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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聲名显赫的恭王府位于北京的风水宝地什刹海地区，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99间半”之称的后罩楼拦腰将之隔为府邸和花园，府邸堂皇庄重，花园优美繁华。时至民国，为了筹集复清经费，也为生活所迫，恭王后裔先将府邸和花园抵给了西什库教堂，后卖给辅仁大学。
1934年，身为北平“左联”组织委员的谷牧有机会到辅仁大学走动，王府轩敞华美的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当年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成了共和国副总理，而昔日王府却是陋室空堂、衰草枯杨，往日声名无人知晓。正是谷牧，肩负起周恩来的嘱托，成为抢救恭王府的关键人物……
周恩来的托付
建国后，恭王府与北京城内其他王府巨宅一起，悉数被收归国有，逐渐被多家单位所“瓜分”：王府南边的府邸，被北京市文化局所属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文化部所属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和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占用；北边的花园，则为公安部、天主教爱国会和北京风机厂所占用。
当时，迁入的人员大多只知园子前身是王府，但并不知道是恭王府，也不清楚其历史，更无文物保护意识。各单位为办公和生活便利，或拆房，或建楼，保存下来的建筑也因年久失修而变得残破不堪。
1962年被认为是曹雪芹的两百周年诞辰，彼时红学界掀起了短暂的考证热潮，有红学家指恭王府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此说法引起了学界甚至高层领导的关注，周恩来、康生、李先念、陈毅、李富春、郭沫若等先后到恭王府花园参观考察。此后，“大观园”便成了恭王府后花园的俗称。周恩来乘机批示，拨专款重修恭王府花园，并指示：“一切照原样修复。”郭沫若还向中央打报告，建议在恭王府建立曹雪芹纪念馆。
“文革”开始后，建纪念馆一事不了了之，府内维护一度暂停，并挤进来更多的住户。好在大观园之说已深入人心，使恭王府成为“文革”后保存较好的少数王府之一。
1975年，谷牧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1950年代调中央任国家建委副主任，逐渐成为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深受其信任。病重的周恩来向谷牧托付了三项文化建设工作：建立北京图书馆新址、重整琉璃厂老街，以及修复恭王府。
“四人帮”垮台后，谷牧开始正式进行这几项工作的筹备，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李先念等领导的支持。1980年初，他组织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建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强调了修复恭王府的重要性。之后，谷牧把这几项工作交给了文化部。
谷牧：“谁的孩子谁抱走”
修复恭王府，首要任务是搬迁。工程面临着怎么搬、谁拿钱来搬的问题。当时占据恭王府的，主要有文化部所辖的中国音乐学院（1964年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基础上成立，并划归文化部）及其附中、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和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70年代合并，1978年改为该名），公安部的宿舍，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简称国管局）的幼儿园，以及北京市所属的北京风机厂。
文化部自己的单位搬迁，比较好解决。国管局因为这个项目是副总理谷牧亲自主持的，也很快同意将幼儿园搬走。但面对其他强势的单位，文化部就没办法了，只能由谷牧出来协调。谷牧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召开联席会议，但是恭王府的腾退搬迁工作进展依然十分缓慢。
1980年7月19日，谷牧前往恭王府视察。在后花园检查原王府大戏楼的保护情况时，以温和闻名的谷牧难得地撂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出去。”他指示陪同视察的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沈勃，立刻安排占据戏楼的北京风机厂搬迁，同时要求在场的几个相关部委的领导，在8月份拿出搬迁方案。
文化部的搬迁方案很快在7月24日送到了谷牧处：申请1500万元和5万平方米基建用地，修建中国音乐学院和文学艺术研究院新址。虽然“文革”后百废待兴，财政困难，谷牧还是找到主管财政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文化部的搬迁特批了一笔钱。此外，在谷牧的协调下，北京市也给公安部拨了一块地，用来盖宿舍楼。
1981年9月，谷牧召开恭王府搬迁会议，搬迁工作终于启动。
会后，文化部开始前期准备工作。1981年11月，文化部总务司所属的修建队派卢明胜、张跃东、韩扬等人进入恭王府调研。1982年春节前后，修建队向文化部提交了恭王府调研报告，提出了后花园24景的修复方案。2月13日，在修复恭王府、改建琉璃厂的汇报会上，谷牧为恭王府搬迁定下了基调：谁的孩子谁抱走。
3月，文化部提交《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了“接一间、管一间、修一间”的修复方案，并建议成立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
不久，谷牧再次在恭王府召开几个部门的联席会议。会上，谷牧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文化部为主，由文化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国管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组成的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先花园、后府邸，边搬迁、边修复、边开放的修复原则。
进展缓慢的搬迁
1982年4月，文化部修建队匆匆入驻恭王府。据第一批进驻的修建队成员、现恭王府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壮回忆，修建队进驻恭王府时，府邸里住了200余户，花园中心区域住了60户，周边40多户。彼此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原王府的古建筑也已濒临支离破碎的边缘。修建队对修复工程的前景都比较悲观。且不提府邸部分驻着一个大学和一个研究机构，单是花园的搬迁就已遥遥无期。
尽管有谷牧下的死命令，北京风机厂也要在新的厂房建成后才能搬走。虽然公安部新建了宿舍，但许多离休干部也不愿意搬走。让卢明胜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干部是用了至少6套房子才将他请走的。更不用说天主教爱国会。爱国会写信给赵朴初（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等），由他呈递给邓小平，邓做了批示，爱国会就不搬了。 經费也是一大问题。张壮回忆，花园的修缮工程一直没有拿到专项经费，年年他都得跟着队长到部里计财司“要钱”。听会计说，国家没有专门拨款，经费都是从文化部财务处管理的事业经费里挤出来的。
各单位的腾退工作进展缓慢。为此，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大会小会开了几十次，谷牧也多次来视察，还下了“限时限刻”搬出的命令。
首先从花园搬走的是文学艺术研究院下属的红楼梦研究所和国管局幼儿园。1984年，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强势要求下，北京风机厂也于限定日期内搬迁完毕。1986年，公安部宿舍的住户搬出。至此，恭王府后花园的腾退工作暂告一个段落（花园四周还有住户，因为没有影响到花园格局，当时没有立刻迁出）。同年，后花园第一期修复工程结束。
三代国务院领导人接力
1987年到1988年，后花园的退一步斋、垂花门等建筑逐渐修缮完成。文化部希望开放恭王府后花园，以园养园，也为府邸部分的搬迁造一个声势，并提出了将恭王府建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的方案，得到批准。1988年，谷牧卸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他任职期间，恭王府后花园的腾退和修缮基本完成。8月17日，恭王府后花园正式对公众开放。但因缺少经费，后花园的修缮并未全部完成。
1989年，李瑞环到恭王府视察。为了能让恭王府花园在来年的亚运会期间成为接待定点单位，经他批示，从亚运会的预算里批了150万的专项经费给文化部。赶在1990年亚运会开幕之前，恭王府后花园的修缮工程终于全部完成。
而恭王府府邸部分的搬迁由于牵扯面太广，问题太复杂，几乎无法向前推进。1995年4月，退休的谷牧再次来到恭王府考察。恭王府负责人向他保证，应能在1997年完成大部分单位的搬迁工作，但他已经不太相信这样的保票了，只留下一句：“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1999年，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岚清开始主持恭王府的腾退修复工作。他后来回忆：“谷牧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迁往北四环新址；2006年10月，占据恭王府府邸的最后一家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出。在三代国务院领导人的关心下，历时28年的恭王府腾退工作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6.36期）B③
1934年，身为北平“左联”组织委员的谷牧有机会到辅仁大学走动，王府轩敞华美的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当年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成了共和国副总理，而昔日王府却是陋室空堂、衰草枯杨，往日声名无人知晓。正是谷牧，肩负起周恩来的嘱托，成为抢救恭王府的关键人物……
周恩来的托付
建国后，恭王府与北京城内其他王府巨宅一起，悉数被收归国有，逐渐被多家单位所“瓜分”：王府南边的府邸，被北京市文化局所属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文化部所属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和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占用；北边的花园，则为公安部、天主教爱国会和北京风机厂所占用。
当时，迁入的人员大多只知园子前身是王府，但并不知道是恭王府，也不清楚其历史，更无文物保护意识。各单位为办公和生活便利，或拆房，或建楼，保存下来的建筑也因年久失修而变得残破不堪。
1962年被认为是曹雪芹的两百周年诞辰，彼时红学界掀起了短暂的考证热潮，有红学家指恭王府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此说法引起了学界甚至高层领导的关注，周恩来、康生、李先念、陈毅、李富春、郭沫若等先后到恭王府花园参观考察。此后，“大观园”便成了恭王府后花园的俗称。周恩来乘机批示，拨专款重修恭王府花园，并指示：“一切照原样修复。”郭沫若还向中央打报告，建议在恭王府建立曹雪芹纪念馆。
“文革”开始后，建纪念馆一事不了了之，府内维护一度暂停，并挤进来更多的住户。好在大观园之说已深入人心，使恭王府成为“文革”后保存较好的少数王府之一。
1975年，谷牧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1950年代调中央任国家建委副主任，逐渐成为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深受其信任。病重的周恩来向谷牧托付了三项文化建设工作：建立北京图书馆新址、重整琉璃厂老街，以及修复恭王府。
“四人帮”垮台后，谷牧开始正式进行这几项工作的筹备，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李先念等领导的支持。1980年初，他组织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建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强调了修复恭王府的重要性。之后，谷牧把这几项工作交给了文化部。
谷牧：“谁的孩子谁抱走”
修复恭王府，首要任务是搬迁。工程面临着怎么搬、谁拿钱来搬的问题。当时占据恭王府的，主要有文化部所辖的中国音乐学院（1964年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基础上成立，并划归文化部）及其附中、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和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70年代合并，1978年改为该名），公安部的宿舍，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简称国管局）的幼儿园，以及北京市所属的北京风机厂。
文化部自己的单位搬迁，比较好解决。国管局因为这个项目是副总理谷牧亲自主持的，也很快同意将幼儿园搬走。但面对其他强势的单位，文化部就没办法了，只能由谷牧出来协调。谷牧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召开联席会议，但是恭王府的腾退搬迁工作进展依然十分缓慢。
1980年7月19日，谷牧前往恭王府视察。在后花园检查原王府大戏楼的保护情况时，以温和闻名的谷牧难得地撂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出去。”他指示陪同视察的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沈勃，立刻安排占据戏楼的北京风机厂搬迁，同时要求在场的几个相关部委的领导，在8月份拿出搬迁方案。
文化部的搬迁方案很快在7月24日送到了谷牧处：申请1500万元和5万平方米基建用地，修建中国音乐学院和文学艺术研究院新址。虽然“文革”后百废待兴，财政困难，谷牧还是找到主管财政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文化部的搬迁特批了一笔钱。此外，在谷牧的协调下，北京市也给公安部拨了一块地，用来盖宿舍楼。
1981年9月，谷牧召开恭王府搬迁会议，搬迁工作终于启动。
会后，文化部开始前期准备工作。1981年11月，文化部总务司所属的修建队派卢明胜、张跃东、韩扬等人进入恭王府调研。1982年春节前后，修建队向文化部提交了恭王府调研报告，提出了后花园24景的修复方案。2月13日，在修复恭王府、改建琉璃厂的汇报会上，谷牧为恭王府搬迁定下了基调：谁的孩子谁抱走。
3月，文化部提交《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了“接一间、管一间、修一间”的修复方案，并建议成立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
不久，谷牧再次在恭王府召开几个部门的联席会议。会上，谷牧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文化部为主，由文化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国管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组成的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先花园、后府邸，边搬迁、边修复、边开放的修复原则。
进展缓慢的搬迁
1982年4月，文化部修建队匆匆入驻恭王府。据第一批进驻的修建队成员、现恭王府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壮回忆，修建队进驻恭王府时，府邸里住了200余户，花园中心区域住了60户，周边40多户。彼此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原王府的古建筑也已濒临支离破碎的边缘。修建队对修复工程的前景都比较悲观。且不提府邸部分驻着一个大学和一个研究机构，单是花园的搬迁就已遥遥无期。
尽管有谷牧下的死命令，北京风机厂也要在新的厂房建成后才能搬走。虽然公安部新建了宿舍，但许多离休干部也不愿意搬走。让卢明胜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干部是用了至少6套房子才将他请走的。更不用说天主教爱国会。爱国会写信给赵朴初（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等），由他呈递给邓小平，邓做了批示，爱国会就不搬了。 經费也是一大问题。张壮回忆，花园的修缮工程一直没有拿到专项经费，年年他都得跟着队长到部里计财司“要钱”。听会计说，国家没有专门拨款，经费都是从文化部财务处管理的事业经费里挤出来的。
各单位的腾退工作进展缓慢。为此，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大会小会开了几十次，谷牧也多次来视察，还下了“限时限刻”搬出的命令。
首先从花园搬走的是文学艺术研究院下属的红楼梦研究所和国管局幼儿园。1984年，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强势要求下，北京风机厂也于限定日期内搬迁完毕。1986年，公安部宿舍的住户搬出。至此，恭王府后花园的腾退工作暂告一个段落（花园四周还有住户，因为没有影响到花园格局，当时没有立刻迁出）。同年，后花园第一期修复工程结束。
三代国务院领导人接力
1987年到1988年，后花园的退一步斋、垂花门等建筑逐渐修缮完成。文化部希望开放恭王府后花园，以园养园，也为府邸部分的搬迁造一个声势，并提出了将恭王府建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的方案，得到批准。1988年，谷牧卸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他任职期间，恭王府后花园的腾退和修缮基本完成。8月17日，恭王府后花园正式对公众开放。但因缺少经费，后花园的修缮并未全部完成。
1989年，李瑞环到恭王府视察。为了能让恭王府花园在来年的亚运会期间成为接待定点单位，经他批示，从亚运会的预算里批了150万的专项经费给文化部。赶在1990年亚运会开幕之前，恭王府后花园的修缮工程终于全部完成。
而恭王府府邸部分的搬迁由于牵扯面太广，问题太复杂，几乎无法向前推进。1995年4月，退休的谷牧再次来到恭王府考察。恭王府负责人向他保证，应能在1997年完成大部分单位的搬迁工作，但他已经不太相信这样的保票了，只留下一句：“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1999年，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岚清开始主持恭王府的腾退修复工作。他后来回忆：“谷牧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迁往北四环新址；2006年10月，占据恭王府府邸的最后一家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出。在三代国务院领导人的关心下，历时28年的恭王府腾退工作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6.36期）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