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论域中，“南-北”话语常常被用以言说中国内部的差异性。然而，不同时期对于该话语形成的影响有所不同。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秦汉时期对历史论域中的“南-北”话语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初并天下，如何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成为朝廷关注的首要问题。丞相王绾曾指出“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秦立国于关中，燕、齐、荆分别在其东北、东部和东南。楚郢都所在的江汉地区及黔中地区，早在秦昭襄王时便已经为秦所占领，至秦始皇时已越半个世纪。楚国晚期都城位于寿春，临近韩地，对于秦人而言谈不上“地远”。王绾所指的“荆”，指称对象之一，即吴越之地。在秦灭楚的战争中，最后一战是秦将王翦与楚君昌平君的江南之战。对于新建立的秦王朝而言，南方地域中最为危险的便是吴越之地。吴越之地除了楚国遗民之外，还有种类复杂的越人。秦灭楚后，对越战争随即爆发。
　　吴越之地的“郡县”指会稽郡。从地域范围上看，大致以今太湖为中心，北临长江，东绝大海，南至浙江宁绍金衢的长江下游一带。楚威王杀越王无强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但楚亡后，越人并没有认同秦人的统治，由此引发秦朝“南征百越”之举。设置会稽郡的目的之一便是向南征服越人。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即秦始皇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亲巡会稽郡。由于秦与南越之间的战争失败，秦始皇试图在会稽树立皇帝权威，以防范越人问题动摇统治秩序。其具体措施是：修通寿春到浙江的水陆交通，在会稽郡内以吴地控制越地;将会稽越人迁徙到余杭，隔断其与南方越人之间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出会稽郡的边疆性格。
　　《史記.东越列传》记述，在秦末变乱中，越人在摇、无诸的率领下参加反秦战争，向西进入庐江郡，与鄱阳县令吴芮会合，成为吴芮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芮因有百越等势力的支持，成为秦汉之际诸侯之一，先被项羽封为衡山王，后被刘邦封为长沙王。汉初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时，地处长江中游的长沙国是唯一一个留存的异姓王国。从吴芮势力的崛起可见长江流域中游与下游之间存在着的联动关系。在秦、汉统治者眼里，江、淮以南，即今日地理学意义上的南方，均为“地远”边陲。
　　与长江中游的长沙国类似，西汉前期的会稽之地，也不为朝廷所直辖，先后归属于韩信之楚国、刘贾之荆国、刘濞之吴国。吴楚七国之乱后，会稽成为朝廷解决越人问题的最重要边郡。这一态势又回到秦始皇时代。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东瓯，东瓯向汉武帝求援。此事引发了汉朝朝廷内的大辩论，汉武帝接受严助的意见，发会稽兵干涉，闽越退。这一事件标志着汉朝政策的改弦更张，开始对外臣、敌国进行干预，按照春秋公羊学“不外夷狄”的太平世理想建构天下秩序。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之下，汉朝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经略。为众所熟知的汉武帝征匈奴，便是这一政策转向的结果。而开启这一转向的则是东南边疆危机，会稽郡成为汉朝解决东南危机的根据地。建元六年（前135年），即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两年，汉武帝再发会稽、豫章军干预闽越与南越之间的战争。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略，东瓯、闽越先后亡国，汉武帝将越人迁徙到江淮间，为汉民。汉朝在越地设冶（福建福州）回浦（浙江临海东南）二县，隶属于会稽郡。汉朝东南边疆进一步南扩。大致在闽越灭亡之年，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前后，南越、西瓯、西南夷、滇均灭亡。汉武帝在南越、西瓯设置九个郡，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七个郡，至此，今日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长安朝廷的郡县体制之内。会稽郡也完成了由边郡向内郡的转化。
　　综上所述，在秦汉的统治秩序中，南方处于边缘位置，尤其是江南的会稽郡成为面对越人的边郡，所具有的是边疆性。“南方”的存在，在王朝话语中才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