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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从中国到美国，再到国际音乐界，“吴蛮”这个名字已是广为人知。“我爸爸是个画家，我父母给我的名字取了‘野蛮’的‘蛮’字。很少有人在名字里用这个字，很多人都误以为我的蛮是‘轻歌曼舞’的‘曼’。”在吴蛮看来，‘蛮’有几层意思。“一是西域的‘菩萨蛮’曲牌和能歌善舞的美女‘飞天’，这是我爸爸给我的解释。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女孩子强壮一些、蛮一点。我们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很多女孩子起名都是红啊、玲啊、萍啊，男孩子叫强、建军、建国之类的，特别普通，我父母就觉得应该给我起一个粗糙一些的名字，这样也好养。还有一个意思我觉得也很有趣，我姓吴，同‘无’的音，‘无’在中文里是一个否定词，吴（无）蛮就是不蛮，还好我父母没让我叫‘吴德’‘吴用’或者是‘吴美丽’，哈哈。”
小时候，吴蛮的妈妈在楼道里喊她的名字，特别响亮。这个名字也让她很占便宜，考音乐学院时，老师们觉得她的名字很特别，一下子就记住了她。“没想到后来到了美国，还在继续占便宜。”吴蛮从没有给自己起过英文名字，直接就用了汉语拼音的Wu Man，发音接近于英文单词的“Woman”（女人）。更多时候，和一些音乐家第一次见面时，吴蛮自我介绍说“I am Wu Man”（我是吴蛮）。对方会说“Yes， I know you are woman”（是的，我知道你是女人），然后再问一遍她的名字，她又重复一遍“I am Wu Man”。这个屡次发生的场景已经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段子。“吴蛮”这个名字，与她的琵琶一道，陪伴着她走遍天下。
吴蛮因琵琶有所作为，同时也饱受琵琶的烦恼。“琵琶的烦恼太多了，小时候当然是被父母逼着学的，一开始不愿意练习。与钢琴等乐器相比，琵琶的入门特别难。在我学琴的年代，还没有孩子用的小琵琶。我十二岁开始学琵琶，坐在那里抱着它也是很大的一件乐器，还要戴上假指甲。那时候，杭州冬天没有暖气，夏天也没有空调，胶布粘在手上很受苦，摘掉后手指上都是一道道的印子。”在学习了一年之后，吴蛮才开始慢慢爱上了这件乐器。
“琵琶这件乐器也是蛮娇气的，气候变化，乐器会跑音，琴弦也经常会买得不太准确，有时会脱胶，尤其是长途托运。”在一次乘坐全美航空公司的小飞机从费城飞往耶鲁大学所在城市纽黑文的航班上，吴蛮携带琵琶上机，当时行李架上放一件乐器就满了，于是空姐将琵琶放到了机舱前方的一个衣物柜中，尽管再三嘱咐其要小心，但空姐在搬动过程中还是将其摔坏了，“而第二天就是我的音乐会”。当时飞机快要起飞了，机长要求吴蛮要么下飞机，要么回到座位，吴蛮选择了下飞机，给摔坏的琵琶拍了照片放上了Facebook。这下可炸了锅，世界各地包括欧洲、新加坡的音乐家们都开始转发，很多人致电航空公司的服务热线，质问他们怎敢摔坏吴蛮的琵琶，美国的音乐杂志、电视台都做了采访。“我在琵琶摔坏的第二天中午到达纽黑文，晚上就是音乐会，琵琶已经没有了，只好四处去借。”音乐节主办方从一个教学广告上得知，有一个温州来的琵琶老师在当地教学，于是驱车两小时，总算借来了琵琶。
这次事件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大讨论就此展开，而讨论的话题已不仅限于吴蛮的琵琶，更是上升到了音乐家携带乐器乘飞机旅行的重重困难。事发后，航空公司谨慎地询问了很多经纪公司，得知吴蛮是美国艺术家等奖项的获得者，一把琵琶在吴蛮手里的价钱就好比海菲茨手里的小提琴。“后来航空公司主动和我联络，免费让我飞到北京，找到琵琶制作师满师傅。我重新请满师傅订做了一把，最后所有费用都由航空公司承担了。”后来很多音乐家在旅行中遇到乐器损坏的问题都向吴蛮寻求帮助。琵琶给吴蛮带来了运气，带来了一些生活中的小插曲，也带来了很多朋友，“我还是感到很幸运”。
迈出“跨界”的那一步
有时，思维的定式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改变。人们会问吴蛮：“作为民乐演奏家，你为何会考虑去美国发展？”也许是时候跟着吴蛮的回答转换一下提问的思路了。“你要问为什么做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的人不能出国。我的回答是，越是传统的艺术越要出国，这样你才能看到传统的价值在哪里，才能珍惜你现在有的传统。”当年只身赴美的吴蛮只有一个初衷，就是想去看看世界。“因为我不知道传统接下去该怎么走，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遇到的问题一样。”
2007年10月12日晚，我坐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观众席里，第一次现场感受了誉满全球的马友友“丝绸之路”合奏团带来的巨大冲击力。那晚的返场曲，合奏团的音乐家们顺次走到立式麦克风前，一人一句即兴哼唱，短短几分钟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吴蛮那句中国味道浓厚的“嘚嘚咦嘚咦嘚嘚”。
作为“丝绸之路”的开创成员之一，早在1998年它正式宣布成立前，吴蛮就和马友友在一起“运筹帷幄”了。“那时我和马先生的家都在波士顿，自然而然地，我们通过很多共同朋友的介绍开始了合作。”当时正逢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受克林顿夫妇邀请访问美国白宫，吴蛮和马友友在国宴上演奏了一曲琵琶和大提琴的二重奏。“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之后便开始探讨“丝绸之路”项目的可行性，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将近二十年。”他们的想法就是要达成一种共同的理念和目的，寻找音乐的根源，不管东方、西方、南方还是北方，其实全世界的音乐都是相通的，把这些理念组合起来，就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
跨界音乐是吴蛮在美国多年间一直用心在做的事。“我觉得在西方的环境里，琵琶演奏家在九十年代初期做独奏是很困难的。我也做了很多独奏，发现独奏的效果不大，人家就是看看热闹，然后说不错、很厉害，这个就叫作琵琶。但他们可能离开音乐厅两个小时吃完饭就已经忘掉了，并没有从艺术上尊敬你。”于是，吴蛮下决心要通过合作，让人真正感受到琵琶的传统和特点。“在纽约并不是只有你和我合作或是我和你合作，而是全部的音乐家在一起合作。音乐家们都在寻找一种理念和一些不同的、多元的东西。”开始跨界是自然使然，吴蛮该算是开这一先河的第一位中国人。“我1990年到美国时，那儿已经有很多传统音乐家了，但他们大部分做的都是独奏，而我走了另一条路，是我自己想走的一条路，对我来说很合适。” 中国音乐与传统乐器的突围
我对吴蛮的了解，来自作曲家谭盾的《鬼戏》DVD，和上海四重奏第二小提琴蒋逸文老师日常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多段巡演花絮小视频。
“录制谭盾《鬼戏》是在1998年，当时我刚生完孩子，脸胖嘟嘟的。”谭盾是吴蛮在中央音乐学院高年级时的同学，也是吴蛮很早就在美国开始合作的音乐家，两人在理念上一拍即合。在《鬼戏》之前，吴蛮曾与著名的克罗诺斯四重奏（Kronos Quartet）合作过作曲家周龙的作品《魂》，演出效果非常好，他们彼此之间很有默契，都觉得应该继续合作。“所以我和克罗诺斯四重奏决定再做一个作品，我就推荐了谭盾。谭盾的东西有他自己的特点，一听就是他的作品。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懂得舞台表演的作曲家，他自己以前拉琴，在写东西时就会考虑到舞台上的效果，观众会有什么反应，不像很多作曲家闷头在钢琴上写，全部抒情在纸上了。”
吴蛮与克罗诺斯四重奏
与克罗诺斯四重奏的合作直到现在还进行着，而吴蛮与另外一组四重奏——上海四重奏的合作，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上海四重奏里有两位是我的同学，第二小提琴蒋逸文和中提琴李宏纲。我们做了场主题为‘中国古典和现代音乐’（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Music）的音乐会，请作曲家赵麟根据赵季平老师的《大红灯笼》《大宅门》等电影音乐中比较脍炙人口的曲调，为我们编排了一些作品。”至今，吴蛮已经与上海四重奏巡演了三十多场音乐会。“和他们合作，感觉就像是中学同学的重聚，很亲切。”
几乎所有活跃在国际乐坛的华裔作曲家，吴蛮都有过合作。作曲家陈怡在1992年为吴蛮创作了《点》（The Points）。“现在这首作品已经变成了国内琵琶教学大纲里的必弹曲目，也是琵琶比赛必弹的现代作品。”陈怡的先生周龙为琵琶和四重奏写过作品，盛宗亮先生为吴蛮写过作品，叶小纲写过琵琶协奏曲。
菲利普·格拉斯、卢·哈瑞森（Lou Harrison）、马友友、伊曼纽尔·艾克斯、尤里·巴什梅特、林昭亮……与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音乐大师合作并得到美国和国际主流音乐界的认可，吴蛮为琵琶这件中国传统乐器的发展开拓了一条难能可贵、与众不同的新路。这条路不会从最初就是坦途，我无法想象这一路的坎坷和羁绊，她又是如何一次次披荆斩棘的。“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思想上的，中国音乐家的思想往往约束在一个模式里。我经常说，如果你换位思考、重新思考，很多问题反过来问一下，马上一点就开。但有时思维往往出不去，一来就说，你要弹琵琶就得弹琵琶，并没有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弹，我为什么要做音乐家，我想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给这个乐器带来什么。很多演奏家并没有考虑具体演奏之外的其他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就算了，我觉得未来对音乐家、年轻一代人的要求，并不仅仅是演奏，很多事情你都要看到。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事情发生，那么多的多元文化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的思路要开。只要打开思路，很多事情便可以迎刃而解。”
不同凡响的大师课
在繁忙的演出之余，吴蛮无暇专职教学。“我很多在国外的同学，都是一个礼拜教四节课。我没有时间教学，但我会去一些学校上大课，面对的都是美国学生，很多都是非音乐专业的。我会向他们介绍一些中国音乐、琵琶音乐。”吴蛮每次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演出，学校都会请她去讲学。她还记得第一次去讲课时被吓了一跳，大礼堂里黑压压的一片，五百多个学生都不是音乐专业的，而是综合大学里各年级的学生。”
有一个叫Henry的美国男孩子，八岁时在纽约听了吴蛮的演奏，要求妈妈带他到后台找到吴蛮。Henry的妈妈对吴蛮说：“他想跟你学琵琶。”吴蛮看着面前这个一头金发的小男孩，问他：“你真的要学吗？琵琶太难了，你坐得住吗？”Henry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使劲点头，他妈妈悄悄告诉吴蛮：“其实他就是想见到你，他爱上你了。”从此，Henry成了吴蛮的学生。Henry家住在康州，在吴蛮来纽约、波士顿演出的空闲时间，Henry的父母就开着车送他去找吴蛮上课。后来吴蛮搬到了加州，就远程录视频放在网上，给Henry讲一讲。“他基本属于自学，我去纽约和波士顿住的旅馆他都走遍了，只要我去，他就过来上课。”
Henry的琵琶弹到了《十面埋伏》的水平，大学考进了布朗大学。他在学校里很活跃，参加了乐队，还去报社做编辑。“他大学二年级时，我有一次在纽约的音乐会他来了，跟我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他已经在大学里学了两年中文了。”2016年5月，Henry毕业了，9月他将去杭州工业大学教英文。“很多事情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我是杭州人，他到杭州教书，我想他以后会成为外交官。”由此看来，学习琵琶的意义，并不在于要成为琵琶演奏家，而是通过这件乐器来了解中国文化。“这就是所谓的让中国音乐走出去。”
琵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年轻人，Henry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琵琶给予他们的，是音乐人类学的广阔视野。“我想让他们知道，世界上除了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除了古典音乐、钢琴以外，还有很多其他乐器，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吴蛮常常在音乐会之前的PreTalk上拿着琴上去介绍说：“我今天来是想告诉大家，中国人不是只会弹钢琴，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每当此时，所有观众都会报以由衷的掌声。
常年在美国，吴蛮也会关注国内的琵琶教育和中国的琵琶学生。“艺术院校孩子的优势是，这么多年都在学一门乐器，基本功是很坚实的，但缺乏的是视野以及音乐背后的其他知识，这种东西有时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需要你自己去实践、去经历的。”吴蛮认为，学乐器不一定要成为音乐家。“就像我儿子学钢琴，从六岁学到十八岁，很多大的协奏曲他都有所涉猎，但选择大学专业时，他并没有选择音乐，这是很正常的。学音乐会令他对很多文化的东西很敏感，他可以去学其他人文专业，这些都是贯通的。我希望国内也可以有这样的观念，学音乐是学习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另外，就像学习任何学科一样，需要坚持。而这种坚持对于学习其他任何学科都会有所帮助。” 演奏家的创作与再创作
2016年7月，吴蛮再一次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了两部琵琶与弦乐队的协奏曲。其中一部是根据谭盾的《鬼戏》改编而成的，另一部是美国作曲家卢·哈瑞森1997年写给吴蛮并由吴蛮首演、录音的琵琶协奏曲，芝加哥交响乐团还曾因对这部作品的演释而获得格莱美最佳演奏奖提名。“这部作品是在国外演出最多的，至今只有我一个人演过。这首美国人写的琵琶协奏曲和所有的中国琵琶作品都不一样，巨难，但音符却很简单。”音乐会在曲目安排和形式上很有意思，在传统部分，吴蛮邀请华阴老腔从陕西来京，和她一起演出一些皮影，“我想在台上玩一下，这样比较多彩”。华阴老腔本身就有弹拨乐器，吴蛮把一些板胡段落拿到琵琶上来演奏，“玩”得很开心。
吴蛮会参与到作曲家的创作过程中去，比如一些琵琶协奏曲，有时拿到谱子，上面除了音符什么都没有，很多轮指、推拉吟揉等都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像卢·哈瑞森的协奏曲，写完之后你要在钢琴上弹也可以，在小提琴上拉也可以，几乎所有乐器都能演奏。作曲家就告诉我，你自己去把它变成琵琶的曲子吧。”所以很多作品可以说都是吴蛮自己的再创作，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她会一路地引导，告诉作曲家她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她提到与菲利普·格拉斯的愉快合作：“其实越有名气的作曲家反倒越谦虚。他给我写了一个琵琶的小协奏曲，是为希腊雅典奥运会而写的。我去了他家，他在钢琴上弹，我在琵琶上试，然后说‘你这里不行，没有琵琶的特色’，他说‘那你自己改吧’。我们都是商量着来的，彼此之间非常信任。”
吴蛮也时常自己创作一些作品。她平时会做很多即兴演奏，有时把即兴演奏记下来，就变成了独奏。比如《静夜思》，素材都是来自敦煌琵琶和一些古老的、早期的琵琶资料。“我想为琵琶寻寻根，我觉得现在的琵琶音域有些偏高了，这个乐器本身是中音乐器，所以我想把它拽回来一点。”吴蛮希望通过对一些古老的乐谱、文献的研究，把它们还原演奏，用自己的理解，把琵琶的精髓展现出来。她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演出过一次《静夜思》，商学院的院长听完吴蛮的演奏后，上前激动地对她说：“西洋音乐我听，各国传统音乐我也听，你这段独奏是我听过的最抓人、最揪心的音乐。”活动结束后，马友友也称赞她今天发挥得非常精致、美妙。她做到了，琵琶不只可以单纯快速地炫技，更是一件有着深刻内涵的乐器。
音乐自然是吴蛮心心念念的事业，而在音乐之外，吴蛮也有很多爱好。她喜欢听音乐，喜欢与女性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喝茶。因为父亲是画家，吴蛮从小在画院里长大，对绘画很有感觉，现在有空时还会涂几笔。吴蛮是个很全面、很能干的人。“在家里打扫卫生我从来不请人，都是自己来做。我妈经常和我先生说，你看你那么有福气讨了吴蛮，有才也不娇气，不给你花钱还给你挣钱。真的，什么戒指、金银珠宝，我从来都不要，我自己就是一张名片，我干嘛还要背那些名牌包呢？”所以，她常开玩笑和家人讲：“你们多有福气呀！”
我想，不仅仅是她的家人，她的琵琶也是有福气的。虽然吴蛮说自己与琵琶之间的关系是“又爱又恨”，但我断定其中的“爱”是能够远远超越那些微不足道的“恨”的。“我从小就和琵琶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是爱人、情人的关系，好的时候挺好的，不好的时候真的见了就烦，尤其是长途旅行演出，每次结束回到家，我就把琵琶放在旁边一个礼拜，碰都不碰它。然而当我再次拿起琵琶时，总会有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感觉，就又爱上它了”。
小时候，吴蛮的妈妈在楼道里喊她的名字，特别响亮。这个名字也让她很占便宜，考音乐学院时，老师们觉得她的名字很特别，一下子就记住了她。“没想到后来到了美国，还在继续占便宜。”吴蛮从没有给自己起过英文名字，直接就用了汉语拼音的Wu Man，发音接近于英文单词的“Woman”（女人）。更多时候，和一些音乐家第一次见面时，吴蛮自我介绍说“I am Wu Man”（我是吴蛮）。对方会说“Yes， I know you are woman”（是的，我知道你是女人），然后再问一遍她的名字，她又重复一遍“I am Wu Man”。这个屡次发生的场景已经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段子。“吴蛮”这个名字，与她的琵琶一道，陪伴着她走遍天下。
吴蛮因琵琶有所作为，同时也饱受琵琶的烦恼。“琵琶的烦恼太多了，小时候当然是被父母逼着学的，一开始不愿意练习。与钢琴等乐器相比，琵琶的入门特别难。在我学琴的年代，还没有孩子用的小琵琶。我十二岁开始学琵琶，坐在那里抱着它也是很大的一件乐器，还要戴上假指甲。那时候，杭州冬天没有暖气，夏天也没有空调，胶布粘在手上很受苦，摘掉后手指上都是一道道的印子。”在学习了一年之后，吴蛮才开始慢慢爱上了这件乐器。
“琵琶这件乐器也是蛮娇气的，气候变化，乐器会跑音，琴弦也经常会买得不太准确，有时会脱胶，尤其是长途托运。”在一次乘坐全美航空公司的小飞机从费城飞往耶鲁大学所在城市纽黑文的航班上，吴蛮携带琵琶上机，当时行李架上放一件乐器就满了，于是空姐将琵琶放到了机舱前方的一个衣物柜中，尽管再三嘱咐其要小心，但空姐在搬动过程中还是将其摔坏了，“而第二天就是我的音乐会”。当时飞机快要起飞了，机长要求吴蛮要么下飞机，要么回到座位，吴蛮选择了下飞机，给摔坏的琵琶拍了照片放上了Facebook。这下可炸了锅，世界各地包括欧洲、新加坡的音乐家们都开始转发，很多人致电航空公司的服务热线，质问他们怎敢摔坏吴蛮的琵琶，美国的音乐杂志、电视台都做了采访。“我在琵琶摔坏的第二天中午到达纽黑文，晚上就是音乐会，琵琶已经没有了，只好四处去借。”音乐节主办方从一个教学广告上得知，有一个温州来的琵琶老师在当地教学，于是驱车两小时，总算借来了琵琶。
这次事件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大讨论就此展开，而讨论的话题已不仅限于吴蛮的琵琶，更是上升到了音乐家携带乐器乘飞机旅行的重重困难。事发后，航空公司谨慎地询问了很多经纪公司，得知吴蛮是美国艺术家等奖项的获得者，一把琵琶在吴蛮手里的价钱就好比海菲茨手里的小提琴。“后来航空公司主动和我联络，免费让我飞到北京，找到琵琶制作师满师傅。我重新请满师傅订做了一把，最后所有费用都由航空公司承担了。”后来很多音乐家在旅行中遇到乐器损坏的问题都向吴蛮寻求帮助。琵琶给吴蛮带来了运气，带来了一些生活中的小插曲，也带来了很多朋友，“我还是感到很幸运”。
迈出“跨界”的那一步
有时，思维的定式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改变。人们会问吴蛮：“作为民乐演奏家，你为何会考虑去美国发展？”也许是时候跟着吴蛮的回答转换一下提问的思路了。“你要问为什么做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的人不能出国。我的回答是，越是传统的艺术越要出国，这样你才能看到传统的价值在哪里，才能珍惜你现在有的传统。”当年只身赴美的吴蛮只有一个初衷，就是想去看看世界。“因为我不知道传统接下去该怎么走，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遇到的问题一样。”
2007年10月12日晚，我坐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观众席里，第一次现场感受了誉满全球的马友友“丝绸之路”合奏团带来的巨大冲击力。那晚的返场曲，合奏团的音乐家们顺次走到立式麦克风前，一人一句即兴哼唱，短短几分钟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吴蛮那句中国味道浓厚的“嘚嘚咦嘚咦嘚嘚”。
作为“丝绸之路”的开创成员之一，早在1998年它正式宣布成立前，吴蛮就和马友友在一起“运筹帷幄”了。“那时我和马先生的家都在波士顿，自然而然地，我们通过很多共同朋友的介绍开始了合作。”当时正逢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受克林顿夫妇邀请访问美国白宫，吴蛮和马友友在国宴上演奏了一曲琵琶和大提琴的二重奏。“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之后便开始探讨“丝绸之路”项目的可行性，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将近二十年。”他们的想法就是要达成一种共同的理念和目的，寻找音乐的根源，不管东方、西方、南方还是北方，其实全世界的音乐都是相通的，把这些理念组合起来，就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
跨界音乐是吴蛮在美国多年间一直用心在做的事。“我觉得在西方的环境里，琵琶演奏家在九十年代初期做独奏是很困难的。我也做了很多独奏，发现独奏的效果不大，人家就是看看热闹，然后说不错、很厉害，这个就叫作琵琶。但他们可能离开音乐厅两个小时吃完饭就已经忘掉了，并没有从艺术上尊敬你。”于是，吴蛮下决心要通过合作，让人真正感受到琵琶的传统和特点。“在纽约并不是只有你和我合作或是我和你合作，而是全部的音乐家在一起合作。音乐家们都在寻找一种理念和一些不同的、多元的东西。”开始跨界是自然使然，吴蛮该算是开这一先河的第一位中国人。“我1990年到美国时，那儿已经有很多传统音乐家了，但他们大部分做的都是独奏，而我走了另一条路，是我自己想走的一条路，对我来说很合适。” 中国音乐与传统乐器的突围
我对吴蛮的了解，来自作曲家谭盾的《鬼戏》DVD，和上海四重奏第二小提琴蒋逸文老师日常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多段巡演花絮小视频。
“录制谭盾《鬼戏》是在1998年，当时我刚生完孩子，脸胖嘟嘟的。”谭盾是吴蛮在中央音乐学院高年级时的同学，也是吴蛮很早就在美国开始合作的音乐家，两人在理念上一拍即合。在《鬼戏》之前，吴蛮曾与著名的克罗诺斯四重奏（Kronos Quartet）合作过作曲家周龙的作品《魂》，演出效果非常好，他们彼此之间很有默契，都觉得应该继续合作。“所以我和克罗诺斯四重奏决定再做一个作品，我就推荐了谭盾。谭盾的东西有他自己的特点，一听就是他的作品。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懂得舞台表演的作曲家，他自己以前拉琴，在写东西时就会考虑到舞台上的效果，观众会有什么反应，不像很多作曲家闷头在钢琴上写，全部抒情在纸上了。”
与克罗诺斯四重奏的合作直到现在还进行着，而吴蛮与另外一组四重奏——上海四重奏的合作，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上海四重奏里有两位是我的同学，第二小提琴蒋逸文和中提琴李宏纲。我们做了场主题为‘中国古典和现代音乐’（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Music）的音乐会，请作曲家赵麟根据赵季平老师的《大红灯笼》《大宅门》等电影音乐中比较脍炙人口的曲调，为我们编排了一些作品。”至今，吴蛮已经与上海四重奏巡演了三十多场音乐会。“和他们合作，感觉就像是中学同学的重聚，很亲切。”
几乎所有活跃在国际乐坛的华裔作曲家，吴蛮都有过合作。作曲家陈怡在1992年为吴蛮创作了《点》（The Points）。“现在这首作品已经变成了国内琵琶教学大纲里的必弹曲目，也是琵琶比赛必弹的现代作品。”陈怡的先生周龙为琵琶和四重奏写过作品，盛宗亮先生为吴蛮写过作品，叶小纲写过琵琶协奏曲。
菲利普·格拉斯、卢·哈瑞森（Lou Harrison）、马友友、伊曼纽尔·艾克斯、尤里·巴什梅特、林昭亮……与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音乐大师合作并得到美国和国际主流音乐界的认可，吴蛮为琵琶这件中国传统乐器的发展开拓了一条难能可贵、与众不同的新路。这条路不会从最初就是坦途，我无法想象这一路的坎坷和羁绊，她又是如何一次次披荆斩棘的。“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思想上的，中国音乐家的思想往往约束在一个模式里。我经常说，如果你换位思考、重新思考，很多问题反过来问一下，马上一点就开。但有时思维往往出不去，一来就说，你要弹琵琶就得弹琵琶，并没有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弹，我为什么要做音乐家，我想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给这个乐器带来什么。很多演奏家并没有考虑具体演奏之外的其他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就算了，我觉得未来对音乐家、年轻一代人的要求，并不仅仅是演奏，很多事情你都要看到。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事情发生，那么多的多元文化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的思路要开。只要打开思路，很多事情便可以迎刃而解。”
不同凡响的大师课
在繁忙的演出之余，吴蛮无暇专职教学。“我很多在国外的同学，都是一个礼拜教四节课。我没有时间教学，但我会去一些学校上大课，面对的都是美国学生，很多都是非音乐专业的。我会向他们介绍一些中国音乐、琵琶音乐。”吴蛮每次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演出，学校都会请她去讲学。她还记得第一次去讲课时被吓了一跳，大礼堂里黑压压的一片，五百多个学生都不是音乐专业的，而是综合大学里各年级的学生。”
有一个叫Henry的美国男孩子，八岁时在纽约听了吴蛮的演奏，要求妈妈带他到后台找到吴蛮。Henry的妈妈对吴蛮说：“他想跟你学琵琶。”吴蛮看着面前这个一头金发的小男孩，问他：“你真的要学吗？琵琶太难了，你坐得住吗？”Henry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使劲点头，他妈妈悄悄告诉吴蛮：“其实他就是想见到你，他爱上你了。”从此，Henry成了吴蛮的学生。Henry家住在康州，在吴蛮来纽约、波士顿演出的空闲时间，Henry的父母就开着车送他去找吴蛮上课。后来吴蛮搬到了加州，就远程录视频放在网上，给Henry讲一讲。“他基本属于自学，我去纽约和波士顿住的旅馆他都走遍了，只要我去，他就过来上课。”
Henry的琵琶弹到了《十面埋伏》的水平，大学考进了布朗大学。他在学校里很活跃，参加了乐队，还去报社做编辑。“他大学二年级时，我有一次在纽约的音乐会他来了，跟我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他已经在大学里学了两年中文了。”2016年5月，Henry毕业了，9月他将去杭州工业大学教英文。“很多事情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我是杭州人，他到杭州教书，我想他以后会成为外交官。”由此看来，学习琵琶的意义，并不在于要成为琵琶演奏家，而是通过这件乐器来了解中国文化。“这就是所谓的让中国音乐走出去。”
琵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年轻人，Henry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琵琶给予他们的，是音乐人类学的广阔视野。“我想让他们知道，世界上除了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除了古典音乐、钢琴以外，还有很多其他乐器，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吴蛮常常在音乐会之前的PreTalk上拿着琴上去介绍说：“我今天来是想告诉大家，中国人不是只会弹钢琴，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每当此时，所有观众都会报以由衷的掌声。
常年在美国，吴蛮也会关注国内的琵琶教育和中国的琵琶学生。“艺术院校孩子的优势是，这么多年都在学一门乐器，基本功是很坚实的，但缺乏的是视野以及音乐背后的其他知识，这种东西有时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需要你自己去实践、去经历的。”吴蛮认为，学乐器不一定要成为音乐家。“就像我儿子学钢琴，从六岁学到十八岁，很多大的协奏曲他都有所涉猎，但选择大学专业时，他并没有选择音乐，这是很正常的。学音乐会令他对很多文化的东西很敏感，他可以去学其他人文专业，这些都是贯通的。我希望国内也可以有这样的观念，学音乐是学习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另外，就像学习任何学科一样，需要坚持。而这种坚持对于学习其他任何学科都会有所帮助。” 演奏家的创作与再创作
2016年7月，吴蛮再一次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了两部琵琶与弦乐队的协奏曲。其中一部是根据谭盾的《鬼戏》改编而成的，另一部是美国作曲家卢·哈瑞森1997年写给吴蛮并由吴蛮首演、录音的琵琶协奏曲，芝加哥交响乐团还曾因对这部作品的演释而获得格莱美最佳演奏奖提名。“这部作品是在国外演出最多的，至今只有我一个人演过。这首美国人写的琵琶协奏曲和所有的中国琵琶作品都不一样，巨难，但音符却很简单。”音乐会在曲目安排和形式上很有意思，在传统部分，吴蛮邀请华阴老腔从陕西来京，和她一起演出一些皮影，“我想在台上玩一下，这样比较多彩”。华阴老腔本身就有弹拨乐器，吴蛮把一些板胡段落拿到琵琶上来演奏，“玩”得很开心。
吴蛮会参与到作曲家的创作过程中去，比如一些琵琶协奏曲，有时拿到谱子，上面除了音符什么都没有，很多轮指、推拉吟揉等都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像卢·哈瑞森的协奏曲，写完之后你要在钢琴上弹也可以，在小提琴上拉也可以，几乎所有乐器都能演奏。作曲家就告诉我，你自己去把它变成琵琶的曲子吧。”所以很多作品可以说都是吴蛮自己的再创作，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她会一路地引导，告诉作曲家她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她提到与菲利普·格拉斯的愉快合作：“其实越有名气的作曲家反倒越谦虚。他给我写了一个琵琶的小协奏曲，是为希腊雅典奥运会而写的。我去了他家，他在钢琴上弹，我在琵琶上试，然后说‘你这里不行，没有琵琶的特色’，他说‘那你自己改吧’。我们都是商量着来的，彼此之间非常信任。”
吴蛮也时常自己创作一些作品。她平时会做很多即兴演奏，有时把即兴演奏记下来，就变成了独奏。比如《静夜思》，素材都是来自敦煌琵琶和一些古老的、早期的琵琶资料。“我想为琵琶寻寻根，我觉得现在的琵琶音域有些偏高了，这个乐器本身是中音乐器，所以我想把它拽回来一点。”吴蛮希望通过对一些古老的乐谱、文献的研究，把它们还原演奏，用自己的理解，把琵琶的精髓展现出来。她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演出过一次《静夜思》，商学院的院长听完吴蛮的演奏后，上前激动地对她说：“西洋音乐我听，各国传统音乐我也听，你这段独奏是我听过的最抓人、最揪心的音乐。”活动结束后，马友友也称赞她今天发挥得非常精致、美妙。她做到了，琵琶不只可以单纯快速地炫技，更是一件有着深刻内涵的乐器。
音乐自然是吴蛮心心念念的事业，而在音乐之外，吴蛮也有很多爱好。她喜欢听音乐，喜欢与女性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喝茶。因为父亲是画家，吴蛮从小在画院里长大，对绘画很有感觉，现在有空时还会涂几笔。吴蛮是个很全面、很能干的人。“在家里打扫卫生我从来不请人，都是自己来做。我妈经常和我先生说，你看你那么有福气讨了吴蛮，有才也不娇气，不给你花钱还给你挣钱。真的，什么戒指、金银珠宝，我从来都不要，我自己就是一张名片，我干嘛还要背那些名牌包呢？”所以，她常开玩笑和家人讲：“你们多有福气呀！”
我想，不仅仅是她的家人，她的琵琶也是有福气的。虽然吴蛮说自己与琵琶之间的关系是“又爱又恨”，但我断定其中的“爱”是能够远远超越那些微不足道的“恨”的。“我从小就和琵琶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是爱人、情人的关系，好的时候挺好的，不好的时候真的见了就烦，尤其是长途旅行演出，每次结束回到家，我就把琵琶放在旁边一个礼拜，碰都不碰它。然而当我再次拿起琵琶时，总会有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感觉，就又爱上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