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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质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格外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教育资源差距，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格外巨大，也因为，这一差距带来的一系列公平、道义以及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注意。
作为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社会各阶层流转变动的渠道，教育之功用，举世认同。正如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水桶的容量；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必将在长远的未来，影响中国的整体人口素质，进而决定中国的前进动力和未来的命运。
今天，我们少建一所学校，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多建一所监狱；今天，我们缺少几位好教师，明天，我们就需要多几个警察。长期以来，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欠账”，或许正在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埋下苦果。
值得庆幸的是，从1980年代的讲师团项目到今天本刊报道的“中国教育行动”和“常青义教”等等，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平衡城乡教育差别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这意味着，1993年首次提出的“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的承诺，在经历了漫长的19年后，终于有望在2012年得以兑现。下一步，如何分配好这4%的教育财政预算，应当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20世纪初叶，内忧外患的中国，我们的先哲高举起“教育救国”的大旗。10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肩荷着“教育兴国”的旗帜，步着先哲的足迹，努力前行。前方，路，漫长；道，艰辛。
城与乡：教育的两极
城乡教育差距，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它也代表着，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而这一连串反应，则可能在一系列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本刊记者/陈薇 庞清辉
城乡教育差距。
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在官方文件中找到端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0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达到5836.99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
它还可以在网络语言中被窥见大概。一篇流传极广的网文这样写道：“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文章标题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个命题可能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它往往意味着少油寡盐的饭菜，没有操场的校园和不那么耐心的老师，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忍受，那么，它所代表的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则可能在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
时间回到1999年。对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中心校校长郑化民来说，那是一分钱也要掰开来用的年代。
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该县财政收入不过300万元。
有一次，郑化民争取到了2万5千元钱拨款，给罗村中心小学布置了一个仪器室之后，所剩不多。在中心小学管辖内，还有26个村小嗷嗷待哺。他决定为其中一些添置课桌椅。这过程异常慎重：他去和意向村小的村干部们协商，“我们出5套课桌椅的钱，那你们是不是也配上5套呢？”
那个时候，县、乡、镇和村共同对义务教育经费筹措负有责任。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不过，乡、村两级的经费少得可怜，郑化民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时常敲开县市两级教育局长、财政局长的大门，“让上面对贫穷状况了解得更充分一些”。校长们摸清了不同领导的脾气——有的领导见不得老奶奶哭，有的领导则会对困窘自卑的农民兄弟心生恻隐——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好在年终工作总结的第一条写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助，大力改善教学条件”。
2000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仅为17.71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为448.20元。相差达到25倍之多。另一个数字是，从1986年至2000年，失学小学生累计达3791.5万人。
有学者认为，上述条例明显倾斜城市而歧视农村，将“义务”转嫁给了农村社会和农民，最终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和扩大。
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的袁桂林教授说，在辽宁，有学校每天只给老师发两根粉笔，印卷子要向学生收钱。他至今记得，一所学校冬天没钱买煤，冷得像冰窖，等到太阳照进教室的十点钟，老师穿着皮夹克就开始上课；孩子们冻得不停跺脚，到下午两点，没有太阳了，便立刻放学。
直到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对学校来说，这才是解决了温饱问题。”郑化民说。
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全国教育经费以更大的比例逐年增长。省际之间的各项相对差距，减小多于扩大。总体而言，城乡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教学硬件设施等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善。
云南省临沧市临沧一中校长高庆余对此感受强烈。1985年，他毕业后在临沧市凤庆县营盘小学当上了老师，只能在教室后面用竹子搭出一张床铺睡觉。2007年，他成为凤庆县教育局长，每年经手的校舍改造资金达5000万左右。
然而，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提高幅度远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绝对差距却持续扩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经费统计年度公报，2005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达到1256.66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增至7940.77元；至2010年，这一数据在山西达到4049.34元时，上海却已达16143.85元。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还要缩小差距？这怎么可能？”说到这里，高庆余提高了音量，手指在办公桌上叩出了声。
“只有锅巴没有饭”的农村教师
5角钱可以做什么？
在北京，它能买一个包子。
在云南凤庆县农村，它是一位初中教师上一个半小时晚自习的津贴。
在凤庆，晚自习津贴依次递减：县高中15元，县初中10元，农村小学初中一般5元钱以下，有的甚至分文不发。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这是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规定。25年前，高庆余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00多块钱，比政府公务员高20多块，心里颇为平衡。
而如今，凤庆县老师工资月均只有2000元左右，低于当地公务员和外出务工人员，以至于当地形容教师的生活是“只有锅巴没有饭”，还流传着一句笑话，“春节过年回去了，别跟老师打麻将”。
做县教育局长时，高庆余收到很多领导们的“小条”，请求将某某教师上调。他不得不办。结果，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县城及公路沿线。县城所在地的中心学校，最多的师生比例达到1比5，即一位教师负责5名学生，“差不多是带研究生的水准了”。在乡镇可能达到1比10，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编制严重不足。
“很多教育资源说要平均分配，但实际上，到县里是分配不下去的。”高庆余说。
面对这种状况，他无可奈何。虽然是教育局长，他被安排并考核的工作包括招商引资、完成固定资产投入、争取项目资金，却没有关于教育教学管理的硬性指标。
最后，像抽水机一样，农村学校有工作能力、有背景的教师几乎全被抽空。
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鹏炜、司晓宏对省内36万多中小学教师调查后发现，城市初中教师本科率为73.81%，而农村初中教师本科率仅为42.19%，两者相差达31个百分点之多。城乡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结构等，都存在较大鸿沟。
在重庆市酉阳县阳光小学，教师们之间不能实现大循环，也就是说，部分老师只能教一至三年级，另外部分教四至六年级。因经费不足，学校限制培训名额，食宿津贴每天120元，还要教师们自己掏钱，于是，有的老师10多年也出去不了一次。
教师的低收入、低学历和低比例，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教育质量的下滑。
向敏将传统课堂形容为，“死气沉沉的教学，教出了死气沉沉的学生”。前些年，学校担心学生安全事故，不敢组织春游、不敢野炊，就连校园运动会也不敢开。而学校里的留守儿童，大多自卑、害羞而不敢表达，“从这一点上看，除非发生奇迹，城乡孩子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她甚至曾在一所分校上交的报名单据上，发现了一个意外的错别字——“收费”，竟被分校语文老师写成了“收废”。
在山西石楼，有的小学请不到三年级英语老师，只能由语文老师每天用复读机放磁带教学。一堂实验课，“深浅颜色的衣服吸热不同”，老师完全按照教材将实验口头讲解了一遍，连讲台都没有下。
欣喜于学校已解决温饱问题的郑化民，陷入更大的震撼。他发现，先富起来的城市学校，已经在校园管理和教学方法上领先一大截。
在太原，他旁听了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的公开课。课堂前五分钟，学生自习后提出问题，魏老师将学生按前后座位分成4至6人一组，讨论交流。这种被称为“学导式”的教学法，要求学生独立活动的时间一定要多于教师引导、讲授、示范的时间。
这种理念是颠覆性的——在大多数农村中小学课堂，老师能讲清楚、学生能听进去，已然不易，还敢组织讨论？老师没有能够驾驭这种课堂的自信。
农村孩子的教育苦旅
“如果我是哈利·波特”这是北京一所小学三年级的期末考试作文题。这个问题肯定会难倒许多农村孩子，他们大多只从电视上知道喜羊羊而已。
云南大寺乡中学初一年学生施平富也喜欢看电视。除了喂猪、摘核桃、摘茶叶等家务，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电视。他最喜欢的节目是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听那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的名字。施平富今年13岁，有着“希望工程”苏明娟那样的大眼睛，但瘦弱得像个三年级的孩子。
临沧是云南劳务输出大市。施平富和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在昆明、深圳和缅甸打工。每周末晚上十点，远在贵州的妈妈准时给施平富打电话，每次，都以施平富的问话结尾：“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和爷爷奶奶住在岔河村一间10平方米的木屋里，里面挤着两张铺着草席的床。大一点的屋子和阁楼用来装玉米和祖宗牌位。唯一的镜子是从路边捡的别人丢掉的汽车倒车镜。家里种着4亩地，养了四头猪，一头驴。英语课上，老师问他：你有什么宠物？施平富说：“I have four pigs（我有四头猪）。”
施平富从来没走出过大山。已经上初一了，仍有很多常用汉字不会写，“奶奶”总是写成“女及女及”，作文很少能写一句完整的话。“我想继续读书，又读不得。”在乡中学，施平富的成绩并不拔尖，进入好高中再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北京大学招生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后期，大一新生中属于农村户口的比例达到峰值，一度接近40%，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00年以后大致保持在10%～15%，到2010年则下降至9.8%。
“知识改变命运，希望就在眼前。”这几个大字，写在裂得像乌龟壳一样的黑板高处，是施平富和同学们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然而，施平富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
他从没见过五线谱，没见过真的钢琴。考试的试题内容，甚至语文课本里的内容，比如《月亮上的足迹》中的火箭、飞船，施平富都感到陌生，更不要说文体课。
近些年，自主招生和保送制度使得高校选拔机制更加多元，然而，这些名额大多集中于省会和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偏远的农村中学，连一流高校的招生信息都得不到。在竞争激烈但教育资源又不尽平衡的考试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尤其是农村孩子进入大学、尤其是优质大学似乎也越来越困难。
即便能考上大学，施平富对未来仍充满恐惧。他从电视上知道了“蜗居的蚁族”，“上大学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读高中呢？不读高中了，为什么还要读完初中呢？”
施平富还有52个同学，不过，到初三时，可能有一半要流失。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流失现象严重。一项对云南省麻栗县猛硐中学的调查显示，2006年入学人数为216人，初三结束时只剩下77人，流失的学生中，有65名厌学在家。
专门致力于扶助中西部学校的北京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在甘肃等地调查发现，初中生厌学情绪普遍。调查中，一位中等职业学校的男生说：“我是学汽车修理的，为什么还要学语文呢？”
这些常常游荡在县城街头、学校家长都无法管理的男生，被称为“县域青年”。他们大多只有初中文化，不会干农活，除了在城里晃荡，便是外出打工。一旦缺乏约束，这些青年将很容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子。
“为什么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职业学校给这些孩子呢？成为厨师、护士也是一种选择。”中国社科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研究员李春玲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导向，已让这些不能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青少年渐渐灰心绝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褚宏启教授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乡差距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大了。另外，城乡差距还出现了新形态。农民工进城，出现了城市里的村庄，城市也变为二元结构。这就涉及到社会融合等复杂问题，不然，将来城市就是分裂的。”
褚宏启正在进行一项《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课题，旨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最后促进社会公正。
义务教育应均衡发展如今正成为共识。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成都、西安、重庆等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试点。
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格外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教育资源差距，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格外巨大，也因为，这一差距带来的一系列公平、道义以及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注意。
作为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社会各阶层流转变动的渠道，教育之功用，举世认同。正如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水桶的容量；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必将在长远的未来，影响中国的整体人口素质，进而决定中国的前进动力和未来的命运。
今天，我们少建一所学校，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多建一所监狱；今天，我们缺少几位好教师，明天，我们就需要多几个警察。长期以来，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欠账”，或许正在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埋下苦果。
值得庆幸的是，从1980年代的讲师团项目到今天本刊报道的“中国教育行动”和“常青义教”等等，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平衡城乡教育差别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这意味着，1993年首次提出的“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的承诺，在经历了漫长的19年后，终于有望在2012年得以兑现。下一步，如何分配好这4%的教育财政预算，应当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20世纪初叶，内忧外患的中国，我们的先哲高举起“教育救国”的大旗。10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肩荷着“教育兴国”的旗帜，步着先哲的足迹，努力前行。前方，路，漫长；道，艰辛。
城与乡：教育的两极
城乡教育差距，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它也代表着，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而这一连串反应，则可能在一系列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本刊记者/陈薇 庞清辉
城乡教育差距。
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在官方文件中找到端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0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达到5836.99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
它还可以在网络语言中被窥见大概。一篇流传极广的网文这样写道：“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文章标题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个命题可能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它往往意味着少油寡盐的饭菜，没有操场的校园和不那么耐心的老师，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忍受，那么，它所代表的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则可能在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
时间回到1999年。对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中心校校长郑化民来说，那是一分钱也要掰开来用的年代。
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该县财政收入不过300万元。
有一次，郑化民争取到了2万5千元钱拨款，给罗村中心小学布置了一个仪器室之后，所剩不多。在中心小学管辖内，还有26个村小嗷嗷待哺。他决定为其中一些添置课桌椅。这过程异常慎重：他去和意向村小的村干部们协商，“我们出5套课桌椅的钱，那你们是不是也配上5套呢？”
那个时候，县、乡、镇和村共同对义务教育经费筹措负有责任。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不过，乡、村两级的经费少得可怜，郑化民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时常敲开县市两级教育局长、财政局长的大门，“让上面对贫穷状况了解得更充分一些”。校长们摸清了不同领导的脾气——有的领导见不得老奶奶哭，有的领导则会对困窘自卑的农民兄弟心生恻隐——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好在年终工作总结的第一条写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助，大力改善教学条件”。
2000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仅为17.71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为448.20元。相差达到25倍之多。另一个数字是，从1986年至2000年，失学小学生累计达3791.5万人。
有学者认为，上述条例明显倾斜城市而歧视农村，将“义务”转嫁给了农村社会和农民，最终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和扩大。
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的袁桂林教授说，在辽宁，有学校每天只给老师发两根粉笔，印卷子要向学生收钱。他至今记得，一所学校冬天没钱买煤，冷得像冰窖，等到太阳照进教室的十点钟，老师穿着皮夹克就开始上课；孩子们冻得不停跺脚，到下午两点，没有太阳了，便立刻放学。
直到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对学校来说，这才是解决了温饱问题。”郑化民说。
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全国教育经费以更大的比例逐年增长。省际之间的各项相对差距，减小多于扩大。总体而言，城乡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教学硬件设施等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善。
云南省临沧市临沧一中校长高庆余对此感受强烈。1985年，他毕业后在临沧市凤庆县营盘小学当上了老师，只能在教室后面用竹子搭出一张床铺睡觉。2007年，他成为凤庆县教育局长，每年经手的校舍改造资金达5000万左右。
然而，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提高幅度远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绝对差距却持续扩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经费统计年度公报，2005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达到1256.66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增至7940.77元；至2010年，这一数据在山西达到4049.34元时，上海却已达16143.85元。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还要缩小差距？这怎么可能？”说到这里，高庆余提高了音量，手指在办公桌上叩出了声。
“只有锅巴没有饭”的农村教师
5角钱可以做什么？
在北京，它能买一个包子。
在云南凤庆县农村，它是一位初中教师上一个半小时晚自习的津贴。
在凤庆，晚自习津贴依次递减：县高中15元，县初中10元，农村小学初中一般5元钱以下，有的甚至分文不发。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这是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规定。25年前，高庆余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00多块钱，比政府公务员高20多块，心里颇为平衡。
而如今，凤庆县老师工资月均只有2000元左右，低于当地公务员和外出务工人员，以至于当地形容教师的生活是“只有锅巴没有饭”，还流传着一句笑话，“春节过年回去了，别跟老师打麻将”。
做县教育局长时，高庆余收到很多领导们的“小条”，请求将某某教师上调。他不得不办。结果，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县城及公路沿线。县城所在地的中心学校，最多的师生比例达到1比5，即一位教师负责5名学生，“差不多是带研究生的水准了”。在乡镇可能达到1比10，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编制严重不足。
“很多教育资源说要平均分配，但实际上，到县里是分配不下去的。”高庆余说。
面对这种状况，他无可奈何。虽然是教育局长，他被安排并考核的工作包括招商引资、完成固定资产投入、争取项目资金，却没有关于教育教学管理的硬性指标。
最后，像抽水机一样，农村学校有工作能力、有背景的教师几乎全被抽空。
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鹏炜、司晓宏对省内36万多中小学教师调查后发现，城市初中教师本科率为73.81%，而农村初中教师本科率仅为42.19%，两者相差达31个百分点之多。城乡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结构等，都存在较大鸿沟。
在重庆市酉阳县阳光小学，教师们之间不能实现大循环，也就是说，部分老师只能教一至三年级，另外部分教四至六年级。因经费不足，学校限制培训名额，食宿津贴每天120元，还要教师们自己掏钱，于是，有的老师10多年也出去不了一次。
教师的低收入、低学历和低比例，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教育质量的下滑。
向敏将传统课堂形容为，“死气沉沉的教学，教出了死气沉沉的学生”。前些年，学校担心学生安全事故，不敢组织春游、不敢野炊，就连校园运动会也不敢开。而学校里的留守儿童，大多自卑、害羞而不敢表达，“从这一点上看，除非发生奇迹，城乡孩子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她甚至曾在一所分校上交的报名单据上，发现了一个意外的错别字——“收费”，竟被分校语文老师写成了“收废”。
在山西石楼，有的小学请不到三年级英语老师，只能由语文老师每天用复读机放磁带教学。一堂实验课，“深浅颜色的衣服吸热不同”，老师完全按照教材将实验口头讲解了一遍，连讲台都没有下。
欣喜于学校已解决温饱问题的郑化民，陷入更大的震撼。他发现，先富起来的城市学校，已经在校园管理和教学方法上领先一大截。
在太原，他旁听了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的公开课。课堂前五分钟，学生自习后提出问题，魏老师将学生按前后座位分成4至6人一组，讨论交流。这种被称为“学导式”的教学法，要求学生独立活动的时间一定要多于教师引导、讲授、示范的时间。
这种理念是颠覆性的——在大多数农村中小学课堂，老师能讲清楚、学生能听进去，已然不易，还敢组织讨论？老师没有能够驾驭这种课堂的自信。
农村孩子的教育苦旅
“如果我是哈利·波特”这是北京一所小学三年级的期末考试作文题。这个问题肯定会难倒许多农村孩子，他们大多只从电视上知道喜羊羊而已。
云南大寺乡中学初一年学生施平富也喜欢看电视。除了喂猪、摘核桃、摘茶叶等家务，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电视。他最喜欢的节目是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听那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的名字。施平富今年13岁，有着“希望工程”苏明娟那样的大眼睛，但瘦弱得像个三年级的孩子。
临沧是云南劳务输出大市。施平富和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在昆明、深圳和缅甸打工。每周末晚上十点，远在贵州的妈妈准时给施平富打电话，每次，都以施平富的问话结尾：“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和爷爷奶奶住在岔河村一间10平方米的木屋里，里面挤着两张铺着草席的床。大一点的屋子和阁楼用来装玉米和祖宗牌位。唯一的镜子是从路边捡的别人丢掉的汽车倒车镜。家里种着4亩地，养了四头猪，一头驴。英语课上，老师问他：你有什么宠物？施平富说：“I have four pigs（我有四头猪）。”
施平富从来没走出过大山。已经上初一了，仍有很多常用汉字不会写，“奶奶”总是写成“女及女及”，作文很少能写一句完整的话。“我想继续读书，又读不得。”在乡中学，施平富的成绩并不拔尖，进入好高中再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北京大学招生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后期，大一新生中属于农村户口的比例达到峰值，一度接近40%，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00年以后大致保持在10%～15%，到2010年则下降至9.8%。
“知识改变命运，希望就在眼前。”这几个大字，写在裂得像乌龟壳一样的黑板高处，是施平富和同学们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然而，施平富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
他从没见过五线谱，没见过真的钢琴。考试的试题内容，甚至语文课本里的内容，比如《月亮上的足迹》中的火箭、飞船，施平富都感到陌生，更不要说文体课。
近些年，自主招生和保送制度使得高校选拔机制更加多元，然而，这些名额大多集中于省会和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偏远的农村中学，连一流高校的招生信息都得不到。在竞争激烈但教育资源又不尽平衡的考试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尤其是农村孩子进入大学、尤其是优质大学似乎也越来越困难。
即便能考上大学，施平富对未来仍充满恐惧。他从电视上知道了“蜗居的蚁族”，“上大学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读高中呢？不读高中了，为什么还要读完初中呢？”
施平富还有52个同学，不过，到初三时，可能有一半要流失。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流失现象严重。一项对云南省麻栗县猛硐中学的调查显示，2006年入学人数为216人，初三结束时只剩下77人，流失的学生中，有65名厌学在家。
专门致力于扶助中西部学校的北京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在甘肃等地调查发现，初中生厌学情绪普遍。调查中，一位中等职业学校的男生说：“我是学汽车修理的，为什么还要学语文呢？”
这些常常游荡在县城街头、学校家长都无法管理的男生，被称为“县域青年”。他们大多只有初中文化，不会干农活，除了在城里晃荡，便是外出打工。一旦缺乏约束，这些青年将很容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子。
“为什么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职业学校给这些孩子呢？成为厨师、护士也是一种选择。”中国社科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研究员李春玲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导向，已让这些不能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青少年渐渐灰心绝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褚宏启教授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乡差距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大了。另外，城乡差距还出现了新形态。农民工进城，出现了城市里的村庄，城市也变为二元结构。这就涉及到社会融合等复杂问题，不然，将来城市就是分裂的。”
褚宏启正在进行一项《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课题，旨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最后促进社会公正。
义务教育应均衡发展如今正成为共识。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成都、西安、重庆等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