道路，也是旷野的道路，是孤独之路，也是自然之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离这个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这条黑色道路为我输入了营养，我放下一切电子装置，在石子路上行走了30公里后，仿佛又重新抓住了自己的生命。
观念要深深地根植于一片土地，一片被阳光哺育、被一代代人们耕种的土地。我在黑色道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乡野、他们的习俗、他们的风景、他们的食物、他们喜欢的酒、他们饲养的牲畜、他们耕种的土地、他们繁衍生息了几个世纪的、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家园”的地方。
行者档案
希尔万·泰松（Sylvain Tesson），生于1972年，法国作家、记者、旅行家，已出版十多部游记。2010年，他在贝加尔湖畔住了6个月，其间所写的日记集结成《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一书，一举售出24万册，被译成十种语言，获得散文类美第奇文学奖，该书中文版于2015年9月出版。
希尔万·泰松将此次的法国乡村之旅写成了另外一本书《走在黑色道路上》，即将在法国出版。
抓紧时间，去乡野接受一次“重塑”
如今的政治家是多么缺少想象力啊！如果他们像当年的密特朗总统那样，在梭鲁特（Solutré）来一次徒步之旅，那么他们在民众中的支持率肯定会飙升，说不定能让他们起死回生，重新获得威望。相比于那些为了昂贵的物价而大呼小叫的政客，法国人更喜欢那些深入到群众中的政治家。还有什么方法能比深入基层、领略不同的风景、对法国社会洞察秋毫更好的呢？国王路易十一就曾用这种路访的方式来了解法国，他微服出巡，呼吸着乡野的新鲜空气。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并没有沿用这一方式。
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采摘桑葚，随后我发现，黑色道路并不局限在地图上，它们不仅是那些被矮墙勾勒出的路线，它们延伸到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踏上这些道路，我们的生命也随之延长，随之绽放，摆脱了世界上的任何束缚。你想自由地生活吗？那么关上飞机上的舷窗，从第一个逃生通道逃走，随后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反叛条约》一书中，作者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作家）把这种逃离的欲望称为“森林援助”。他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人物形象，他不喜欢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共同点，但是并不与其对立起来。一个自私的隐居者，一个向森林寻求援助的人？是的，后来他怎么样了呢？他想用他的观点改造世界，用自己的信仰引爆世界。对于这样的人，置之不理是不是更好？
我们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行走在黑色道路上”这句话。进行这种旅行，我们无需向国家森林局备案。有些人喜欢关在自己的书房，有些人选择住进定时供应餐饮的修道院，还有些人喜欢攀登荒漠中的山丘……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主宰自己的世界，不受外界干扰。因此，我们拒绝去适应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称的“装置”，这些由数字革命带来的科技把我们困于牢笼之中，让我们成为政治势力和丑陋的广告的奴隶。“要保健！”这些“装置”叫嚣着，“要长寿！打开你的移动装置！快去欣赏！抬起你的拇指！把声音关小点！”我们就是这样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匆匆生活的。黑色的道路，这既是精神的道路，也是旷野的道路，是孤独之路，也是自然之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离这个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在徒步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更多心灵上的逃遁。之前发生的那场坠落事故曾让我陷入昏迷，之后长期的住院治疗让我丧失了生命的活力，而徒步让我重获体力，它在我的血液、骨骼和每一个细胞中注入了元气。这条黑色道路为我输入了营养，我放下一切电子装置，在石子路上行走了30公里后，仿佛又重新抓住了自己的生命。
一片让人郁郁寡欢的土地
在徒步的这三个月里，我眼前反复出现各种法国乡村艺术家的面庞，比如《山丘时代》的作者、地理学家皮埃尔·乔治（Pierre George），比如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吉奥诺（Giono），以及卢瓦尔河谷的诗人和诺曼底的画家。在路上，目之所及，时而是一片农田，时而是洒满阳光的山坡，时而是宛如童话的山谷；有时会遇到山泉，会听到晚钟，会看到啃食青草的羊群……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画展。“这个国家有一种展示雄伟与壮观的本能，”曾在1787—1790年间游历法国的英国农学家亚瑟·杨（Arthur Young）一次次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为“这个国家的美丽”而沉醉。
但是突然，这片秀美的风光出现了一个“坏疽”。山丘下出现了一个商业开发区，厂房和楼群开始涌现，这片地区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贝尔纳·马里斯（Bernard Maris）把版图上的这些污点称为“地理虚无”。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东西蔓延？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国家遍布高速公路？即使是一个个体，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也不可能变得如此丑陋。人类是土地毁容的罪魁祸首，从法国第五共和国开始，这场浩浩荡荡的毁容运动便开始了，“二战”后的乡村工业化、都市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瓦解是元凶。在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七年任期内，独门独户的居住片区迅速增长，而在密特朗任职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从巴黎向外省迁移，出现了大批的超大型超市，环形高速公路和省级公路连接着居民区和大型商业中心。那时，如果住在法国城郊，那么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车上度过的。互联网终结了蜕变，随着它的出现，居民区中出现了一种空荡诡秘的气氛。小镇的镇长说他们的村镇“受到监视器的监控”，并且安装了一些“警报装置”，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些警报装置，我们需要的是其乐融融的邻里关系。每当想到这些逝去的乐趣，总会心生遗憾。
不知为何，我们的国家正在被丑化。因此我想踏遍这些纵横于领土上的美丽的小路。我不想把这些艺术杰作交给管理者——如果在博物馆里，他们那不灵巧的手可能早已打碎了瓷器。
每次绕过一个弯路，或者走下一个斜坡，我总会遇到一些农民，有些人会热情地邀请我喝一杯，另一些人则会斜着眼睛看我；一些人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不幸，另一些人则连个招呼也不打。我希望可以见到一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像亨利·德·帕兹斯（Henri de Pazzis）一样跟我聊聊农业。亨利是绿色生产的先行者，写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作《土地的一隅》，对他来说，农民就像诗人。无论农民还是诗人，他们都在绽放自己的果实：或是一棵芜菁，或是一首十二音节诗，他们在无形的劳动中收获了果实。
我很少遇到既是诗人、又是农民的人，现如今，比起高谈阔论，传统的农业种植者更喜欢全神贯注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如今采用的是统一的、大规模的开采方法，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片让人郁郁寡欢的土地。篱笆、灌木丛、沼泽、河堤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收益率高的、点缀着车库和肥料堆的大草原。如今，农场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繁荣不再，这些种植者很辛苦，每天都要到晚上才开着拖拉机回到农场。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一遍遍地说，要想致富，首先应该贷款。生活总是艰辛的。
看到这样的生活，总会有些感伤。为了摆脱这种情绪，我继续向上攀爬，想要看一看空无人烟的乡野。在高原的山谷里有一些废墟，一眨眼工夫，农民便抛弃了这些高地。工业革命、1914年由于内战造成的人口损失，以及50年代的农村人口的减少，使这里变成了空旷的、永恒的哨卡，人迹罕至，狼、蝾螈和蝰蛇遍布于此。
法国的身份
有时我会经过一些用“绿色生态”的方法耕种的土地。五十年来，一些农民致力于拯救那些被破坏的土地。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先行者开始拒绝把农业视作一场公开的战争，如今已经有七万名农民加入到“绿色生态”农业的阵营。说起来有些好笑，其实他们使用的是祖先的传统技术，但他们把这些技术称为“革新”。整个活动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现在法国已有三万个绿色生态农场，占到整个耕种面积的5%。这样的绿色农场非常好识别：田野上不再有水泥建筑，也没有丑陋的养殖场。
这些种植者肯定没有听过奥朗德的那一场演讲。2016年9月，为了能够继任总统，他对“法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他认为，法国是一个“观念”，而不是一种“身份”。如果种植者们听到这段演讲，肯定会觉得惊讶：自己怎么会生活在一个“观念”里？那个在玛耶附近开酒馆的老板娘，一边为我端上烧酒，一边跟我絮絮叨叨地讲着村里的鬼魂的故事。她会相信总统的说法吗？还有那个向我感慨山上的核桃树不见了的神婆，她会相信总统的说法吗？那些在万图的葡萄园里种植葡萄的人，他们会相信这个说法吗？
谁的观念可以构成“祖国”这样一个概念呢？一个身份是一种观念，但是观念要深深地根植于一片土地，一片被阳光哺育、被一代代人们耕种的土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将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政客们开会时讨论的理想国。
在黑色道路上，我遇到的村民常常不假思索地表达着他们对“身份”这个词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法国人”这一称号代表着一种荣耀，一种每个人并不怎么乐意接受的荣耀。人们对那些异域的身份总是心醉沉迷，像是波斯人、泰米尔人、因纽特人，人们甚至还给各种国籍弄了一个排名，而法国国籍在这个排名中并不靠前。
我在黑色道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乡野、他们的习俗、他们的风景、他们的食物、他们喜欢的酒、他们饲养的牲畜、他们耕种的土地、他们繁衍生息了几个世纪的、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家园”的地方。与那些到处鼓吹世界共性、天下大同，拒绝接受“身份”这个词的人相比，他们同样充满热情，同样充满人情味。他们不会满怀对他人的仇恨，不会讲别人的坏话，有些人甚至邀请我进入他们的厨房。我迈着缓慢的脚步穿越这片土地时，终于理解了费尔南·布罗戴尔（Fernand Braudel，法国历史学家）对身份的定义。此前我重新读了一遍他所著的《法国的身份》第一部（要知道，在该书刚出版的时候，这个书名没有感动任何一个读者），作者把国家身份定义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杂技表演”，通过几千年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在一小块土地上聚集起来的历史。这种身份本身是一种不和谐的、纷乱的事物创造出的奇迹。在布罗戴尔看来，“法国”身份就是这种“混合物”，所以每一个公民都要承担起巨大的责任。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民众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成批的难民潮所干扰。
法国这个混合了多种身份的熔炉是如此脆弱，要想在这个多种身份混合的土地上保持一种平衡状态绝非易事，我们不能把法国仅仅看作一个不同观念组成的平台，我们拥有的不仅是一段附着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我们要好好对待这片土地。
11月的一天，我抵达了科唐坦的北部。这么长的旅途真的有治病的功效：我的面色又恢复了红润，那些消极的念头消失在了灌木丛中。这是恢复身体的规律：先行走，后恢复健康。
回望这段旅途，我觉得很是遗憾，五十年的时间就能够毁掉这片地区。然而，尽管整个毁容过程很快，还是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地方，还没有被工业化的“空隙”，比如：安静的道路，蕨类植物，以及可以躲在后面露营的矮墙。只要这片自由的土地还存在，一切就还有机会挽救。尽管逝去的令人伤感，但是我们不必一味抱怨。
在路上会遇到一些讲着古老故事的奇奇怪怪的人，他们的人生智慧并不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获得的，而是取自于这些隐秘的土地。他们不了解特朗普是谁，却熟悉每一棵树、每一头牲畜的状况。谁才是真正的博学之士呢？是那些了解远东问题的人，还是熟悉这片旷野的人？
黑色的道路，这既是精神的道路，也是旷野的道路，是孤独之路，也是自然之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离这个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这条黑色道路为我输入了营养，我放下一切电子装置，在石子路上行走了30公里后，仿佛又重新抓住了自己的生命。
观念要深深地根植于一片土地，一片被阳光哺育、被一代代人们耕种的土地。我在黑色道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乡野、他们的习俗、他们的风景、他们的食物、他们喜欢的酒、他们饲养的牲畜、他们耕种的土地、他们繁衍生息了几个世纪的、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家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