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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7日，冯国东去世10周年，在北京建外外交公寓举行了缅怀冯国东追思会，这个地方在上世纪曾是地下文艺最为活跃的地方。编剧、导演、作家、摇滚乐等各色人等在这里都演绎过不同的故事。栗宪庭、袁佐、马克鲁、冯良鸿、张伟、刘是、马树青、毛栗子、冯兮、徐亮、蕺大卫等20多人畅谈冯国东的为人和艺术，感慨万千。历史虽然奔腾，但人物、艺术精神依旧。
冯国东作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态度和艺术感悟始终是后来者的榜样。从他最早的绘画作品《自在者》到一批憾人心灵的木雕作品无不透露出一位艺术圣徒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和信念的力量。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许多大师的的传记和作品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耀得惊惶失措，自愧难如。冷静下来——品读大师的故事。从坚韧的恪守和孤诣的厌倦中苏醒过来，我们会开始去追求热烈的自然生命之外的人格、精神的诸多列项。
适值“85”美术新潮30周年，我们摘发了刘新先生撰写的追忆冯国东先生的文章，以期共忆那段狂飙突进时代艺术家个体在自由状态下迸发出的人文曙光。
我与冯国东不熟，但知道他是比“八五”还早的先锋人物。2005年1月我去北京宋庄，得艺术家马越的引见，去了冯国栋住在小杨各庄的低矮砖屋。那天，天格外冷，冯国栋与两位朋友在喝酒，他太太在厨房里下着饺子。屋子里拥塞得很，却暖腾腾的。平日里，宋庄艺术家都管他叫老冯，我也随着这么叫。再说前不久他刚卖了画，而且金额还不错，这种高兴劲一直挂到现在的脸上。尽管他老说，20年不卖画，没想到一卖卖这么大。但依我看到的他的举止与环境，与这一收获没有多大关系，他不是一个为了钱而喜欢艺术的人。的确，他及他的工作环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粗烈与执着，我还真的从未见过这么草根性的爱艺术的猛汉子。我由此提出对这一切想拍些照片的要求。他答应得很豪爽，任我拍去，不加指点，也不跟着看个究竟。打那以后，我没再跟老冯联系，倒是因看2003年第7期《新周刊》，有感想写点以宋庄艺术现象或艺术家为题的文章，没想年底就听马越讲，老冯在12月病故了。这消息完全出乎我意料，因为他身子骨的猛烈与性格的开朗是不会与死连在一起的。但冷静后细想，他长期的贫穷、边缘、喝酒及粗糙的用功谋生，多少也会是这个结局。说实在的，《新周刊》2003年第7期上登载的老冯的那张脸，是够苦涩、沧桑的，怎么看都不会舒服。但熟悉他以后，再看，那中间蕴含着的坚韧、不屈还是蛮动人的。用俗话说，冯国东是条汉子，是爷们儿。他一生坎坷，大部分日子生活在为温饱苦斗的底线上，但他从没有为此低过头，更没有影响他对艺术创作的喜爱与疯狂追求。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画家，恐怕很多人都还能记得他在1981年第2期《美术》上发表的那篇《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的文章，从这篇谈自己的创作与心路历程的文章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在工厂（北京帆布厂）当扫地工人的业余油画家冯国东，还知道他连续参加了三届（1978年—1980年）北京油画研究会的展览，其中文章提到的这件大画（自在者）就发表在这一期的《美术》杂志上，实在说，是着实令当时的油画界耳目一新。要知道，这毕竟是刚刚解冻的中国油画界看到的最前卫最古怪的中国油画。前面提到的他卖画的那档子事，其中就有这一幅。自1981年到现在，这张大画就一直挂在老冯的屋里，20年后却给识货的人买走了，看来80年代的美术已引起藏家注意。这张画以红、黄、蓝为基调，一些类似于立方体的积木造型组成了两条台阶，中间穿插地堆放着几块磐石般的立方体，背景一排卯隼的木构形象，在台阶和磐石上活跃着很多造型古怪的人，说是外星人或阴间鬼影皆可，反正不是地球人。整个情景像是天堂，或是地府中采烈的一幕，当然，这是人们在这般怪诞的世界里得到的直觉想象。冯国东自己对《自在者》有过这样的解读：“是过去、现在、将来朦胧模糊的统一体；又是数种感觉交织而神秘莫测的混合幻影。所以把它理解为一群在‘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含恨幽灵；也可以理解成一些在十年天灾里由于心灵的摧残和精神禁锢而变得扭曲了的形象。可以看成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未出现的绝对自由者……
时过境迁，现在重读这段话，其中的意味似乎比过去读时更清晰，更有可把握的东西。冯国东出道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在野画会、画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也刚刚恢复，一批刚进入校门的高校新青年的正规军尚未走向画坛，于是，一些插队知识青年，或回城待业或在工厂做工的青年成为社会关注的一群激进的艺术分子，“星星画展”多数成员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冯国东参加的则是另一个大多由专业画家、教师组成的“北京油画研究会”。成员有靳尚谊、袁运生、庞钧、钟鸣、权正杯、叶武林、朱乃正、杨燕屏、曹达立、阎振铎、汲成、富源、詹建俊、刘秉江等。他们的前身是1979年的“北京新春画展”，这届画展即是中国打破评选制度和政治意识而自由送画、结社的先例之一。为此，江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这篇短文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美术的破冰之言了。这一次画展上，冯国栋有《农家小院》参展，朴实清新之风，引起普遍的注意。也由此算是入了道。他们与北京的“星星画展”、“同代人”画展及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共同构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美术复苏期的先锋力量。无疑，冯国东在这股力量中还是引人注意的，《美术》和《新华文摘》杂志在这方面起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华文摘》发表了那幅扫帚飞满天的《自画像》（1979年）。1981年第2期《美术》不仅用大量篇幅登载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五篇评论“油研会”第三回展的文章，配发了10幅油画作品，同时还发表了两位先锋画家冯国东、钟鸣的文章与作品。其中对于“看不懂”和“自我表现”话题争论的作品，恐怕针对的即是钟鸣的油画《他就是他自己——萨特》和冯国东的油画《自在者》，于是才有《美术》杂志的编辑约请了《从画萨特说起——谈绘画中的自我表现》（钟鸣）与《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冯国东）两篇文章的发表。两篇文章均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艺术思想，那就是画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审美理念和自己的生存状态，无须以群众看懂与否为标准。这在今天听起来再正常不过的理论，在当时却是非常稀有、新鲜的声音，毕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艺术作品是政治宣传的用器，为人民服务，为人们喜闻乐见是画家作画必须遵守的定律。这会儿突然有人公开打出“自我表现”的旗帜，画出一些在形式、造型，甚至观念上都悖于“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现代派”作品，顿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此时又恰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节，因而文学家冯牧先生在1979年第二回油研会的展览座谈会上就以冯国东为例，说了这样的意见：“这个展览会上使我感到，人民群众中有人才，到处有人才。但如果没有真正热心的人去关心人才，人才会自生自灭，没有扶植，人才往往会生存不下去的。你不去关心他，那个人才将会永远在那里扫地，而不是用画笔扫画布……”（《为油画创作说几句话》，载《美术研究》1980年第1期）唉，那年头，一种形式的先锋姿态，不是孤立的、圈子性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它引起的关注不仅仅是美术界。于是，给“星星美展”写文章作正面肯定的是冯亦代，参加油画研究会画展座谈会的是冯牧，其社会影响与现在很不一样。
冯国东在《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文章中很伤感的叙述了自己学艺苦斗的境况，诸如拆床单、衣裤做画布，变卖家什买颜料等等。文末说自己“因为请假和旷工太多，我将被工厂解雇，从此，我可以不必去为‘笤帚’和‘画笔’不能统一的难题再去伤脑筋了，但，我得另谋生路……”2005年1月我访问老冯的那一次，出于好奇，我特意看了他早期油画的背面，的确，画布是用旧裤子拆开后缝接起来的。那会儿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体制外”一说，不像现在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辞掉公职，在体制外这块自由的空间里做着自己开心的事业。因此，迷于画画而被单位视为无用而不得不离开有衣食保障的单位的冯国东，对家人、自己都是一件大事。随后的谋生艰辛可想而知，但其中的涩味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体味。所以，油画研究会之后的冯国东在中国“正规军”不断增加的画坛上消失了。干什么去了呢？媒体不再有报道。画萨特的那位钟鸣去了英国，“星星美展”的成员也大多流散国外，这些没有科班背景又“自由散漫”的先锋艺术家很自然地选择了体制外的艺途归宿。冯国东也不例外。据2000年第8期的《旅行家》刊载的《扫帚大叔冯国东》（马玉/文）介绍，“他曾帮人做过彩车，也曾‘跟戏’当美工……还做了几年古董生意”。而且这古董商的生活，还不全是买卖，他喜好将买来的各种大小旧器拆拆装装，改成各种古怪有趣的造型，至于他现在对外彰名的木雕艺术是不是由此缘起，我不知道。但油画之后的冯国东租农家小屋做木雕直到现在却是事实。不过作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亲历者，我对冯国东在油画研究会的三回展览中相继展出的《广军像》、《自画像》（原名《命运》）和《自在者》还是久难忘怀的。大概前几年，冯国东进住北京著名的通县宋庄小杨各庄，是宋庄前卫队伍里极少数一二位带有“文革”背景的自由艺术家之。从1977年就开始以激进姿态进击艺术的冯国东，经20余年的风雨砺练，其心绪已退去肝火，似乎入了“大隐于市”的境界，懂得了本份的含义。在零乱的工作室中，那些各种好玩有趣、充满智性情韵的木雕、木构艺术，就是他每天日出而做的“本份”的诠释，同时也证明了他对创造对艺术的疯狂依旧如故。事实上，这些手工作品卖不了多少钱，不能与宋庄的那些画油画、盖大房子的小兄弟们相比。但冯国栋对此倒是显得很从容，他在“世艺网”上有一段夫子自道，说自己是染上了一种搞艺术的瘾，而且“无数年过去了，如今已是半百有余，艺术瘾仍戒不了，反而越发地有增无减”。我在他的工作室里，就看到有半个屋子的地面、架子上，堆满了木雕和他那些好玩的装置。另一角则有画完和未画完的油画。看了2003年第7期（总152期）《新周刊》那一栏目，专门报道“二手”文化的，其中也把冯国东装置着老挂钟、老电话等物件的木构作品，当作了“二手”艺术收入此栏目中，弄得冯国东很不高兴，并极力纠正说“这怎么叫‘二手’呢，这明明是我的原创嘛”。的确，编辑对“二手”文化的这种粗糙定义完全走样，就如同把装置艺术定为“二手”文化会引起众怒、也不合适一样，无异于削去了冯国东木雕木构艺术的一层价值。难怪冯国栋会不开心呢。不过，冯国东弄木雕的确面临着自身突围的问题。再怎么说，非洲黑人木雕艺术对中国的木雕创作者有着不小的杀伤力，民间的根艺艺术又是一大陷井，学院派的木雕也是一道挑战的坎。所以在冯国东打制的很多木雕作品中，我倒感兴趣那种可称之为木构艺术的装置着很多附属零件的作品，另外，再能引起我兴趣的就是那些久违了的油画。冯国东病重时，粟宪庭等人就赶着为他办一个展览（这即是他平生第一次个人艺术展），原定开展时间是12月15日，但因病危加速，开展时间提前到7日。没想到恰是这一天晚上，冯国东病逝，这样一个展览成了老冯的祭展。老冯是1948年生人，终究没有越过甲子。现在为老冯半辈子生命执着与苦恋的艺术，也为老冯的死而写这么一篇文章，我就想起1936年病逝的油画家张弦及傅雷为他写的一篇文章①，中国好多艺术家在社会的位子，我以为是应了傅先生的怨言的。
在这里，我很愿意将这篇文章开篇的一段文字（尽管有点长）照录如下，算是结尾吧：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从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从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的坎坷与不幸使自己的不幸得到同情，而是因为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于是我们心灵的深处时刻崇奉着我们最钦仰的偶像，当我们周遭的污浊使我们窒息欲死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冥想搜索我们的偶像的生涯和遭际，用他们殉道史中的血痕作为我们艺程中的鞭策。有时为了使我们感戴忆想的观念明锐起见，不惜用许多形式上的动作来纪念他们，揄扬他们。但是那些可敬而又不幸的人们毕竟是死了！一切的纪念和揄扬对于死者都属虚无飘渺，人们在享受那些遗惠的时候，才想到应当给与那些可怜的人一些酬报，可是已经太晚了。
冯国东作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态度和艺术感悟始终是后来者的榜样。从他最早的绘画作品《自在者》到一批憾人心灵的木雕作品无不透露出一位艺术圣徒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和信念的力量。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许多大师的的传记和作品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耀得惊惶失措，自愧难如。冷静下来——品读大师的故事。从坚韧的恪守和孤诣的厌倦中苏醒过来，我们会开始去追求热烈的自然生命之外的人格、精神的诸多列项。
适值“85”美术新潮30周年，我们摘发了刘新先生撰写的追忆冯国东先生的文章，以期共忆那段狂飙突进时代艺术家个体在自由状态下迸发出的人文曙光。
我与冯国东不熟，但知道他是比“八五”还早的先锋人物。2005年1月我去北京宋庄，得艺术家马越的引见，去了冯国栋住在小杨各庄的低矮砖屋。那天，天格外冷，冯国栋与两位朋友在喝酒，他太太在厨房里下着饺子。屋子里拥塞得很，却暖腾腾的。平日里，宋庄艺术家都管他叫老冯，我也随着这么叫。再说前不久他刚卖了画，而且金额还不错，这种高兴劲一直挂到现在的脸上。尽管他老说，20年不卖画，没想到一卖卖这么大。但依我看到的他的举止与环境，与这一收获没有多大关系，他不是一个为了钱而喜欢艺术的人。的确，他及他的工作环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粗烈与执着，我还真的从未见过这么草根性的爱艺术的猛汉子。我由此提出对这一切想拍些照片的要求。他答应得很豪爽，任我拍去，不加指点，也不跟着看个究竟。打那以后，我没再跟老冯联系，倒是因看2003年第7期《新周刊》，有感想写点以宋庄艺术现象或艺术家为题的文章，没想年底就听马越讲，老冯在12月病故了。这消息完全出乎我意料，因为他身子骨的猛烈与性格的开朗是不会与死连在一起的。但冷静后细想，他长期的贫穷、边缘、喝酒及粗糙的用功谋生，多少也会是这个结局。说实在的，《新周刊》2003年第7期上登载的老冯的那张脸，是够苦涩、沧桑的，怎么看都不会舒服。但熟悉他以后，再看，那中间蕴含着的坚韧、不屈还是蛮动人的。用俗话说，冯国东是条汉子，是爷们儿。他一生坎坷，大部分日子生活在为温饱苦斗的底线上，但他从没有为此低过头，更没有影响他对艺术创作的喜爱与疯狂追求。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画家，恐怕很多人都还能记得他在1981年第2期《美术》上发表的那篇《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的文章，从这篇谈自己的创作与心路历程的文章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在工厂（北京帆布厂）当扫地工人的业余油画家冯国东，还知道他连续参加了三届（1978年—1980年）北京油画研究会的展览，其中文章提到的这件大画（自在者）就发表在这一期的《美术》杂志上，实在说，是着实令当时的油画界耳目一新。要知道，这毕竟是刚刚解冻的中国油画界看到的最前卫最古怪的中国油画。前面提到的他卖画的那档子事，其中就有这一幅。自1981年到现在，这张大画就一直挂在老冯的屋里，20年后却给识货的人买走了，看来80年代的美术已引起藏家注意。这张画以红、黄、蓝为基调，一些类似于立方体的积木造型组成了两条台阶，中间穿插地堆放着几块磐石般的立方体，背景一排卯隼的木构形象，在台阶和磐石上活跃着很多造型古怪的人，说是外星人或阴间鬼影皆可，反正不是地球人。整个情景像是天堂，或是地府中采烈的一幕，当然，这是人们在这般怪诞的世界里得到的直觉想象。冯国东自己对《自在者》有过这样的解读：“是过去、现在、将来朦胧模糊的统一体；又是数种感觉交织而神秘莫测的混合幻影。所以把它理解为一群在‘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含恨幽灵；也可以理解成一些在十年天灾里由于心灵的摧残和精神禁锢而变得扭曲了的形象。可以看成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未出现的绝对自由者……
时过境迁，现在重读这段话，其中的意味似乎比过去读时更清晰，更有可把握的东西。冯国东出道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在野画会、画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也刚刚恢复，一批刚进入校门的高校新青年的正规军尚未走向画坛，于是，一些插队知识青年，或回城待业或在工厂做工的青年成为社会关注的一群激进的艺术分子，“星星画展”多数成员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冯国东参加的则是另一个大多由专业画家、教师组成的“北京油画研究会”。成员有靳尚谊、袁运生、庞钧、钟鸣、权正杯、叶武林、朱乃正、杨燕屏、曹达立、阎振铎、汲成、富源、詹建俊、刘秉江等。他们的前身是1979年的“北京新春画展”，这届画展即是中国打破评选制度和政治意识而自由送画、结社的先例之一。为此，江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这篇短文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美术的破冰之言了。这一次画展上，冯国栋有《农家小院》参展，朴实清新之风，引起普遍的注意。也由此算是入了道。他们与北京的“星星画展”、“同代人”画展及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共同构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美术复苏期的先锋力量。无疑，冯国东在这股力量中还是引人注意的，《美术》和《新华文摘》杂志在这方面起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华文摘》发表了那幅扫帚飞满天的《自画像》（1979年）。1981年第2期《美术》不仅用大量篇幅登载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五篇评论“油研会”第三回展的文章，配发了10幅油画作品，同时还发表了两位先锋画家冯国东、钟鸣的文章与作品。其中对于“看不懂”和“自我表现”话题争论的作品，恐怕针对的即是钟鸣的油画《他就是他自己——萨特》和冯国东的油画《自在者》，于是才有《美术》杂志的编辑约请了《从画萨特说起——谈绘画中的自我表现》（钟鸣）与《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冯国东）两篇文章的发表。两篇文章均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艺术思想，那就是画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审美理念和自己的生存状态，无须以群众看懂与否为标准。这在今天听起来再正常不过的理论，在当时却是非常稀有、新鲜的声音，毕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艺术作品是政治宣传的用器，为人民服务，为人们喜闻乐见是画家作画必须遵守的定律。这会儿突然有人公开打出“自我表现”的旗帜，画出一些在形式、造型，甚至观念上都悖于“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现代派”作品，顿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此时又恰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节，因而文学家冯牧先生在1979年第二回油研会的展览座谈会上就以冯国东为例，说了这样的意见：“这个展览会上使我感到，人民群众中有人才，到处有人才。但如果没有真正热心的人去关心人才，人才会自生自灭，没有扶植，人才往往会生存不下去的。你不去关心他，那个人才将会永远在那里扫地，而不是用画笔扫画布……”（《为油画创作说几句话》，载《美术研究》1980年第1期）唉，那年头，一种形式的先锋姿态，不是孤立的、圈子性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它引起的关注不仅仅是美术界。于是，给“星星美展”写文章作正面肯定的是冯亦代，参加油画研究会画展座谈会的是冯牧，其社会影响与现在很不一样。
冯国东在《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文章中很伤感的叙述了自己学艺苦斗的境况，诸如拆床单、衣裤做画布，变卖家什买颜料等等。文末说自己“因为请假和旷工太多，我将被工厂解雇，从此，我可以不必去为‘笤帚’和‘画笔’不能统一的难题再去伤脑筋了，但，我得另谋生路……”2005年1月我访问老冯的那一次，出于好奇，我特意看了他早期油画的背面，的确，画布是用旧裤子拆开后缝接起来的。那会儿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体制外”一说，不像现在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辞掉公职，在体制外这块自由的空间里做着自己开心的事业。因此，迷于画画而被单位视为无用而不得不离开有衣食保障的单位的冯国东，对家人、自己都是一件大事。随后的谋生艰辛可想而知，但其中的涩味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体味。所以，油画研究会之后的冯国东在中国“正规军”不断增加的画坛上消失了。干什么去了呢？媒体不再有报道。画萨特的那位钟鸣去了英国，“星星美展”的成员也大多流散国外，这些没有科班背景又“自由散漫”的先锋艺术家很自然地选择了体制外的艺途归宿。冯国东也不例外。据2000年第8期的《旅行家》刊载的《扫帚大叔冯国东》（马玉/文）介绍，“他曾帮人做过彩车，也曾‘跟戏’当美工……还做了几年古董生意”。而且这古董商的生活，还不全是买卖，他喜好将买来的各种大小旧器拆拆装装，改成各种古怪有趣的造型，至于他现在对外彰名的木雕艺术是不是由此缘起，我不知道。但油画之后的冯国东租农家小屋做木雕直到现在却是事实。不过作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亲历者，我对冯国东在油画研究会的三回展览中相继展出的《广军像》、《自画像》（原名《命运》）和《自在者》还是久难忘怀的。大概前几年，冯国东进住北京著名的通县宋庄小杨各庄，是宋庄前卫队伍里极少数一二位带有“文革”背景的自由艺术家之。从1977年就开始以激进姿态进击艺术的冯国东，经20余年的风雨砺练，其心绪已退去肝火，似乎入了“大隐于市”的境界，懂得了本份的含义。在零乱的工作室中，那些各种好玩有趣、充满智性情韵的木雕、木构艺术，就是他每天日出而做的“本份”的诠释，同时也证明了他对创造对艺术的疯狂依旧如故。事实上，这些手工作品卖不了多少钱，不能与宋庄的那些画油画、盖大房子的小兄弟们相比。但冯国栋对此倒是显得很从容，他在“世艺网”上有一段夫子自道，说自己是染上了一种搞艺术的瘾，而且“无数年过去了，如今已是半百有余，艺术瘾仍戒不了，反而越发地有增无减”。我在他的工作室里，就看到有半个屋子的地面、架子上，堆满了木雕和他那些好玩的装置。另一角则有画完和未画完的油画。看了2003年第7期（总152期）《新周刊》那一栏目，专门报道“二手”文化的，其中也把冯国东装置着老挂钟、老电话等物件的木构作品，当作了“二手”艺术收入此栏目中，弄得冯国东很不高兴，并极力纠正说“这怎么叫‘二手’呢，这明明是我的原创嘛”。的确，编辑对“二手”文化的这种粗糙定义完全走样，就如同把装置艺术定为“二手”文化会引起众怒、也不合适一样，无异于削去了冯国东木雕木构艺术的一层价值。难怪冯国栋会不开心呢。不过，冯国东弄木雕的确面临着自身突围的问题。再怎么说，非洲黑人木雕艺术对中国的木雕创作者有着不小的杀伤力，民间的根艺艺术又是一大陷井，学院派的木雕也是一道挑战的坎。所以在冯国东打制的很多木雕作品中，我倒感兴趣那种可称之为木构艺术的装置着很多附属零件的作品，另外，再能引起我兴趣的就是那些久违了的油画。冯国东病重时，粟宪庭等人就赶着为他办一个展览（这即是他平生第一次个人艺术展），原定开展时间是12月15日，但因病危加速，开展时间提前到7日。没想到恰是这一天晚上，冯国东病逝，这样一个展览成了老冯的祭展。老冯是1948年生人，终究没有越过甲子。现在为老冯半辈子生命执着与苦恋的艺术，也为老冯的死而写这么一篇文章，我就想起1936年病逝的油画家张弦及傅雷为他写的一篇文章①，中国好多艺术家在社会的位子，我以为是应了傅先生的怨言的。
在这里，我很愿意将这篇文章开篇的一段文字（尽管有点长）照录如下，算是结尾吧：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从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从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的坎坷与不幸使自己的不幸得到同情，而是因为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于是我们心灵的深处时刻崇奉着我们最钦仰的偶像，当我们周遭的污浊使我们窒息欲死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冥想搜索我们的偶像的生涯和遭际，用他们殉道史中的血痕作为我们艺程中的鞭策。有时为了使我们感戴忆想的观念明锐起见，不惜用许多形式上的动作来纪念他们，揄扬他们。但是那些可敬而又不幸的人们毕竟是死了！一切的纪念和揄扬对于死者都属虚无飘渺，人们在享受那些遗惠的时候，才想到应当给与那些可怜的人一些酬报，可是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