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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就住在燕南园60号别墅里。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的一部厚厚的四卷本的《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的,又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而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部《古代汉语》为王先生带来的版税收入竟然是那样的惊人。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去拜谒王先生,在经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时,王川说,这银行里的半数存款都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入印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去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老舍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山水。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我去郎润园采访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也全部被书刊挤满了。
我入学时,王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他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人,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一连串的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上中学时,我们去北大玩耍,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我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璧,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厘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教授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朱自清有长寿眉,后生也曾以为他会长寿,但他体弱多病,只活了50岁。据说,王先生所有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央视大型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作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如何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处长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溘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2年,终年75岁。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民间文学”。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该是多么厌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讲的民间文学,我只是望着这个女人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覆盖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打碎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刻薄的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了。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百人教室只稀疏地坐着7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
我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骆分到《十月》杂志社,查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刚跨进校门,我和臧棣找到西川。他当时尚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来,英语专业扩大成了“英语系”。但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骆一禾和查海生。
实际上,西川的诗,远远高于骆和查。但或许真是未谋面的人更能引起广泛好奇,所以骆和查便一直遭到师弟们更高的迷信。
骆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来,中文系81级有一个叫“张芙”的女孩做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芙,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1989年5月,我终于在见到了骆。他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见他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那天,他竟然突发脑溢血,瘫倒在张芙怀里……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一个月便死了,年仅26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北大某个食堂,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他决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岁月里,一直被人传诵着,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经,在诗的领域里,他幻想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宿舍。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凭直觉说,此时的他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撒手人寰。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的一部厚厚的四卷本的《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的,又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而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部《古代汉语》为王先生带来的版税收入竟然是那样的惊人。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去拜谒王先生,在经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时,王川说,这银行里的半数存款都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入印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去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老舍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山水。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我去郎润园采访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也全部被书刊挤满了。
我入学时,王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他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人,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一连串的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上中学时,我们去北大玩耍,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我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璧,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厘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教授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朱自清有长寿眉,后生也曾以为他会长寿,但他体弱多病,只活了50岁。据说,王先生所有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央视大型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作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如何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处长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溘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2年,终年75岁。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民间文学”。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该是多么厌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讲的民间文学,我只是望着这个女人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覆盖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打碎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刻薄的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了。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百人教室只稀疏地坐着7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
我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骆分到《十月》杂志社,查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刚跨进校门,我和臧棣找到西川。他当时尚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来,英语专业扩大成了“英语系”。但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骆一禾和查海生。
实际上,西川的诗,远远高于骆和查。但或许真是未谋面的人更能引起广泛好奇,所以骆和查便一直遭到师弟们更高的迷信。
骆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来,中文系81级有一个叫“张芙”的女孩做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芙,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1989年5月,我终于在见到了骆。他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见他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那天,他竟然突发脑溢血,瘫倒在张芙怀里……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一个月便死了,年仅26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北大某个食堂,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他决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岁月里,一直被人传诵着,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经,在诗的领域里,他幻想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宿舍。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凭直觉说,此时的他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