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面对性问题的姿态始终是讳莫如深。我们在谈古论今时，常常喜欢频繁地把“性”字放在词尾使用，否则不足以体现文化的功力；可一旦把“性”置于词首去说，眼神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游离恍惚，面部肌肉也开始吃上劲儿了，这就是“性文化的敏感性”。


　　我们常常把性文化看成阴私而非隐私。那什么是性文化呢？它即指人们以何种方式来满足性欲，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性的兴趣和性的情感，以及对性的认识水平等等。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先驱是荷兰学者高佩罗，我们慷慨地把这份家底拱手让给异域人士去揣摩细品，因为做这样的学问似乎是不良嗜好，还是让外人来概括总结比较妥当。高先生曾极度称赞中国性学古籍格调之高，并充满敬意地将其指称为中华文明的荣誉。


　　人类的性文化是从最原始的性禁忌、对群婚杂交最细小的限制以及现代人看来那么愚昧可笑的性崇拜开始的。我们想对性文化史做一次漫长的回顾，这种系列的介绍不仅仅是单纯地发自思古幽情，或是为性之魅力所吸引，更不是出于介绍“奇技淫巧”的“性趣”，而是为了“温故而知新”，这是研究历史的目的，也是研究性文化史的终极目的。
　　本文中选登的插图，均根据中国古代性文物和性民俗器具实物拍摄而成的。它们多是性崇拜的产物，包括生殖崇拜、生殖器崇拜和性交崇拜。这些崇拜心理主要通过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以及文物、建筑等流传后世，甚至连一些山川河流等自然景物也被赋予性崇拜的色彩，使许多事物都具备了性的象征意义。在性文物中，有不少外藏内露的东西，表面上是普通的瓶瓶罐罐，但在它的背面、底部或很不显眼的内侧，则刻印着赤裸裸的性交画面或状如生殖器的图样，这反映出古人针对性事的巧思奇想，同时还担负着性教育的功能，因为在所有的教育学科中唯此不可言传身教。在民间，性教育大多采用暗示的方法进行。有一种瓷器叫“压箱底”， 俗称“孩儿枕”，外观是身穿肚兜的光屁股男童，而将“童盖”揭开，内部却是春光乍泄的男女交合瓷像。人们平时将其置于箱底，秘不示人，当女儿出嫁前夕，母亲便取出示女以启夫妻之道（“嫁妆画”也同属此类）。


　　另一个更为荒谬的误区就是对“三寸金莲”的理解：人们往往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封建社会男人的变态审美情趣，是服饰文化中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在中国古代性畸形的现象中，排除娼妓和太监之外（国外也有），缠足可以说是世界性文化独一无二的“稀有资源”。女子缠足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它和性欲、满足男子的“性趣”有很大的关联。在缠足这一社会现象上，也奇异地实现了中国古代禁欲与纵欲的并存和统一。
　　女子缠足的推广始于宋代，其根源无非出于男人的两种动机：一种是心理动机，男人既然要求女人为夫守贞，就要限制她的行动，缠足增加了行动的不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她对外接触的机会，剥夺了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自由，因此只有安心在家伺候夫君；另一种是生理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男人官能的感受和性兴趣、性要求。女子最能引起男人情欲的地方，并不是裸露在外的部位，而是隐藏的部位。女人足小不盈握，走起路来娉娉婷婷、扭扭捏捏，使男人浮想联翩，后来干脆把“三寸金莲”拿来当作酒杯用；女人缠足后为了好好地站立行走，两腿及骨盆肌肉需要经常绷紧，所以她们阴部的肌肉较紧，而且臀部变大，男人与之交媾时有与处女性交的感觉，增加了快感，这就使女人更好地成为男人的性工具。相反，女人竟不以“三寸金莲”为耻，却将缠足视为身份高贵的象征。男权思想对女人的性摧残、性压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些性文物与性民俗器具的妥善保存，便以更为直观与感性的方式记录了性文化史，它们是文化精神的物化产品，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见证，从而最具体地论证了中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虽然文学是性文化传播最普遍的主流载体，但由于语言习惯的进化和文字书写的变革，造成了人们阅读的障碍从而延缓了性文化的继承，像《洞玄子》三十法和《训女宝箴》等读本放在现代语境中，对于没有一定古文基础的人来说恐怕是“天书奇谈”，至多也是似懂非懂。


　　上海大学教授刘达临先生在性文物和性民俗用具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亚洲唯一获得柏林“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的学者。他的藏品在柏林、横滨、墨尔本、鹿特丹等地的巡回展几乎掀起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热”，而在中国本土亮相后造成的轰动效应，让人不由得回忆起1989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大展”所产生的社会震荡。这个展览创下了几个中国之最：人体艺术大展的空前规模，最高的票价和门票收入，最多的参观者与关注者，最大的画册销售量……二十二万观众显然不会如此有组织、有纪律地被调动起突发性的美术鉴赏兴趣的，用画家杨飞云的话说——“有的观众是来看画的，有的观众是来看光屁股的”。当时有一位老年人曾私下议论“现在真开放，花两块钱就能看人体。”非常有意思的是，画展中抽象人体作品展厅异常冷清，人们没能看到逼真的人体而大失所望。就是这么一个油画展，愣让众多的新闻媒体以及部分文化评论者放出了“1989年是中国的性文化年”的言论。还好，10年后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没被扣上“极其下流”的帽子，也没穿上“不符合国情”这样的“三寸金莲”式的小鞋，但与倡导“自然、开明、科学、健康”的现代性观念这个目标仍然相去甚远。采访刘达临先生

期间，曾听他讲述一段经历：有一位香港导演李先生的性文物收藏曾相当丰富，当他参观了刘先生的私藏品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莫逆之交。一年后李导演不幸因病猝死，全部藏品竟被其文化涵养较高的太太用两天两夜的时间付之一炬，李太太认为是这些丧气、不吉利的东西咒死了丈夫，其荒诞无稽昭然若揭，但也确实令人痛心疾首。


　　许多类似于如此荒谬的例子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因此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分析，我们把这部分人统统归纳到“性无知”的行列，而现实生活中恰恰是“性无知者无畏”。现代教育中，性教育依然处于半推半就的状态。而据东汉《白虎通》记载，当时有一个叫“辟雍”的贵族子弟学校就已经把性教育正式列入教学大纲里。如果这种传统能够光明正大地承袭下来的话，我们今天的婚检工作就可以省略许多没必要的麻烦和不甚合理的收费。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性文化的认知水平，仅仅停留于道听途说的猎奇层面上，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明清艳情小说和春宫画，这只是一叶障目。
　　性文化史中充斥着野蛮、愚昧、血腥和残酷，所以这将是一段苦难的旅程。我们凭借性文物与民俗性器具来拉开性文化的序幕，一不是为了迎合某种猎奇心态和低级趣味，二不是为了想听到在谈及性的问题时就满嘴“人性”、“人文主义”之类的闪烁其辞，归根结底，还是希望让性无知者的面孔都浮出水面——这张面孔呈现的是被种种伦理道德灌醉后失去理智的混沌不清的表情，间或露出色迷迷的微笑，再之后就是清醒的苦闷。而性文化的传播，将在这份苦闷的心路上继续艰难地跋涉，踯躅前行，等待苦尽甘来的第一缕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