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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同为胡适所说的那种“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贬也罢，均属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性格内敛，城府幽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好张扬，率性豪迈，倜傥不羁，他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敢于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和天然本色，处处不同凡响。这两人的性情一冷一热，一卑一亢。一个喜欢慢工出细活，一个喜欢快刀斩乱麻。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对外坚决主战。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类型，可谓冰火两重天。
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是一桩引人关注的历史公案。两位一品大臣和多年好友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他们何故失欢？这个问题疑点多多，令人困惑，绝对值得探究。梳理两人多年的交往，他们总共闹过三次明显的不快，均有迹可寻。
三次不快，有迹可循
第一次不快的原因较为简单。左宗棠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亲家，陶家是安化的富户，曾国藩在省城办团练，需要费用，向省内富户劝捐，陶家理应出钱万缗，左宗棠袒护女婿陶桄，抗捐未果，所以两人失和。1857年春，曾麟书病逝，曾国藩未经朝廷准许即弃军回家奔父丧，其后曾国荃亦弃营归乡。左宗棠致信曾国荃，对曾氏兄弟的行为直言批评道：“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曾国藩的心情本就不佳，这封信令他更为恼火，“深忿而不能言”。这可不是小小的不快，而是气愤填膺，连杀人的心都有。左公性格太直爽，容易得罪人。智商极高，情商则为中不溜，对方负气，他也负气，还批评曾公“才短气矜”“乡曲气太重”。
1858年，曾国荃充当信使，将长兄曾国藩的手书带给左宗棠，谈的是近况，流露的是求和的善意。左宗棠固然狂狷耿直，但胸襟并不狭隘，在回信中他作了一番自我检讨，很有诚意。此前，他们只是意气上有所冲犯，原非死疙瘩，信到心到，一解就开，所有不快烟消云散。1860年春夏之交，樊燮案销案不久，曾国藩就向朝廷保荐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可谓一言九鼎。左宗棠只是举人出身，要省略前期的资历铺垫，像这样一步到位，并不容易。左宗棠奉诏练成楚军，开赴江西前线，为湘军大本营保卫“后门”。在江西作战期间，左宗棠与曾国藩的感情最为融洽。在粮饷奇缺的情形下，曾国藩尽可能周济楚军。有一次，他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令人赶制两顶大帐幕，赠送给他，如此关怀备至，令左公感动不已。可以说，危难时期，曾、左二公精诚合作，相依为命。1861年冬，太平军攻陷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殉节，曾国藩立刻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由于其军功显赫，破格擢用的难度就降低了许多。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报答也可谓丰厚。咸丰末年，湘军大本营驻扎在安徽祁门，两度遭到太平军主力围困，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左宗棠与鲍超率军奋勇反攻，在乐平取得完胜，在鄱阳取得大捷，终于解除了湘军大本营的后顾之忧，保住了湘、赣、皖紧密相连的补给线，全局化险为夷。
第二次不快的原因则较为复杂。1864年，曾国藩在奏牍中有“扫清歙南”一说，这四个字有歧义，既可理解为“扫清歙县南乡”，也可理解為“扫清浙江全境”，曾国藩的本义是前者，左宗棠则理解为后者，误认为曾国藩与之争功，闹了个老大的不愉快。此外，两人在战略上有根本的分歧，曾国藩“不言剿贼、抚贼而言驱贼”，左公对此深致不满。这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军攻下太平军盘踞多年的江宁（南京），取得了一场决定全局的胜利。曾国藩听信九弟所言，上奏朝廷，认定幼天王死于城破之日，自焚或为乱军所杀，太平军已经群龙无首，不足为患。可是没过多久，幼天王被堵王黄文金迎入湖州，左宗棠侦悉幼天王仍为军中在职领袖，立即奏报朝廷。慈禧太后获悉此讯，怫然不悦，责令曾国藩查明此事，“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真要参办的话，曾国荃指挥吉字营攻打金陵，谎报或误报军情，必首当其冲，这样做，岂不是令功臣寒心？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检举揭发十分恼怒，立即回奏，一反往昔小心翼翼的作风，直接顶撞朝廷，重提昔日收复杭州城之时，太平军康王、听王逃逸，左宗棠却未被追究。此时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章自辩，辞气激越，声明早已如实向朝廷汇报太平军首领逃出之事，而金陵那边厢则是误报军情。令人佩服的是左公的心思极为缜密，在奏章结尾处，他郑重表态：“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件事至此不了了之。国家多难，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不宜裁决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干脆由军机处转寄上谕，“朝廷于有功之臣，不欲苛求细故”，一语解纷，双方言和。
很显然，朝廷害怕两位领兵的汉族大臣抱团，并不乐见他们交好，眼看他们交恶，倒真是窃窃暗喜，放心而且安心了。如若不然，双方呈递的都是密疏，怎么可能在明面上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竟掀腾得天下皆知？
第三次不愉快的原因比较简单。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此后将近十年，剿捻、平回都靠南方各省协助军饷。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派遣大将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去西北作战，月饷六万两白银照解不误，便自觉仁至义尽了。但左宗棠有不同的看法，两江是富庶之区，老湘营带饷驰援西北是一回事，理应协助陕甘各军粮饷则是另一回事，曾国藩有钱不给，催索亦不顾，是存心报复，故意拖后腿，此举有很坏的示范效应，别省协饷也不再积极。左公长期在窘乡愁城中挣扎，不快和反感持续放大。1882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翌年，他写信给大将刘锦棠，谈及同治年间两江协助西饷并无难处，仍旧愤愤不平：“不解前人愦愦何乃至此！”左公所谴责的“前人”是谁？曾国藩首当其冲。
失和背后，暗藏玄机
精明的后人喜欢逆向推测，曾、左二公自知功高震主，太平军被剿灭后，他们都有可能遭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于是急中生智，故意编出一套不和的戏文给朝廷看，以稀释慈禧太后的猜忌，这个推断并非空穴来风。同治年间，平定江南，左宗棠连自己密递朝廷的奏稿都抄送给曾国藩过目，使双方信息保持对称，知根知底，心照不宣。不和的假象似乎是他们刻意营造出来的。 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却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交往密切，友情甚笃，彼此还缔结姻亲。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被下属误导，解送军饷不及时，一度与左宗棠闹过别扭，但无伤大雅。1884年，左宗棠卸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照例要向朝廷推荐三名继任者，其中就有曾国荃，后者顺利晋升。
据左宗棠家书所载，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托他向湘军大将刘锦棠借钱，因为家中有人生重病，缺乏调养的费用。曾纪鸿喜爱阅读杂书，是位优秀的数学家，虽为小京官，却无意在仕途上发展，也不喜欢在官场中应酬，京城居大不易，宦囊屡空。左宗棠任军机大臣时，得悉曾纪鸿贫病交加，于是慷慨解囊，代付药饵之资，曾纪鸿病逝后，又代付殡殓衣棺和还丧乡里之费。其时，曾国藩长子曾纪泽驻节英法，闻讯感动，从伦敦致书言谢。
外界只看到两巨头反目成仇，不明真相者各自站队，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众，宛然形成两大敌对营垒，矛盾越积越多，死结越打越牢。现代掌故学家徐一士早就瞧出了这件无缝天衣的“破绽”，认为曾、左二公晚年失和是“异乎寻常”的。他们貌似决裂，实为共谋，保全彼此尚在其次，保全整个湘军集团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两人共同的好友胡林翼的遗愿。
看戏的不明就里，演戏的还得往下唱。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岂能不耿耿于怀！”开心也装不开心，惬意也装不惬意，为了互相保全，嘴皮子、笔头子累些也值得。若论“公忠体国”，曾国藩同样看好左宗棠，关心其一举一动。1867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二更三点睡，梦兆不佳，深以陕中湘军为虑。”这说明曾国藩一直关注西北战况，日思夜梦，深深挂怀。
1868年，左宗棠在家书中谈到他与曾国藩的不和，将心里话一吐为快：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这话讲得够清楚了，左公与曾公闹不和，只是私交上的嫌隙，在公谊上，在国家大事上，他始终敬服曾公的知人之明和谋国之忠，而且专门上奏，请求朝廷奖赏曾国藩，以激励疆臣。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付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一時瑜亮，天各一方
1871年，大学者王闿运游历于江淮间，秋日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折子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实话实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旗时，粮饷不继，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打掉牙齿和血吞，硬是拨云见日，熬出头来。1858年，曾国藩回湘乡荷叶塘守制，一度遭到朝中官员的恶意诋毁，他忧谗畏讥，进退维谷，致书好友刘蓉，吐露愤激之辞：“自今日始，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现在，曾国藩垂垂老矣，体弱多病，心境颓唐，对世事人情更加看空看淡。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王闿运善于察言观色，趁曾国藩心境回暖，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宿怨，重修旧好，本来只是一场误会嘛，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古诗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左宗棠在西北深耕多年，所以曾国藩有此一说。其实曾国藩的怒气早已消尽，芥蒂不存分毫，只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把晤。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故此不难理解，左公予智予雄，纵然心中看得起曾国藩，仍以骂不绝于口为日常功课。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记叙潘季玉的见闻，令人绝倒：潘季玉三次去向左宗棠报告公务，均因左宗棠自炫平定西陲的功绩，痛骂曾国藩和李鸿章，找不到开口说话的机会，最终只好不了了之。左宗棠骂曾国藩成瘾，说明他太在乎这位劲敌了。诚然，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更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其生死交情，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作者系文史学者）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性格内敛，城府幽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好张扬，率性豪迈，倜傥不羁，他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敢于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和天然本色，处处不同凡响。这两人的性情一冷一热，一卑一亢。一个喜欢慢工出细活，一个喜欢快刀斩乱麻。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对外坚决主战。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类型，可谓冰火两重天。
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是一桩引人关注的历史公案。两位一品大臣和多年好友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他们何故失欢？这个问题疑点多多，令人困惑，绝对值得探究。梳理两人多年的交往，他们总共闹过三次明显的不快，均有迹可寻。
三次不快，有迹可循
第一次不快的原因较为简单。左宗棠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亲家，陶家是安化的富户，曾国藩在省城办团练，需要费用，向省内富户劝捐，陶家理应出钱万缗，左宗棠袒护女婿陶桄，抗捐未果，所以两人失和。1857年春，曾麟书病逝，曾国藩未经朝廷准许即弃军回家奔父丧，其后曾国荃亦弃营归乡。左宗棠致信曾国荃，对曾氏兄弟的行为直言批评道：“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曾国藩的心情本就不佳，这封信令他更为恼火，“深忿而不能言”。这可不是小小的不快，而是气愤填膺，连杀人的心都有。左公性格太直爽，容易得罪人。智商极高，情商则为中不溜，对方负气，他也负气，还批评曾公“才短气矜”“乡曲气太重”。
1858年，曾国荃充当信使，将长兄曾国藩的手书带给左宗棠，谈的是近况，流露的是求和的善意。左宗棠固然狂狷耿直，但胸襟并不狭隘，在回信中他作了一番自我检讨，很有诚意。此前，他们只是意气上有所冲犯，原非死疙瘩，信到心到，一解就开，所有不快烟消云散。1860年春夏之交，樊燮案销案不久，曾国藩就向朝廷保荐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可谓一言九鼎。左宗棠只是举人出身，要省略前期的资历铺垫，像这样一步到位，并不容易。左宗棠奉诏练成楚军，开赴江西前线，为湘军大本营保卫“后门”。在江西作战期间，左宗棠与曾国藩的感情最为融洽。在粮饷奇缺的情形下，曾国藩尽可能周济楚军。有一次，他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令人赶制两顶大帐幕，赠送给他，如此关怀备至，令左公感动不已。可以说，危难时期，曾、左二公精诚合作，相依为命。1861年冬，太平军攻陷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殉节，曾国藩立刻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由于其军功显赫，破格擢用的难度就降低了许多。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报答也可谓丰厚。咸丰末年，湘军大本营驻扎在安徽祁门，两度遭到太平军主力围困，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左宗棠与鲍超率军奋勇反攻，在乐平取得完胜，在鄱阳取得大捷，终于解除了湘军大本营的后顾之忧，保住了湘、赣、皖紧密相连的补给线，全局化险为夷。
第二次不快的原因则较为复杂。1864年，曾国藩在奏牍中有“扫清歙南”一说，这四个字有歧义，既可理解为“扫清歙县南乡”，也可理解為“扫清浙江全境”，曾国藩的本义是前者，左宗棠则理解为后者，误认为曾国藩与之争功，闹了个老大的不愉快。此外，两人在战略上有根本的分歧，曾国藩“不言剿贼、抚贼而言驱贼”，左公对此深致不满。这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军攻下太平军盘踞多年的江宁（南京），取得了一场决定全局的胜利。曾国藩听信九弟所言，上奏朝廷，认定幼天王死于城破之日，自焚或为乱军所杀，太平军已经群龙无首，不足为患。可是没过多久，幼天王被堵王黄文金迎入湖州，左宗棠侦悉幼天王仍为军中在职领袖，立即奏报朝廷。慈禧太后获悉此讯，怫然不悦，责令曾国藩查明此事，“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真要参办的话，曾国荃指挥吉字营攻打金陵，谎报或误报军情，必首当其冲，这样做，岂不是令功臣寒心？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检举揭发十分恼怒，立即回奏，一反往昔小心翼翼的作风，直接顶撞朝廷，重提昔日收复杭州城之时，太平军康王、听王逃逸，左宗棠却未被追究。此时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章自辩，辞气激越，声明早已如实向朝廷汇报太平军首领逃出之事，而金陵那边厢则是误报军情。令人佩服的是左公的心思极为缜密，在奏章结尾处，他郑重表态：“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件事至此不了了之。国家多难，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不宜裁决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干脆由军机处转寄上谕，“朝廷于有功之臣，不欲苛求细故”，一语解纷，双方言和。
很显然，朝廷害怕两位领兵的汉族大臣抱团，并不乐见他们交好，眼看他们交恶，倒真是窃窃暗喜，放心而且安心了。如若不然，双方呈递的都是密疏，怎么可能在明面上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竟掀腾得天下皆知？
第三次不愉快的原因比较简单。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此后将近十年，剿捻、平回都靠南方各省协助军饷。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派遣大将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去西北作战，月饷六万两白银照解不误，便自觉仁至义尽了。但左宗棠有不同的看法，两江是富庶之区，老湘营带饷驰援西北是一回事，理应协助陕甘各军粮饷则是另一回事，曾国藩有钱不给，催索亦不顾，是存心报复，故意拖后腿，此举有很坏的示范效应，别省协饷也不再积极。左公长期在窘乡愁城中挣扎，不快和反感持续放大。1882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翌年，他写信给大将刘锦棠，谈及同治年间两江协助西饷并无难处，仍旧愤愤不平：“不解前人愦愦何乃至此！”左公所谴责的“前人”是谁？曾国藩首当其冲。
失和背后，暗藏玄机
精明的后人喜欢逆向推测，曾、左二公自知功高震主，太平军被剿灭后，他们都有可能遭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于是急中生智，故意编出一套不和的戏文给朝廷看，以稀释慈禧太后的猜忌，这个推断并非空穴来风。同治年间，平定江南，左宗棠连自己密递朝廷的奏稿都抄送给曾国藩过目，使双方信息保持对称，知根知底，心照不宣。不和的假象似乎是他们刻意营造出来的。 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却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交往密切，友情甚笃，彼此还缔结姻亲。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被下属误导，解送军饷不及时，一度与左宗棠闹过别扭，但无伤大雅。1884年，左宗棠卸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照例要向朝廷推荐三名继任者，其中就有曾国荃，后者顺利晋升。
据左宗棠家书所载，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托他向湘军大将刘锦棠借钱，因为家中有人生重病，缺乏调养的费用。曾纪鸿喜爱阅读杂书，是位优秀的数学家，虽为小京官，却无意在仕途上发展，也不喜欢在官场中应酬，京城居大不易，宦囊屡空。左宗棠任军机大臣时，得悉曾纪鸿贫病交加，于是慷慨解囊，代付药饵之资，曾纪鸿病逝后，又代付殡殓衣棺和还丧乡里之费。其时，曾国藩长子曾纪泽驻节英法，闻讯感动，从伦敦致书言谢。
外界只看到两巨头反目成仇，不明真相者各自站队，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众，宛然形成两大敌对营垒，矛盾越积越多，死结越打越牢。现代掌故学家徐一士早就瞧出了这件无缝天衣的“破绽”，认为曾、左二公晚年失和是“异乎寻常”的。他们貌似决裂，实为共谋，保全彼此尚在其次，保全整个湘军集团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两人共同的好友胡林翼的遗愿。
看戏的不明就里，演戏的还得往下唱。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岂能不耿耿于怀！”开心也装不开心，惬意也装不惬意，为了互相保全，嘴皮子、笔头子累些也值得。若论“公忠体国”，曾国藩同样看好左宗棠，关心其一举一动。1867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二更三点睡，梦兆不佳，深以陕中湘军为虑。”这说明曾国藩一直关注西北战况，日思夜梦，深深挂怀。
1868年，左宗棠在家书中谈到他与曾国藩的不和，将心里话一吐为快：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这话讲得够清楚了，左公与曾公闹不和，只是私交上的嫌隙，在公谊上，在国家大事上，他始终敬服曾公的知人之明和谋国之忠，而且专门上奏，请求朝廷奖赏曾国藩，以激励疆臣。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付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一時瑜亮，天各一方
1871年，大学者王闿运游历于江淮间，秋日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折子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实话实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旗时，粮饷不继，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打掉牙齿和血吞，硬是拨云见日，熬出头来。1858年，曾国藩回湘乡荷叶塘守制，一度遭到朝中官员的恶意诋毁，他忧谗畏讥，进退维谷，致书好友刘蓉，吐露愤激之辞：“自今日始，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现在，曾国藩垂垂老矣，体弱多病，心境颓唐，对世事人情更加看空看淡。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王闿运善于察言观色，趁曾国藩心境回暖，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宿怨，重修旧好，本来只是一场误会嘛，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古诗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左宗棠在西北深耕多年，所以曾国藩有此一说。其实曾国藩的怒气早已消尽，芥蒂不存分毫，只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把晤。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故此不难理解，左公予智予雄，纵然心中看得起曾国藩，仍以骂不绝于口为日常功课。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记叙潘季玉的见闻，令人绝倒：潘季玉三次去向左宗棠报告公务，均因左宗棠自炫平定西陲的功绩，痛骂曾国藩和李鸿章，找不到开口说话的机会，最终只好不了了之。左宗棠骂曾国藩成瘾，说明他太在乎这位劲敌了。诚然，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更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其生死交情，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