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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遮掩、隔离，官僚气十足的政府收容中心对面，有一个民间的收容所。
这里是马尼拉，菲律宾的首都。城中一条偏僻大街的尽头，有一堵高墙，墙头拉着铁丝网。在高墙后面，远离繁华的商业街和旅游区的这块地方，马尼拉的市长设立了“社会收容中心”(ReceptionAction Center，简称RAC)。热带阳光直射而下，一间接一间的“宿舍”里，没有一个地方不被烤得烫手；住在里面的“居民”，纷纷挤到窗前，只为多吸一点新鲜空气。他们两眼无神，仿佛只是这个喧嚣城市排泄出的一堆“垃圾”，既没有思想，更看不到未来。
马尼拉，600万人住贫民窟
菲律宾是一个贫富分化明显的国家。生活在岛国的8300万居民，有26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34％)，在城市居民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52％(菲律宾城市人口约为4000万)。
与贫民窟一街之隔的漂亮街区，竞选宣传栏上贴满政客们漂亮的竞选口号，可是在马尼拉的大街小巷，常会遇见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其数量大约在8万～10万之间)。这些人无所事事，有的只是要饭，更多人沦为小偷扒手，甚至结伙抢劫，吸毒贩毒。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难题，美化市容，若干年前，马尼拉市长在一个远离闹市的偏僻街区，设立了专为接纳城市无家可归者的“社会收容中心”。
于是，条件简陋的“社会收容中心”，就像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橡皮口袋，随着城市活动的活跃与消沉，不断吞进吐出。“收容中心”里常住“居民”的人数，时多时少。“居民”多的日子，也是马尼拉承办大型国际活动的时候。每逢举办大型地区运动会，或有外国元首访问……“社会收容中心”的围墙都差点被挤破。当时，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孕妇还是儿童，只要衣衫褴褛在大街上闲逛，马上会被送进这里，别管有罪没罪，也别管是不是有家，先关上一段再说。关押、遮掩、隔离，是应对“紧急情况”时“社会收容中心”的主要任务。
混乱的管理
每天，带篷皮卡装满从大街上搜罗到的流浪汉，一辆接一辆驶进收容中心，匆匆忙卸下“货物”，然后再开到大街继续“巡逻”。
刚到收容中心工作，“社会救助者”还有耐心和收容者一一周旋，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越来越厌恶这份工作。环境差、工资低，因为编制从没满过，他们天天超负荷工作，还因社会地位低而被别人瞧不起。于是，“社会救助者”变得懒散起来，他们成天窝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对收容中心的运转不闻不问。“居民”打群架怎么办?他们会不慌不忙打电话叫警察处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居民”里挑选出一批“忠诚可靠”同时又拳硬臂粗的人物，让他们佩戴胸卡，以自己助手的身份负责治安和新人登记。这些胸卡，给了“助手”滥用职权、私刑报复的权力。
收容中心的最高领导，对这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当然知道，此刻在院子当中，一大群孩子正排成长队，接受所谓的“卫生检查”。他还知道，因为在毒辣的热带阳光下晒得太久了，孩子们口渴难忍，不时挤到水槽边，争抢池中的脏水。在他们周围，自己的部下来来往往，熟视无睹。一股浓烈的屎尿臭气，弥漫在院子里。
一个唱对台戏的人
然而，收容中心的最高领导，终于遇到一个让自己不快的人物，他就是如今主持“维勒朗尼基金会”的法国人多米尼克·勒迈。十余年来，勒迈和一大批自愿为基金会服务的志愿者，一直活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城市里，建立民办的流浪者收容中心。 在马尼拉市政府开设的收容中心马路对面，勒迈利用手中的“维勒朗尼基金会”，成立了一家民办的收容所，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来到收容所之前，他们糊口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靠乞讨度日，有的到大街上卖花，有的擦皮鞋，还有人到货场扛大包；更多的，则被各式各样犯罪团伙盯上，女孩儿常沦为暗娼，男孩儿则替他们运送毒品。 在收容所，勒迈被孩子们亲切地叫做“老爸”，他和志愿者的任务，就是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尽量忘记不幸的过去，开启对未来的渴望。在这里，绘画课代替了简单粗暴的问答，孩子不愿回忆的可怕经历，往往通过手中的画笔反映出来。
勒迈的收容所，还能提供RAC难以保证的东西：卫生健康的环境。数月前，基金会拨款开设了一间诊所，虽然只有12平方米，却让年轻的医生弗雷德里克，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需要诊治的小患者络绎不绝，病情多种多样，有皮肤病，有肺病，有支气管炎，有街头暴力遗留的伤疤，甚至还有性病。
弗雷德里克大夫说，距离RAC几步之遥，就是马尼拉自来水公司，可是他的很多患者，都是因为使用不干净的水之后，染上各种疾病。他和自来水公司联系，想接一条干净的水管过来，可是对方干脆利落地回绝了他。
来到勒迈的收容所，流浪儿童总算可以过一段安稳的日子。慢慢地，他们恢复了对未来的憧憬：“等我长大了，要当一名警察，至少要当一个和蔼的警察。”“假如我当了市长，我要让所有人都有房子住。”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孩子过早成熟，尽情幻想过后再看看周围，他们明白自己不可能永远呆在这里：“我们早晚还得回到大街上去，那儿才是真正的生活。”
(编译自法国《巴黎竞赛画报》)
编辑：王克峰
电子信箱：kefeng1996@gmail.com
这里是马尼拉，菲律宾的首都。城中一条偏僻大街的尽头，有一堵高墙，墙头拉着铁丝网。在高墙后面，远离繁华的商业街和旅游区的这块地方，马尼拉的市长设立了“社会收容中心”(ReceptionAction Center，简称RAC)。热带阳光直射而下，一间接一间的“宿舍”里，没有一个地方不被烤得烫手；住在里面的“居民”，纷纷挤到窗前，只为多吸一点新鲜空气。他们两眼无神，仿佛只是这个喧嚣城市排泄出的一堆“垃圾”，既没有思想，更看不到未来。
马尼拉，600万人住贫民窟
菲律宾是一个贫富分化明显的国家。生活在岛国的8300万居民，有26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34％)，在城市居民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52％(菲律宾城市人口约为4000万)。
与贫民窟一街之隔的漂亮街区，竞选宣传栏上贴满政客们漂亮的竞选口号，可是在马尼拉的大街小巷，常会遇见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其数量大约在8万～10万之间)。这些人无所事事，有的只是要饭，更多人沦为小偷扒手，甚至结伙抢劫，吸毒贩毒。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难题，美化市容，若干年前，马尼拉市长在一个远离闹市的偏僻街区，设立了专为接纳城市无家可归者的“社会收容中心”。
于是，条件简陋的“社会收容中心”，就像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橡皮口袋，随着城市活动的活跃与消沉，不断吞进吐出。“收容中心”里常住“居民”的人数，时多时少。“居民”多的日子，也是马尼拉承办大型国际活动的时候。每逢举办大型地区运动会，或有外国元首访问……“社会收容中心”的围墙都差点被挤破。当时，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孕妇还是儿童，只要衣衫褴褛在大街上闲逛，马上会被送进这里，别管有罪没罪，也别管是不是有家，先关上一段再说。关押、遮掩、隔离，是应对“紧急情况”时“社会收容中心”的主要任务。
混乱的管理
每天，带篷皮卡装满从大街上搜罗到的流浪汉，一辆接一辆驶进收容中心，匆匆忙卸下“货物”，然后再开到大街继续“巡逻”。
刚到收容中心工作，“社会救助者”还有耐心和收容者一一周旋，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越来越厌恶这份工作。环境差、工资低，因为编制从没满过，他们天天超负荷工作，还因社会地位低而被别人瞧不起。于是，“社会救助者”变得懒散起来，他们成天窝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对收容中心的运转不闻不问。“居民”打群架怎么办?他们会不慌不忙打电话叫警察处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居民”里挑选出一批“忠诚可靠”同时又拳硬臂粗的人物，让他们佩戴胸卡，以自己助手的身份负责治安和新人登记。这些胸卡，给了“助手”滥用职权、私刑报复的权力。
收容中心的最高领导，对这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当然知道，此刻在院子当中，一大群孩子正排成长队，接受所谓的“卫生检查”。他还知道，因为在毒辣的热带阳光下晒得太久了，孩子们口渴难忍，不时挤到水槽边，争抢池中的脏水。在他们周围，自己的部下来来往往，熟视无睹。一股浓烈的屎尿臭气，弥漫在院子里。
一个唱对台戏的人
然而，收容中心的最高领导，终于遇到一个让自己不快的人物，他就是如今主持“维勒朗尼基金会”的法国人多米尼克·勒迈。十余年来，勒迈和一大批自愿为基金会服务的志愿者，一直活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城市里，建立民办的流浪者收容中心。 在马尼拉市政府开设的收容中心马路对面，勒迈利用手中的“维勒朗尼基金会”，成立了一家民办的收容所，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来到收容所之前，他们糊口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靠乞讨度日，有的到大街上卖花，有的擦皮鞋，还有人到货场扛大包；更多的，则被各式各样犯罪团伙盯上，女孩儿常沦为暗娼，男孩儿则替他们运送毒品。 在收容所，勒迈被孩子们亲切地叫做“老爸”，他和志愿者的任务，就是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尽量忘记不幸的过去，开启对未来的渴望。在这里，绘画课代替了简单粗暴的问答，孩子不愿回忆的可怕经历，往往通过手中的画笔反映出来。
勒迈的收容所，还能提供RAC难以保证的东西：卫生健康的环境。数月前，基金会拨款开设了一间诊所，虽然只有12平方米，却让年轻的医生弗雷德里克，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需要诊治的小患者络绎不绝，病情多种多样，有皮肤病，有肺病，有支气管炎，有街头暴力遗留的伤疤，甚至还有性病。
弗雷德里克大夫说，距离RAC几步之遥，就是马尼拉自来水公司，可是他的很多患者，都是因为使用不干净的水之后，染上各种疾病。他和自来水公司联系，想接一条干净的水管过来，可是对方干脆利落地回绝了他。
来到勒迈的收容所，流浪儿童总算可以过一段安稳的日子。慢慢地，他们恢复了对未来的憧憬：“等我长大了，要当一名警察，至少要当一个和蔼的警察。”“假如我当了市长，我要让所有人都有房子住。”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孩子过早成熟，尽情幻想过后再看看周围，他们明白自己不可能永远呆在这里：“我们早晚还得回到大街上去，那儿才是真正的生活。”
(编译自法国《巴黎竞赛画报》)
编辑：王克峰
电子信箱：kefeng1996@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