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母亲来到我在洛杉矶的家，我高兴极了。一边张罗晚餐，一边与母亲聊天。母亲突然长叹一声说，“你姐姐斯蒂法妮不久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了。”她的话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担忧和恐惧。今年才30岁的姐姐一直患有神经性红斑狼疮病。这种病使她的免疫系统、部分器官和组织受到破坏。我知道，姐姐的肾脏正受到严重损害。但究竟是做移植手术好还是药物治疗好，我们都不得而知。
　　姐姐住在休斯敦，我住在洛杉矶。我们相距甚远，关于她的病情，我总是最后知道。现在，姐姐的肾脏正在艰难地工作，靠它排泄人体的代谢废物，已到了让人揪心的地步。她的病总是影响着我们全家。她的体质太弱了，与过去相比，她的体重又降了20磅。她成天疲惫不堪，不得不放弃工作。姐姐已在医院登记，准备做肾移植手术，但要找到与她相匹配的肾脏却很难。截至1998年6月，美国已有1.2万名患者做过肾脏移植手术，但仍有4万名患者正等着上手术台。在美国由于同种血型的肾脏的捐赠者太少，姐姐只能在死神的威胁中翘首等待仁慈使者的到来。母亲因患有高血压不能捐献肾脏，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惟一能为姐姐捐献肾脏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得尽快作出决定，因为姐姐若在一年内不做手术，那么她的肾就可能完全衰竭，生命就危在旦夕。虽然现代医疗技术能够用体外机械仪器替代肾脏，但病人得每周至少接受12小时的治疗。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妈妈要我好好考虑。我明白，除了我能帮助姐姐外，别无选择。我必须帮助姐姐，虽然我们长大后各奔前程，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我们是同胞姐妹，我们曾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度过幸福的童年。我13岁那年，15岁的姐姐患了重感冒。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感冒引起肺炎，全身长满红斑。姐姐的肺炎治好后，红斑却再也没有消失过。医生把她介绍到德州的一家大医院治疗。那时，医疗技术很落后，红斑狼疮这种病鲜为人知，所以很难诊断，几乎无法治疗。姐姐不得不出院回家。我到医院接姐姐时，知道这种情况，我伤心得哭了起来。
　　回到家后，妈妈要我坐在她的身旁，难过地对我说，“简妮弗，医生救不了姐姐的命。”我紧紧盯着母亲的眼睛，她的话我感到很陌生，我不相信母亲说的是事实。最后，母亲问我，“简妮弗，你到底明白我的话吗？”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最后，我也开始哭起来。这时，妈妈告诉我，姐姐已处于昏迷状态。心爱的女儿即将撒手人寰，作母亲的却眼睁睁地看着，想不出一点儿办法，世上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母亲声音颤抖，竟忍不住抽泣起来。
　　几天后，姐姐在医生的精心照料下奇迹般地醒过来了，但她仍精神恍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说。母亲、继父和我都很着急。
　　医生给姐姐注射了抗生素后，病情却更加严重。很明显，抗生素不管用！这时，医生才怀疑姐姐患的是红斑狼疮病。幸运的是，从休斯敦来了一位红斑狼疮病专家。他很快把姐姐转往德州一家设备齐全的大医院治疗。这样，姐姐的病情才得到了控制。
　　只有那时，我才对红斑狼疮病有了了解。这种病多发于15至45岁的女性，没有特效药，却能致命。它使人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从而直接损害皮肤、血液、关节，引起极度的疲劳和全身红斑。大约有50%患者的肾脏受到严重损害，红斑狼疮还能直接引发心脏病、肺病和神经病。
　　经过第一次治疗后，姐姐似乎好一点。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但在姐姐接受治疗的三周里，我就有一种失落感。我们不能在一起玩了。我当时才13岁，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最好的朋友离去了。从那时起，她的病情就一直成为困扰我们家的难题。由于我很小，妈妈经常不告诉我姐姐的病情，免得我担惊受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姐姐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姐姐上大学后，我们只能在电话里交谈。长大后姐姐和我仍相敬如宾，但相互间的了解却越来越少。随后，姐姐与她的男友，大学同窗迪姆结了婚。迪姆刚从大学毕业，在德州的一所中学任教。而我仍单身，住在洛杉矶，在一家电影制片厂当接待员，时常也参加制片。姐姐成了共和党成员，而我却成了民主党成员。她每周一次上教堂做礼拜，而我隔几年也难去教堂一次。虽然我们相距遥远，差别很大，但我仍然深爱着她，因为她是我惟一的亲姐姐。我当然知道，必要时，我会义不容辞地向姐姐捐献自己的肾脏。
　　妈妈告诉我这件事后，姐姐也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考虑这事。她说，她的心情很难过，让妹妹捐献自己的肾脏，这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电话里，她的声音很微弱，似乎很疲乏，她已完全不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又说又笑，充满活力的姐姐了。虽然，她明白我会同意捐献肾脏，但她却不愿意让我感到心理压力。在姐姐、妈妈和我的男友鲍布的敦促下，我花了两周时间专门研究有关肾移植的书籍。姐姐的医生也寄来了很多有关肾移植的资料。我在互联网上寻找有关器官移植的信息。随后我明白了，肾移植对移植方危险并不大。只是，经移植后，我只剩下一个肾了，这意味着我将永远告别重体力活动。我当然不会被这一问题吓倒。我不愿意失去亲爱的姐姐，这是我已坚定的信念。我还在互联网上看到了肾移植的场面、术后的伤痕和图片等。
　　
　　
　　
　　通过朋友，我认识了一名叫莎拉的与我同年的女人，几年前，她把自己的肾捐献给了她的姐姐。现在，她活得很好，很愉快。两周过去了，我给姐姐打电话说，“我准备接受体检。”虽然姐姐一再要我充分考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在洛杉矶的医院接受了器官和血液检查。随后，我又接受了包括肾脏在内的多项检查。结果证明，我和姐姐的肾脏是能够相互匹配的。
　　接下来，我和姐姐增加了电话联系。我们一起讨论测试结果、我们的希望和我的心情。但一谈到我们姐妹俩共同与顽症作斗争时，我们都很激动。当我在接受检查期间感受到不适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了姐姐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是怎样地在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最后，医生决定在1998年10月2日把我左侧的肾移植到姐姐体内。为此，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告别肾脏聚会”，邀请我的朋友同事参加。许多人都预祝我成功。随后，我满怀信心地飞往德克萨斯州。我下飞机看到姐姐的第一眼时，我差点哭了起来，我紧紧地拥抱姐姐，因为姐姐实在是太消瘦了，一张灰白的脸让人难受极了，但姐姐却仍然那样镇静自若。我真佩服她！
　　在我俩双双被推进手术室前，我和姐姐深情地握了握手。在同一天，医生把我的左肾移植到了姐姐的体内。醒来时，我首先听到的话是，“一切都很成功。你的肾已在姐姐的体内工作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我的伤口隐隐作痛，可医生却要我坐起来。我很害怕看伤口，因为我怕伤口很大。在进入手术室前，我递给护士一张我和姐姐小时候合拍的相片，要她在姐姐出来后转交给她。我在上面写了两句话，“一娘胞妹，地久天长！”可我没料到，这个护士也交给我一份小礼物：我的左肾照片！是姐姐请医生拍下的！手术后的第三天，我才见到她。实际上，姐姐的康复比我还要快。没等我醒过来，她就到我房间里来看我了。医生说，我的肾脏在姐姐的体内工作得比预期要好。我第一眼看见姐姐时，我发现她已变成了一个新人。她的脸上出现了红晕，眼光炯炯有神，精神饱满。5天后，我们双双出了院。刚出医院大门，我就捞起衣服看我自己的伤口，只见一根红红的细线从左腹上方划过。伤口要比我想象的小得多。我和姐姐在休斯敦她的家中一起度过了三周时间。我们一起比较伤口的大小，一起回顾幸福的童年，一起做饭，一起做起了当母亲的美梦。
　　经医生同意，我很快离开德州，返回我的工作岗位。自那以后，我和姐姐更加亲近。每周我们都要打电话相互问候。我们共同谈论问题，交流思想。姐姐说，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我却感到，姐姐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幸运！
　　目前，我左腹的伤痕就像在英特网上看到的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难堪，相反，我用自己的左肾救了姐姐的命，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我很愿意向将要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和将要成为未来的器官捐赠者宣布，我已圆了自己的梦想。实话告诉你们，1999年夏季，我已登记注册当了专业护士。我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身边的患者，许多疾病都需要做手术，这并不可怕。我以前很怕见伤痕，但现在再也无所畏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