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它一经形成,必将对该民族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俄罗斯民族独特个性的影响,俄罗斯情报工作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本文仅试图从俄罗斯人心中民族个性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来探究它对情报工作的影响,理解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历史渊源,把握其情报工作的特点。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性;消极因素;情报工作;影响
民族个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而复杂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一经形成,就对该民族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潜移默化地影响。长期的东正教教育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复杂的民族个性。正如俄罗斯19世纪著名诗人丘特列夫所言:“用理性理解不了俄罗斯,用一般标准理解不了俄罗斯”。这种复杂而又独特的民族个性渗入到俄罗斯民族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也不例外。与俄罗斯曲折发展的历史一样,俄罗斯的情报体系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沙俄时期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到现在俄罗斯联邦专门的国家情报机构,俄罗斯情报历史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俄罗斯民族个性相对来说,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情报工作的影响也有利有弊。这里,我们仅从俄罗斯人眼中的民族个性中的一些消极方面来探究它对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影响。
一、非理性
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大自然经常让俄罗斯人最谨慎的盘算落空;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土地经常欺骗对它们报有最微小期盼的人民,于是,习惯了这种欺骗、有所图谋的俄罗斯人便立即鲁莽地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最没有希望的决定: 把其勇敢的任性与大自然的任性对抗起来”。[1]这里,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俄罗斯人的任性、鲁莽特征,这一特征也或多或少地溶入到了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之中。二战苏德战争前夕,有关法西斯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各种情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苏联最高统帅面前,“然而,所有情报所说的战争爆发时间都成为过去,提供的情报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斯大林终于不相信这些情报的准确性了。”[2]在一次次欺骗面前,斯大林终于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最没有希望的决定。美国情报学家理查兹•休尔认为斯大林知觉上的“镜象思维”是造成此次情报失误的根源,俄罗斯情报学家梅利秋霍夫(М•И•Мельтюхов)则更多考查的是情报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但是,无论是知觉上的错误,还是情报上的失准,作为情报用户的斯大林——俄罗斯民族的典型代表身上所具有的任性、鲁莽特征很难说没有影响到斯大林的决定。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不足以说明俄罗斯情报工作中非理性的一面,那么俄罗斯情报传统中下面这个特点也许更具说服力。俄罗斯情报传统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人力情报,忽视情报分析。在人力情报搜集领域,俄罗斯情报机构可谓大获全胜,辉煌一时,但是在情报分析方面的亮点可谓乏善可陈。无论是在帝俄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情报分析始终是俄罗斯情报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大量的情报分析判断方面的工作留待决策者自己进行,既加大了决策的负担,也为决策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判断情报提供了空间。[3]俄罗斯情报工作对情报分析的忽视或轻视,正是俄罗斯人任性、鲁莽、缺乏理性的民族特征使然。
二、变革性
俄罗斯民族是易变性的民族,在他们潜意识里总是包含着对绝对真理的不断追求,数世纪的东正教教育和地理、自然因素对俄罗斯人生活的影响催生了这一渴求,这种渴求使俄罗斯人成为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者、改革者。[4]这一点也可以从俄罗斯社会历史的曲折发展中看出来。从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到19世纪农奴制改革,再到20世纪的十月革命、苏联解体,俄罗斯民族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溶入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同样,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也深深溶入到俄罗斯的情报历史之中,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情报史就是一部情报改革史。以显赫一时的克格勃为例,克格勃情报机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ЧК)“契卡”,再到后来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民内务委员会——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家安全局,苏联情报机构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了6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期间各种小的调整、重组多达几十次,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调整,克格勃领导机构的配置趋于合理,人员编制不断完善,成为显赫一时的超级情报机构。可以说,正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易变性,使他们不拘泥于形式,不断追求完善,才有了俄罗斯情报机构在世界情报舞台的叱咤风云。
当然,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也对俄罗斯情报工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同样是改革,俄罗斯情报工作的改革有时却显得有点盲目和不知所措,有时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竟然会进行几次机构重组,更换几任领导人。频繁的机构重组、领导人变更,极大地损坏了情报机构的稳定性,使俄罗斯的情报工作缺乏系统的机构发展构想,情报工作方向性不够明确,从而导致情报人员在这频繁地改革和重组之中迷失。
三、极端性
利哈乔夫在谈到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问题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摇摆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 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 因此, 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5]他们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常常是极端主义的,采取的行动往往是极端的,而这种极端性的行为往往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20世纪20-30年代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由于情报工作资金不足,干部紧缺,情报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情报领导机构的盲目乐观,情报组织的自我封闭,对情报活动缺乏严格监管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这一时期许多境外苏联情报组织和人员被摧毁和逮捕,然而作为苏联情报最高用户的斯大林1934年在俄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就这一系列失败进行总结时极端地认为:“通过对失败原因的仔细研究表明,失败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挑选了那些过去存在疑问的国外人员;情报人员未按规定办事;总参谋部第四局对国外情报工作领导不力……”。总之,在斯大林看来,人是导致失败的罪魁祸首,于是在1937年斯大林在苏联军事侦察局会议上指出:“侦察局及其机构已经落入德国人之手”,并下令解散间谍网,对整个苏联情报机构进行彻底地清洗。“可以说,在清洗的2年时间内,军事情报机构的所有有经验的职业领导人被全部处死了”。正是这一系列极端性的行为给后来苏德战争前后的苏联情报工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苏军情报工作甚至达到了没有真正专业的情报人员可用的地步。[6]正如俄军前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在总结卫国战争的教训时将情报工作失效列为卫国战争的第六条教训。不可否认,对苏联情报机构的清洗,有着很多的政治斗争因素,但是俄罗斯民族骨子里极端性的一面,是他们做出如此行为的民族性格根源,苏联情报机构也为俄罗斯民族内心中的极端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两面性
在俄罗斯精神结构的基础中有两种对立的因素:自然的、语言的、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和禁欲主义的僧侣东正教。尼•别尔嘉耶夫在其《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对俄罗斯民族个性作过如下表述:“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7]俄罗斯人内心精神层面的矛盾性,使他们行为上表现为一定的两面性,苏俄情报工作也不例外。根据1959年1月9日前苏联部长委员会确定的《克格勃及其地方情报机构章程》,苏联情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然而事实工作当中,那种违反规定,践踏法律的活动却是屡见不鲜。另外,克格勃的领导人及党组织总是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要有党性原则,要忠诚于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真诚对待自己的事业……”,[8]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苏联克格勃领导机构在高度集权的情报体制下,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经常会出现一届情报机构领导人上台后,总是在一些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亲信,个人的利益和意志取代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甚至使情报机构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一方面使情报机构本身遭到重创,大批情报人员成为清洗对象,情报工作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另一方面由于情报机构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扰乱了党和国家社会生活的稳定。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是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实践主体的差异性必然会使实践带有强烈的主体个性。长期的东正教教育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个性,这种独特的民族个性也使俄罗斯的情报工作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
俄罗斯民族非理性、极端性、两面性和易变性的民族个性使俄罗斯情报或多或少具备了这样一些民族特点。情报工作中理性的缺乏,导致情报工作的易变和摇摆,而又由于理性的缺乏,使得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摇摆中有时做出极端的行为,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就是情报工作更加地缺乏理性。如此循环,俄罗斯情报工作如同他们民族一样,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或许理性的重拾,才是俄罗斯情报工作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
当然,俄罗斯民族作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其它民族所不具备的优点,这些优点也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发展。因此,加强对俄罗斯情报工作民族性的研究,一方面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地把握俄罗斯未来情报工作的趋势。
[参考文献]
[1]〔俄〕克柳切夫斯基:《历史的肖像》, 莫斯科, 真理出版社,1990年俄文版, 第57 页。
[2]〔俄〕格奥尔基•康•朱可夫:《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徐锦栋、思齐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252-253页。
[3]《外国情报体制研究》,刘宗和、高金虎,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4]〔俄〕B. 斯塔罗杜布采夫,《俄罗斯人心理图解》,凡保轩译。
[5]〔俄〕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第19 页。
[6]〔俄〕参见《俄罗斯军事侦察百科》,Л•Б•雅斯特列波夫、Л•А•扎哈洛夫等,莫斯科,Астрель出版社,2004年俄文版,第48-72页。
[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5页。
[8]参见《俄罗斯军事情报文选》,王亮、彭亚平编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6-47页。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性;消极因素;情报工作;影响
民族个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而复杂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一经形成,就对该民族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潜移默化地影响。长期的东正教教育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复杂的民族个性。正如俄罗斯19世纪著名诗人丘特列夫所言:“用理性理解不了俄罗斯,用一般标准理解不了俄罗斯”。这种复杂而又独特的民族个性渗入到俄罗斯民族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也不例外。与俄罗斯曲折发展的历史一样,俄罗斯的情报体系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沙俄时期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到现在俄罗斯联邦专门的国家情报机构,俄罗斯情报历史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俄罗斯民族个性相对来说,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情报工作的影响也有利有弊。这里,我们仅从俄罗斯人眼中的民族个性中的一些消极方面来探究它对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影响。
一、非理性
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大自然经常让俄罗斯人最谨慎的盘算落空;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土地经常欺骗对它们报有最微小期盼的人民,于是,习惯了这种欺骗、有所图谋的俄罗斯人便立即鲁莽地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最没有希望的决定: 把其勇敢的任性与大自然的任性对抗起来”。[1]这里,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俄罗斯人的任性、鲁莽特征,这一特征也或多或少地溶入到了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之中。二战苏德战争前夕,有关法西斯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各种情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苏联最高统帅面前,“然而,所有情报所说的战争爆发时间都成为过去,提供的情报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斯大林终于不相信这些情报的准确性了。”[2]在一次次欺骗面前,斯大林终于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最没有希望的决定。美国情报学家理查兹•休尔认为斯大林知觉上的“镜象思维”是造成此次情报失误的根源,俄罗斯情报学家梅利秋霍夫(М•И•Мельтюхов)则更多考查的是情报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但是,无论是知觉上的错误,还是情报上的失准,作为情报用户的斯大林——俄罗斯民族的典型代表身上所具有的任性、鲁莽特征很难说没有影响到斯大林的决定。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不足以说明俄罗斯情报工作中非理性的一面,那么俄罗斯情报传统中下面这个特点也许更具说服力。俄罗斯情报传统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人力情报,忽视情报分析。在人力情报搜集领域,俄罗斯情报机构可谓大获全胜,辉煌一时,但是在情报分析方面的亮点可谓乏善可陈。无论是在帝俄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情报分析始终是俄罗斯情报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大量的情报分析判断方面的工作留待决策者自己进行,既加大了决策的负担,也为决策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判断情报提供了空间。[3]俄罗斯情报工作对情报分析的忽视或轻视,正是俄罗斯人任性、鲁莽、缺乏理性的民族特征使然。
二、变革性
俄罗斯民族是易变性的民族,在他们潜意识里总是包含着对绝对真理的不断追求,数世纪的东正教教育和地理、自然因素对俄罗斯人生活的影响催生了这一渴求,这种渴求使俄罗斯人成为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者、改革者。[4]这一点也可以从俄罗斯社会历史的曲折发展中看出来。从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到19世纪农奴制改革,再到20世纪的十月革命、苏联解体,俄罗斯民族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溶入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同样,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也深深溶入到俄罗斯的情报历史之中,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情报史就是一部情报改革史。以显赫一时的克格勃为例,克格勃情报机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ЧК)“契卡”,再到后来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民内务委员会——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家安全局,苏联情报机构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了6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期间各种小的调整、重组多达几十次,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调整,克格勃领导机构的配置趋于合理,人员编制不断完善,成为显赫一时的超级情报机构。可以说,正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易变性,使他们不拘泥于形式,不断追求完善,才有了俄罗斯情报机构在世界情报舞台的叱咤风云。
当然,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也对俄罗斯情报工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同样是改革,俄罗斯情报工作的改革有时却显得有点盲目和不知所措,有时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竟然会进行几次机构重组,更换几任领导人。频繁的机构重组、领导人变更,极大地损坏了情报机构的稳定性,使俄罗斯的情报工作缺乏系统的机构发展构想,情报工作方向性不够明确,从而导致情报人员在这频繁地改革和重组之中迷失。
三、极端性
利哈乔夫在谈到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问题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摇摆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 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 因此, 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5]他们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常常是极端主义的,采取的行动往往是极端的,而这种极端性的行为往往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20世纪20-30年代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由于情报工作资金不足,干部紧缺,情报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情报领导机构的盲目乐观,情报组织的自我封闭,对情报活动缺乏严格监管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这一时期许多境外苏联情报组织和人员被摧毁和逮捕,然而作为苏联情报最高用户的斯大林1934年在俄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就这一系列失败进行总结时极端地认为:“通过对失败原因的仔细研究表明,失败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挑选了那些过去存在疑问的国外人员;情报人员未按规定办事;总参谋部第四局对国外情报工作领导不力……”。总之,在斯大林看来,人是导致失败的罪魁祸首,于是在1937年斯大林在苏联军事侦察局会议上指出:“侦察局及其机构已经落入德国人之手”,并下令解散间谍网,对整个苏联情报机构进行彻底地清洗。“可以说,在清洗的2年时间内,军事情报机构的所有有经验的职业领导人被全部处死了”。正是这一系列极端性的行为给后来苏德战争前后的苏联情报工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苏军情报工作甚至达到了没有真正专业的情报人员可用的地步。[6]正如俄军前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在总结卫国战争的教训时将情报工作失效列为卫国战争的第六条教训。不可否认,对苏联情报机构的清洗,有着很多的政治斗争因素,但是俄罗斯民族骨子里极端性的一面,是他们做出如此行为的民族性格根源,苏联情报机构也为俄罗斯民族内心中的极端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两面性
在俄罗斯精神结构的基础中有两种对立的因素:自然的、语言的、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和禁欲主义的僧侣东正教。尼•别尔嘉耶夫在其《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对俄罗斯民族个性作过如下表述:“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7]俄罗斯人内心精神层面的矛盾性,使他们行为上表现为一定的两面性,苏俄情报工作也不例外。根据1959年1月9日前苏联部长委员会确定的《克格勃及其地方情报机构章程》,苏联情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然而事实工作当中,那种违反规定,践踏法律的活动却是屡见不鲜。另外,克格勃的领导人及党组织总是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要有党性原则,要忠诚于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真诚对待自己的事业……”,[8]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苏联克格勃领导机构在高度集权的情报体制下,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经常会出现一届情报机构领导人上台后,总是在一些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亲信,个人的利益和意志取代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甚至使情报机构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一方面使情报机构本身遭到重创,大批情报人员成为清洗对象,情报工作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另一方面由于情报机构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扰乱了党和国家社会生活的稳定。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是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实践主体的差异性必然会使实践带有强烈的主体个性。长期的东正教教育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个性,这种独特的民族个性也使俄罗斯的情报工作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
俄罗斯民族非理性、极端性、两面性和易变性的民族个性使俄罗斯情报或多或少具备了这样一些民族特点。情报工作中理性的缺乏,导致情报工作的易变和摇摆,而又由于理性的缺乏,使得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摇摆中有时做出极端的行为,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就是情报工作更加地缺乏理性。如此循环,俄罗斯情报工作如同他们民族一样,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或许理性的重拾,才是俄罗斯情报工作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
当然,俄罗斯民族作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其它民族所不具备的优点,这些优点也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发展。因此,加强对俄罗斯情报工作民族性的研究,一方面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地把握俄罗斯未来情报工作的趋势。
[参考文献]
[1]〔俄〕克柳切夫斯基:《历史的肖像》, 莫斯科, 真理出版社,1990年俄文版, 第57 页。
[2]〔俄〕格奥尔基•康•朱可夫:《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徐锦栋、思齐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252-253页。
[3]《外国情报体制研究》,刘宗和、高金虎,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4]〔俄〕B. 斯塔罗杜布采夫,《俄罗斯人心理图解》,凡保轩译。
[5]〔俄〕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第19 页。
[6]〔俄〕参见《俄罗斯军事侦察百科》,Л•Б•雅斯特列波夫、Л•А•扎哈洛夫等,莫斯科,Астрель出版社,2004年俄文版,第48-72页。
[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5页。
[8]参见《俄罗斯军事情报文选》,王亮、彭亚平编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