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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陪伴服侍到终生
“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1932年10月20日，父亲买回的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消息，让住在南通娘家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震惊了。令她震惊的，不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三个字，而是报纸上刊登的照片，那分明是自己的丈夫李老先生。
“难道他就是陈独秀？”潘兰珍几乎晕倒在地。她流着泪喃喃自语：“李先生，你这个李老头，原来你是陈独秀！”沉浸在回忆里，眼泪把报纸打湿一大片，她竟全然不知。
美丽是一场劫难，十七八岁的花样年纪，出身贫苦人家、在上海无依无靠的潘兰珍被一个工头纠缠、强占，忍受着非人的折磨。两年前，22岁的她终于逃脱恶棍的魔爪，孤身租住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后楼的亭子间里。曾经的遭遇，让她对男人有一种本能的防备。
然而，下班途中，当朴实善良的她看到一个“身穿破旧长袍，脖子里绕着条围巾，礼帽扔在了一边，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可怜老头蜷缩在路边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同时，她也认出，他是住在前楼的邻居。
在潘兰珍的小屋里，看到身材娇小、圆脸大眼、举止有些拘谨的她时，苏醒过来的陈独秀自我介绍：“我姓李，南京人，原在大学教书，与妻子离异后搬到这里，现在以为报纸撰稿为生。”同病相怜，潘兰珍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陈独秀的内心，则百感交集。
这样的温暖，久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总书纪职务被撤消，党籍被开除，两个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蒋介石正悬赏三万大洋到处缉拿他。血雨腥风中，他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胃病不时来袭，买药的途中不幸晕倒在地，来自这个陌生女子的温情，让陈独秀冰冷的心生出了些许暖意。
楼前楼后，两人不时碰面。看到他博学多才、整天奋笔疾书，没有读过书的潘兰珍崇敬不已，她满含敬意地称呼他“李老先生”。他孤苦伶仃，她便照顾他，包揽了他的家务，渐渐地，两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饭、说笑。空闲的时候，他教她读书识字，唱歌诵诗。在他的启蒙指导下，她很快就能对着报纸读上几句了。
令潘兰珍喜悦的是，这位看似潦倒的李老先生，骨子里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儒雅和热情。他唤起了她的女性自尊心，他的关爱，让她逐渐走出了饱受创伤的心理阴影。
悉心的照料，和谐的相处，身体和精神重新振作，陈独秀也和之前判若两人。“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在政治失意、人生跌入低谷的最艰难时期，是潘兰珍，让他意外收获了家庭的温暖。
外人眼里，他们的关系像父女、像师生，对比自己小29岁的潘兰珍，一向不羁的他只有感激和敬重。然而潘兰珍的感情却在悄悄地发生转变，他明事理、谈吐不俗、待人平等，这些都给了她全新的感受，和他在一起，她的内心安全、笃定。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向他表白。
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陈独秀也喜欢上了这个遭遇坎坷纯朴善良的姑娘，但前途渺茫、自身难保，他又能给她什么呢？惊讶于她的勇气的同时，他劝她慎重考虑。
“只要老先生不嫌弃，愿陪伴服侍到终生。”就这样，在邻居大姐的见证下，他们正式结为夫妻。尽管，除了姓李，潘兰珍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
婚后，除了上班，潘兰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李老先生身上。他的行踪，她从来不问;他没有收入，她就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撑起小小的家。生活虽清苦，两颗孤寂的灵魂却有了依托，她珍惜这简单的、来之不易的幸福。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她怎么也想不到，一起生活了两年的丈夫竟然是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共党要犯”陈独秀。
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曾发表宏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产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对于监狱，他并不陌生，也不惧怕，押解途中，他悲哀地想：也许这一生再也见不到兰珍了，夫妻一场，我连真姓名都没有告诉她，她那么年轻，还会要我这个身陷囹圄的老头子吗？
而此时，安顿好女儿的潘兰珍已经在奔赴南京的路上了。不管他是李老先生还是陈独秀，他都是她的丈夫，无论如何，她都要陪伴他。
作为“危害民国”的政治犯，监狱为陈独秀“量身定制”了“三不准”：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几天后，狱中的陈独秀收到一张纸条，写着“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传达人说，是一女子，自称是他的家属。凭感觉，陈独秀知道，是潘兰珍来了。那晚，他多喝了两碗稀饭。
以绝食抗议，“三不准”终成“三允许”。潘兰珍的到来让陈独秀既欣慰又难过，连累了她，他非常歉疚，自己的被捕，对于苦难之中的她，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刻，潘兰珍是他唯一的牵挂。在狱中，他多次写信给好友高语罕，“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一生叛逆、耿介固执的陈独秀，对于这份感情的愧疚和不安，令人动容。他甚至希望她从此离开他、忘记他，免得为此受到牵连。
然而潘兰珍心意已决，生活的艰辛磨炼了她倔强的性格。陈独秀判刑后，她辞掉上海的工作，在监狱旁边租了间房子，执意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
1933年夏天，南京老虎桥监狱，潘兰珍终于见到了陈独秀。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潘兰珍未语泪先流：“侬究竟是什么人？”他叹息一声答：“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
无需更多的解释，只这一句，就够了。 十年无悔
潘兰珍的不离不弃感动了典狱长，再加上宋美龄及一些国民党高官对陈独秀的探视，陈独秀在狱中相对自由。他把监狱变成了研究室，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堆满了经史子集。他读书看报、著书立说，研究文字的同时还自学起了德语。她则天天探监，为他洗衣送饭，整理诗作，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给别人缝补洗涮维持生计的同时，她充当了他的腿，采购他需要的书籍，联络各项事宜，全力以赴支持他写作。
与他相伴，监狱就是家。日本战机轰炸南京的时候，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逃过一劫。他劝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可她说：“死就死在一块儿吧。”
有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陈独秀以多病之躯写出等身著作。其中，由蔡元培亲自作序的《独秀文存》第九版，后被评为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时人评说，“人在狱中，思想飞向辽阔的空间”。陈独秀丰硕的学术成果，潘兰珍功不可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批政治犯被提前释放。蒋介石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他严词拒绝;胡适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他也婉拒了。生活再困窘，仍是铮铮铁骨，潘兰珍敬佩他的风骨，始终无怨无悔，相伴左右。
“老先生，阿拉听侬的。”他走到哪，她就陪到哪。跟随陈独秀来到四川时，恰逢他的三子松年带着祖母、妻子和孩子也流亡到四川，一家六口住在一起。潘兰珍对陈独秀的养母极其孝敬，为其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深得婆母赞赏。艰难的日子曾一度无米下锅，她悄悄当掉自己的戒指和耳环，用无私的爱撑起这个多灾多难的家，让他得以尽孝尽慈。
潘兰珍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许多年后，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他们隐居在江津城外的石墙院。在这里，潘兰珍开荒种菜，学着当地农民种些土豆、南瓜。夏天，她用锯木屑和药粉制成蚊香，为他驱赶蚊蝇;冬天，他的手冷得无法握笔，她就亲手制作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烤手。这期间，“除却文章无嗜好”的陈独秀整理完成了他在狱中就着手著作的《小学识字教本》，为后人留下“语言学方面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多舛的命运里，她就像别在他衣襟上的一朵花，静静地散发芳香。
1942年，多年的贫困潦倒以致病情加重，病魔没有同情潘兰珍“救救侬老先生”的泣血呼喊，5月27日，陈独秀含恨离世，临终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一首诗道尽陈独秀一生。那一年，他63岁，而潘兰珍，仅仅34岁。
整整十年，风雨与共，留在她记忆里的却多是甜蜜。她犹记得，他教她写字，写得好时，他学着她的上海腔说：“阿珍，侬写得蛮好嘛，可以拿去卖钞票。”她睡觉时踢掉了被子，正在写作的他放下笔，为她盖好，摇头笑笑说：“真像个伢子。”
十年，她的幸福，世人不懂。十年，无悔。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1932年10月20日，父亲买回的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消息，让住在南通娘家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震惊了。令她震惊的，不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三个字，而是报纸上刊登的照片，那分明是自己的丈夫李老先生。
“难道他就是陈独秀？”潘兰珍几乎晕倒在地。她流着泪喃喃自语：“李先生，你这个李老头，原来你是陈独秀！”沉浸在回忆里，眼泪把报纸打湿一大片，她竟全然不知。
美丽是一场劫难，十七八岁的花样年纪，出身贫苦人家、在上海无依无靠的潘兰珍被一个工头纠缠、强占，忍受着非人的折磨。两年前，22岁的她终于逃脱恶棍的魔爪，孤身租住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后楼的亭子间里。曾经的遭遇，让她对男人有一种本能的防备。
然而，下班途中，当朴实善良的她看到一个“身穿破旧长袍，脖子里绕着条围巾，礼帽扔在了一边，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可怜老头蜷缩在路边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同时，她也认出，他是住在前楼的邻居。
在潘兰珍的小屋里，看到身材娇小、圆脸大眼、举止有些拘谨的她时，苏醒过来的陈独秀自我介绍：“我姓李，南京人，原在大学教书，与妻子离异后搬到这里，现在以为报纸撰稿为生。”同病相怜，潘兰珍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陈独秀的内心，则百感交集。
这样的温暖，久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总书纪职务被撤消，党籍被开除，两个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蒋介石正悬赏三万大洋到处缉拿他。血雨腥风中，他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胃病不时来袭，买药的途中不幸晕倒在地，来自这个陌生女子的温情，让陈独秀冰冷的心生出了些许暖意。
楼前楼后，两人不时碰面。看到他博学多才、整天奋笔疾书，没有读过书的潘兰珍崇敬不已，她满含敬意地称呼他“李老先生”。他孤苦伶仃，她便照顾他，包揽了他的家务，渐渐地，两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饭、说笑。空闲的时候，他教她读书识字，唱歌诵诗。在他的启蒙指导下，她很快就能对着报纸读上几句了。
令潘兰珍喜悦的是，这位看似潦倒的李老先生，骨子里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儒雅和热情。他唤起了她的女性自尊心，他的关爱，让她逐渐走出了饱受创伤的心理阴影。
悉心的照料，和谐的相处，身体和精神重新振作，陈独秀也和之前判若两人。“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在政治失意、人生跌入低谷的最艰难时期，是潘兰珍，让他意外收获了家庭的温暖。
外人眼里，他们的关系像父女、像师生，对比自己小29岁的潘兰珍，一向不羁的他只有感激和敬重。然而潘兰珍的感情却在悄悄地发生转变，他明事理、谈吐不俗、待人平等，这些都给了她全新的感受，和他在一起，她的内心安全、笃定。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向他表白。
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陈独秀也喜欢上了这个遭遇坎坷纯朴善良的姑娘，但前途渺茫、自身难保，他又能给她什么呢？惊讶于她的勇气的同时，他劝她慎重考虑。
“只要老先生不嫌弃，愿陪伴服侍到终生。”就这样，在邻居大姐的见证下，他们正式结为夫妻。尽管，除了姓李，潘兰珍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
婚后，除了上班，潘兰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李老先生身上。他的行踪，她从来不问;他没有收入，她就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撑起小小的家。生活虽清苦，两颗孤寂的灵魂却有了依托，她珍惜这简单的、来之不易的幸福。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她怎么也想不到，一起生活了两年的丈夫竟然是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共党要犯”陈独秀。
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曾发表宏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产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对于监狱，他并不陌生，也不惧怕，押解途中，他悲哀地想：也许这一生再也见不到兰珍了，夫妻一场，我连真姓名都没有告诉她，她那么年轻，还会要我这个身陷囹圄的老头子吗？
而此时，安顿好女儿的潘兰珍已经在奔赴南京的路上了。不管他是李老先生还是陈独秀，他都是她的丈夫，无论如何，她都要陪伴他。
作为“危害民国”的政治犯，监狱为陈独秀“量身定制”了“三不准”：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几天后，狱中的陈独秀收到一张纸条，写着“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传达人说，是一女子，自称是他的家属。凭感觉，陈独秀知道，是潘兰珍来了。那晚，他多喝了两碗稀饭。
以绝食抗议，“三不准”终成“三允许”。潘兰珍的到来让陈独秀既欣慰又难过，连累了她，他非常歉疚，自己的被捕，对于苦难之中的她，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刻，潘兰珍是他唯一的牵挂。在狱中，他多次写信给好友高语罕，“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一生叛逆、耿介固执的陈独秀，对于这份感情的愧疚和不安，令人动容。他甚至希望她从此离开他、忘记他，免得为此受到牵连。
然而潘兰珍心意已决，生活的艰辛磨炼了她倔强的性格。陈独秀判刑后，她辞掉上海的工作，在监狱旁边租了间房子，执意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
1933年夏天，南京老虎桥监狱，潘兰珍终于见到了陈独秀。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潘兰珍未语泪先流：“侬究竟是什么人？”他叹息一声答：“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
无需更多的解释，只这一句，就够了。 十年无悔
潘兰珍的不离不弃感动了典狱长，再加上宋美龄及一些国民党高官对陈独秀的探视，陈独秀在狱中相对自由。他把监狱变成了研究室，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堆满了经史子集。他读书看报、著书立说，研究文字的同时还自学起了德语。她则天天探监，为他洗衣送饭，整理诗作，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给别人缝补洗涮维持生计的同时，她充当了他的腿，采购他需要的书籍，联络各项事宜，全力以赴支持他写作。
与他相伴，监狱就是家。日本战机轰炸南京的时候，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逃过一劫。他劝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可她说：“死就死在一块儿吧。”
有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陈独秀以多病之躯写出等身著作。其中，由蔡元培亲自作序的《独秀文存》第九版，后被评为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时人评说，“人在狱中，思想飞向辽阔的空间”。陈独秀丰硕的学术成果，潘兰珍功不可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批政治犯被提前释放。蒋介石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他严词拒绝;胡适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他也婉拒了。生活再困窘，仍是铮铮铁骨，潘兰珍敬佩他的风骨，始终无怨无悔，相伴左右。
“老先生，阿拉听侬的。”他走到哪，她就陪到哪。跟随陈独秀来到四川时，恰逢他的三子松年带着祖母、妻子和孩子也流亡到四川，一家六口住在一起。潘兰珍对陈独秀的养母极其孝敬，为其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深得婆母赞赏。艰难的日子曾一度无米下锅，她悄悄当掉自己的戒指和耳环，用无私的爱撑起这个多灾多难的家，让他得以尽孝尽慈。
潘兰珍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许多年后，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他们隐居在江津城外的石墙院。在这里，潘兰珍开荒种菜，学着当地农民种些土豆、南瓜。夏天，她用锯木屑和药粉制成蚊香，为他驱赶蚊蝇;冬天，他的手冷得无法握笔，她就亲手制作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烤手。这期间，“除却文章无嗜好”的陈独秀整理完成了他在狱中就着手著作的《小学识字教本》，为后人留下“语言学方面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多舛的命运里，她就像别在他衣襟上的一朵花，静静地散发芳香。
1942年，多年的贫困潦倒以致病情加重，病魔没有同情潘兰珍“救救侬老先生”的泣血呼喊，5月27日，陈独秀含恨离世，临终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一首诗道尽陈独秀一生。那一年，他63岁，而潘兰珍，仅仅34岁。
整整十年，风雨与共，留在她记忆里的却多是甜蜜。她犹记得，他教她写字，写得好时，他学着她的上海腔说：“阿珍，侬写得蛮好嘛，可以拿去卖钞票。”她睡觉时踢掉了被子，正在写作的他放下笔，为她盖好，摇头笑笑说：“真像个伢子。”
十年，她的幸福，世人不懂。十年，无悔。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