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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26日下午，突然接到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陈华莎女士的电话，惊悉苏州文物商店著名专家张永昌先生25日晚辞世的噩耗，家父遂率我姊妹二人急赴苏州吊唁。
毕生业绩 为国护宝
张永昌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的苏州委员，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专家，苏州文物商店研究馆员，是我国文博界的国宝级专家。他1922年生于上海文玩世家，年轻时就读北京辅仁大学。1941年拜当时著名的跨国文物公司卢吴公司经理叶叔重为师，学习瓷、铜、玉杂等古玩业务。
张先生从事文博工作66年，征集了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在内的许多高档文物，其中大部分珍品已入藏苏州博物馆。任职期间，他从准备出口的商品中，发现过许多国宝，使这些珍贵文物避免流失海外。还协助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江苏省文管会等单位完成了不少重要任务。如1973年至1975年，为苏州博物馆的藏品进行全面鉴定。除书画部分外，其余各类文物均由张先生负责分类编目、鉴定和登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协助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对1978年外贸部门截留的八万余件古玉进行了鉴定和估价。20世纪90年代，他接受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的全国博物馆及文管会馆藏一级文物鉴定确认任务，巡回鉴定了19个地区、106个文博单位的藏品。工作中，经他鉴定的各类文物百万余件，仅古瓷、古玉两项，就达50万件之多。
参加完先生的追悼会，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钱公麟先生邀大家参观苏州博物馆新馆，在陶瓷展厅里，见到了张先生曾提起过的，经他收购并上交博物馆的一级文物——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图1）、元釉里红白地暗刻龙纹盖罐（图2）和一组明代洪武青花大盏托（图3）。苏州文物商店汪成先生说：“张先生工作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为博物馆征集藏品的职责。因文物商店独立核算，移交藏品时以收购价格增加一成的利润转让给博物馆。张先生当年在职时，会挑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留在店里，给新入行的业务员教学用。现在店里库存的文物上，还有不少贴着张先生墨笔书写‘内’、‘留’等字样的标签。”
最富戏剧性的是展厅里几件明代洪武青花大盏托的来历。张先生生前曾介绍说，那时候一位领导有个做法，高档品不能买。如果买了就是压货。钱越压越多，不能周转就没法收货了。所以要求职工只收能出口的货（作者注：即清乾隆六十年以后的文物）。当时一位征集书画的同事，因为收了“不该收的东西”，想让他帮忙跟领导通融一下。他过去一看，是明代洪武时期的10个大盏托。有青花的，有釉里红的，有蓝地白花的，有红地白花的。这些东西是物主在土改时分来的，为了盖房子就把它们卖了。起先，收货员5块钱买了一个，结果物主又拿来10个。收货员就不要了。物主说“公家说了话还能不算数!”收货员没办法，只好把10个大盏托都收下了。11个明代洪武青花和釉里红盘子才花了55块钱。那个收货员担心被领导批评，想让张先生替他说说情。张先生便对他说:“你立功了!把这些大盏托洗干净后，马上移交博物馆，这可全是馆藏的一级文物呀！”
励耕奋耘 桃李天下
1986年3月，张永昌先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聘为第一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96年，国家文物局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来函，对他为我国文博事业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函中评价道:“张永昌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聘任的第一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具有权威性的文物鉴定家。多年来，从事我国文物鉴定人才的培训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深受学生欢迎的高水平导师。”
除了繁忙的日常工作以外，张先生还为我国文博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图4）。从1978年至1996年，他应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及各地文博单位邀请，先后在杭州、保定、北京、南京、曲阜、广州、武汉、宁波、扬州、常州、镇江以及东北三省的文博单位和大学的文博专业主讲古玉器鉴定。为本系统人员传授鉴定技术达19年之久，面授学员2000多人。除本系统外，还为全国海关人员讲授过古玉器基础知识。
他在教学中从不惜力或有所保留，而是将毕生积累的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学生们，他的课程实用性强，带出了不少能办实事的业务骨干，许多事迹令人感动。他的学生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古玉专家张明华先生回忆说，在一次培训班上，因为某位教师缺席，张先生临时被增加了一周的课程。他上午讲理论和经验，下午进行实物演示，晚上还要经常加课，两个星期下来，就因劳累过度，咯血生病了。每天清早，大家还没起床时，就会从张先生居住的房间里，传出一阵阵令人心碎的咳嗽声。“呕心沥血”这四个字，在他身上，是体现得多么真实和有震撼力！张先生对学生的关爱质朴真切，他的弟子国家文物局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于卓思女士，近年来身体不太好，他就每年春节用红纸给于女士写一个“福”字或“寿”字，鼓励她振作精神，祝福她尽早康复。
张先生进入高龄以后，患有哮喘，每年冬季都需静养，他意识到时间的宝贵，所以倍加珍惜，尽自己所能，再多做一点工作，再多教一次学生！2005年12月，张先生在于女士的陪同下，到浙江省嘉兴市博物馆（图5）、上海文物商店收购部（图6、7）等单位指导工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效力。2006年5月24日-26日，就是在他临终前十个月，还到镇江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为“文物鉴定知识培训班”授课，近百名业内人员参加了培训。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学员们面授课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就是这样一位多闻广识的文博大家，一位辛勤励耕的朴实园丁，将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我国的文博事业；用自己毕生的汗水浇灌出玉器鉴定界一批批栋梁之才！他怀着一颗拳拳赤子心来，却未带寸草而去！
人生交契无老少 二千里外故人心
张永昌先生为人宽厚，达情重义。他与夫人恩爱和美，且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晚年享受着令人称羡的天伦之乐。他感情细腻，对朋友情谊真挚。家父与张先生交往二十几年，许多情节历历在目。1995年12月2日，先生送了家父一件毛衣，参加追悼会时，家父特地穿这件毛衣为他送行。在去苏州的火车上，家父言道：“张先生对我太好了，这毛衣不是我去苏州的时候顺便送我的，而是他觉得这件毛衣我穿着好看，专门缝了个包袱皮儿，亲笔墨书写上地址，邮递到咱们家的，我们爷儿俩就有这份儿情分！”张先生送家父的毛衣是他最喜欢的，果然适合家父的气质和肤色，所以家父每年冬天都穿，至今冬已有12载了。记得当年家父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毛衣时，感动得对我们说：“你们看，张永昌先生从两千多里地以外，给我寄了件毛衣来，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了，对我还这么上心，寄来的哪里是一件毛衣，是一份交情啊！先生有恩于我呀！这个包袱皮儿一定得珍藏起来。”如今，张先生给家父邮寄毛衣的包袱皮儿，在我家书柜里已珍藏了12年，作为子女，我们会继续珍藏下去。
家父自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时起，一直担任秘书长之职，负责组织全国各地的文物专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物鉴定证书。在长年的工作中，他与张永昌先生等全国的许多文物专家建立了师徒、父子般的深厚感情（图8、9）。2005年7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先生逝世，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写了一篇追忆启功先生的文章，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艺术市场》杂志上。文章发表后，编辑马继东建议我为该杂志的古玩栏目写个专栏，题目就叫《大家》，让更多读者了解文博界老专家的业绩和生活。马编辑说，不要等这些国宝级的专家故去后再追忆，应该在他们有生之年进行访问，将老专家们青年时代鲜为人知，却又有历史价值的事记录下来，这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就答应下来。向家父咨询，他说：“你要先访问耿宝昌先生，然后到苏州访问张永昌先生！文博界这两位老先生，素有‘南张北耿’的美誉（图10）。张先生早年的经历，特别是卢吴公司一段，史料价值很高，一定要尽快抢救性发掘出来！”
2005年冬，家父携我至苏州拜访张永昌先生。我们下午三点到张宅，他家住在一条小巷里，我们到时，先生正睡觉。环顾四周，房间很小，顶棚低矮，灯光昏暗，客厅倒是放了一张大方桌，方桌对面的墙上，挂着张先生的书法镜心“明心泽沛千山雨，养气胸藏万丈虹”（图11）。以前常听耿宝昌先生说，张先生书法很好，又擅篆刻。他女儿对我们说，平时许多朋友向张先生求字，只要他健康状况许可，有求必应，从不收润笔费（图12）。我问：“张先生的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女儿说：“因为我爸爸退休比较早，所以工资不高，一千多块钱。”先生醒后，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但当时哮喘得很厉害，不能下床，就躺在床上接受了我的访问。他让儿子拿来一摞文物资料照片，兴奋地对家父说：“正好你来了，这些照片正准备给你寄过去呢！”这些照片都是张先生历年来为公司收购的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已上交苏州博物馆。我捧着这些照片，感叹不已！如果以现在的市场标准衡量，这些上交博物馆的文物价值高得难以估量！张永昌先生那一辈文物工作者，在他们的时代里，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珍贵的文物，更是一种无私奉献、忠于职守的精神！
那次访问的记录，整理后连载在2006年1月号和2月号的《艺术市场》杂志上，先生阅后非常满意。该文发表后，又有几位作者想在杂志上写关于先生的文章，我就把自己写的那篇拿给他们参阅，希望他们写得更好，更广泛地扩大先生的社会影响。因为我知道，张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尽管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却从不张扬自己。先生理应获得更多的荣誉和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如果能为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
言为后世师行为后世表
张永昌先生对我国文博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旧时的古玉研究者和古玩从业者，在古玉的时代划分上过于笼统。通常是商周不分，春秋和战国不分，唐至明代的玉器也分得很模糊。张先生在古玉鉴定界的学术贡献是，首先将商周、春秋和战国的玉器区分开；又将唐至明代玉器的模糊概念逐一澄清，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私传授给学生，使我国文博界的古玉鉴定学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将毕生研究成果写成教材《古玉浅说》《古代玉雕艺术》《斑斓璀璨——中国历代古玉纹饰图录》《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等。他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将老师传授的知识融入自己的著作中，有的学生已经声名鹊起，也成为古玉鉴定家，而张老师却甘当幕后英雄，继续培养新人。
由于张先生一直在文物商店工作，尽管业务能力一流，又是首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年过八旬的国宝级专家，他的许多学生已是教授、博导、研究员，但受现行体制的影响，自己却连个专业技术职称都没有。直到2005年，上级主管部门终于为他特批了一个正研究员的名额，使先生摆脱了这种尴尬的窘境。想到他的工作业绩，看到他的住所和受到的待遇，可谓是“草庐寄穷巷，甘心辞华轩”！是啊，自古真君子，忧道不忧贫。张先生在没有职称、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元的情况下，却没有影响培养后学、传道授业的热情。从1977年他在杭州大学首开玉器课以来，学生达几千人，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成了玉器研究或经营上的中坚力量。张先生把自己的学问，鉴定古玉器的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自己一身本事流传于世，使之继续发挥作用，服务社会。
他淡泊名利的程度，在时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他写过许多内部教材，更有开创先河的学术观点，却没有公开出版过专著。只有2004年8月，人民美术出版社邀请张先生和天津的云希正先生主编《简金集·玉器卷·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书中收录了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原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存的八万余件玉器中，遴选出来的305件玉器，算是张先生的一部正式出版物。
他年轻时是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与著名的瓷器鉴赏家冯先铭是同班同学，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王力是其学长、挚友。凭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酣畅的文笔，只要将所编写的教材、教案配上插图，稍加细节，就是一部畅销书。我不禁问他：“您这么大学问，这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不出版专著？写那么多的教材、教案，不是同样费时费力吗？”先生见我如此问，连连夸张地摆摆手，皱着眉头说：“我是不会写出来发表的，倒不是思想保守，现在作假的太多，他们学得太快了，我要写了书，这些经验、诀窍就公开了，教会他们，影响太坏！这些不法分子一定大发横财，那时不但爱好者、收藏家会吃亏，连国家单位也可能遭受损失。我只口传身授文物部门的专业人员，外面再高的报酬都不能去！损害公家的事不能干！坑害别人的事不能干！”
听先生一席话，令人唏嘘不已，感慨弥多！看看现在的出版市场，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出书、出名、牟利，是那些滥竽充数者追求的目标。当前艺术品市场火爆，一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看到此处有利可图，乘机大肆出书，如某青年作者出版有陶瓷、玉器、金银器、木雕等各类文物“著作”，涉猎的门类之广，著作的数量之丰，令人乍舌！其人实一“门外汉”，内容乃从各专著中辗转抄录，再重组语言拼凑而成，真正的学问呢，空无一物！笔者常听一些藏友发牢骚，现在不但买东西眼力要好，连学知识买书都得请人掌眼，爱好者越来越难当了。这一现象是浮躁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此种风气对我们文博界的冲击也很大。今朝的青年文物工作者，有些可能就是未来的文博大家，因此学习张永昌先生等老一辈文物鉴赏家严谨治学、忠于职守、本分做人的品质，扎扎实实地练就真功夫，是对每一位青年后继者的职业要求。甚至临终前十个月，张先生还在为学生讲课，一位身体欠佳的85岁老人，一位多么敬业尽职的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正是这位可敬的文博老专家对年轻后来者的期望吗！惟有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业务，学出一技之长，才是对先生的最大报答。追忆张永昌先生的为人师表、高风亮节，就是为了以这种精神激励后人。不积跬步，何以致千里？不积小流，何以成江海？不打下坚实的功底，怎敢著书立说，何以成一家之言？当前，假货、假证书、假著作满天飞，更有形形色色的骗子把本应规范有序的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秩序搅得乌烟瘴气，多少人因此深受其害！假如人人能想到张先生曾说过的这句朴实的话：“损害公家的事不能干！坑害别人的事不能干！”定能使这种混乱的局面大为改善，社会氛围也才能安定和谐。
张永昌先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安贫乐道，注重操守，为文博界一代贤者！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率真、淳厚善良，使我想起东晋隐士陶渊明的诗句，“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耿宝昌先生说，张先生曾对他寄语一言：“永昌宝昌，永保昌！”流露出张先生对好友的款款深情和对未来生活的热爱。“南张北耿”二位好友，互相帮助，彼此关爱，在事业上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60多年的如歌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但传为佳话，更用他们的业绩谱写了一段历史，成就了一代文博大家的风范！
（责编：石晓）
毕生业绩 为国护宝
张永昌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的苏州委员，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专家，苏州文物商店研究馆员，是我国文博界的国宝级专家。他1922年生于上海文玩世家，年轻时就读北京辅仁大学。1941年拜当时著名的跨国文物公司卢吴公司经理叶叔重为师，学习瓷、铜、玉杂等古玩业务。
张先生从事文博工作66年，征集了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在内的许多高档文物，其中大部分珍品已入藏苏州博物馆。任职期间，他从准备出口的商品中，发现过许多国宝，使这些珍贵文物避免流失海外。还协助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江苏省文管会等单位完成了不少重要任务。如1973年至1975年，为苏州博物馆的藏品进行全面鉴定。除书画部分外，其余各类文物均由张先生负责分类编目、鉴定和登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协助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对1978年外贸部门截留的八万余件古玉进行了鉴定和估价。20世纪90年代，他接受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的全国博物馆及文管会馆藏一级文物鉴定确认任务，巡回鉴定了19个地区、106个文博单位的藏品。工作中，经他鉴定的各类文物百万余件，仅古瓷、古玉两项，就达50万件之多。
参加完先生的追悼会，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钱公麟先生邀大家参观苏州博物馆新馆，在陶瓷展厅里，见到了张先生曾提起过的，经他收购并上交博物馆的一级文物——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图1）、元釉里红白地暗刻龙纹盖罐（图2）和一组明代洪武青花大盏托（图3）。苏州文物商店汪成先生说：“张先生工作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为博物馆征集藏品的职责。因文物商店独立核算，移交藏品时以收购价格增加一成的利润转让给博物馆。张先生当年在职时，会挑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留在店里，给新入行的业务员教学用。现在店里库存的文物上，还有不少贴着张先生墨笔书写‘内’、‘留’等字样的标签。”
最富戏剧性的是展厅里几件明代洪武青花大盏托的来历。张先生生前曾介绍说，那时候一位领导有个做法，高档品不能买。如果买了就是压货。钱越压越多，不能周转就没法收货了。所以要求职工只收能出口的货（作者注：即清乾隆六十年以后的文物）。当时一位征集书画的同事，因为收了“不该收的东西”，想让他帮忙跟领导通融一下。他过去一看，是明代洪武时期的10个大盏托。有青花的，有釉里红的，有蓝地白花的，有红地白花的。这些东西是物主在土改时分来的，为了盖房子就把它们卖了。起先，收货员5块钱买了一个，结果物主又拿来10个。收货员就不要了。物主说“公家说了话还能不算数!”收货员没办法，只好把10个大盏托都收下了。11个明代洪武青花和釉里红盘子才花了55块钱。那个收货员担心被领导批评，想让张先生替他说说情。张先生便对他说:“你立功了!把这些大盏托洗干净后，马上移交博物馆，这可全是馆藏的一级文物呀！”
励耕奋耘 桃李天下
1986年3月，张永昌先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聘为第一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96年，国家文物局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来函，对他为我国文博事业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函中评价道:“张永昌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聘任的第一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具有权威性的文物鉴定家。多年来，从事我国文物鉴定人才的培训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深受学生欢迎的高水平导师。”
除了繁忙的日常工作以外，张先生还为我国文博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图4）。从1978年至1996年，他应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及各地文博单位邀请，先后在杭州、保定、北京、南京、曲阜、广州、武汉、宁波、扬州、常州、镇江以及东北三省的文博单位和大学的文博专业主讲古玉器鉴定。为本系统人员传授鉴定技术达19年之久，面授学员2000多人。除本系统外，还为全国海关人员讲授过古玉器基础知识。
他在教学中从不惜力或有所保留，而是将毕生积累的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学生们，他的课程实用性强，带出了不少能办实事的业务骨干，许多事迹令人感动。他的学生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古玉专家张明华先生回忆说，在一次培训班上，因为某位教师缺席，张先生临时被增加了一周的课程。他上午讲理论和经验，下午进行实物演示，晚上还要经常加课，两个星期下来，就因劳累过度，咯血生病了。每天清早，大家还没起床时，就会从张先生居住的房间里，传出一阵阵令人心碎的咳嗽声。“呕心沥血”这四个字，在他身上，是体现得多么真实和有震撼力！张先生对学生的关爱质朴真切，他的弟子国家文物局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于卓思女士，近年来身体不太好，他就每年春节用红纸给于女士写一个“福”字或“寿”字，鼓励她振作精神，祝福她尽早康复。
张先生进入高龄以后，患有哮喘，每年冬季都需静养，他意识到时间的宝贵，所以倍加珍惜，尽自己所能，再多做一点工作，再多教一次学生！2005年12月，张先生在于女士的陪同下，到浙江省嘉兴市博物馆（图5）、上海文物商店收购部（图6、7）等单位指导工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效力。2006年5月24日-26日，就是在他临终前十个月，还到镇江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为“文物鉴定知识培训班”授课，近百名业内人员参加了培训。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学员们面授课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就是这样一位多闻广识的文博大家，一位辛勤励耕的朴实园丁，将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我国的文博事业；用自己毕生的汗水浇灌出玉器鉴定界一批批栋梁之才！他怀着一颗拳拳赤子心来，却未带寸草而去！
人生交契无老少 二千里外故人心
张永昌先生为人宽厚，达情重义。他与夫人恩爱和美，且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晚年享受着令人称羡的天伦之乐。他感情细腻，对朋友情谊真挚。家父与张先生交往二十几年，许多情节历历在目。1995年12月2日，先生送了家父一件毛衣，参加追悼会时，家父特地穿这件毛衣为他送行。在去苏州的火车上，家父言道：“张先生对我太好了，这毛衣不是我去苏州的时候顺便送我的，而是他觉得这件毛衣我穿着好看，专门缝了个包袱皮儿，亲笔墨书写上地址，邮递到咱们家的，我们爷儿俩就有这份儿情分！”张先生送家父的毛衣是他最喜欢的，果然适合家父的气质和肤色，所以家父每年冬天都穿，至今冬已有12载了。记得当年家父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毛衣时，感动得对我们说：“你们看，张永昌先生从两千多里地以外，给我寄了件毛衣来，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了，对我还这么上心，寄来的哪里是一件毛衣，是一份交情啊！先生有恩于我呀！这个包袱皮儿一定得珍藏起来。”如今，张先生给家父邮寄毛衣的包袱皮儿，在我家书柜里已珍藏了12年，作为子女，我们会继续珍藏下去。
家父自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时起，一直担任秘书长之职，负责组织全国各地的文物专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物鉴定证书。在长年的工作中，他与张永昌先生等全国的许多文物专家建立了师徒、父子般的深厚感情（图8、9）。2005年7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先生逝世，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写了一篇追忆启功先生的文章，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艺术市场》杂志上。文章发表后，编辑马继东建议我为该杂志的古玩栏目写个专栏，题目就叫《大家》，让更多读者了解文博界老专家的业绩和生活。马编辑说，不要等这些国宝级的专家故去后再追忆，应该在他们有生之年进行访问，将老专家们青年时代鲜为人知，却又有历史价值的事记录下来，这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就答应下来。向家父咨询，他说：“你要先访问耿宝昌先生，然后到苏州访问张永昌先生！文博界这两位老先生，素有‘南张北耿’的美誉（图10）。张先生早年的经历，特别是卢吴公司一段，史料价值很高，一定要尽快抢救性发掘出来！”
2005年冬，家父携我至苏州拜访张永昌先生。我们下午三点到张宅，他家住在一条小巷里，我们到时，先生正睡觉。环顾四周，房间很小，顶棚低矮，灯光昏暗，客厅倒是放了一张大方桌，方桌对面的墙上，挂着张先生的书法镜心“明心泽沛千山雨，养气胸藏万丈虹”（图11）。以前常听耿宝昌先生说，张先生书法很好，又擅篆刻。他女儿对我们说，平时许多朋友向张先生求字，只要他健康状况许可，有求必应，从不收润笔费（图12）。我问：“张先生的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女儿说：“因为我爸爸退休比较早，所以工资不高，一千多块钱。”先生醒后，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但当时哮喘得很厉害，不能下床，就躺在床上接受了我的访问。他让儿子拿来一摞文物资料照片，兴奋地对家父说：“正好你来了，这些照片正准备给你寄过去呢！”这些照片都是张先生历年来为公司收购的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已上交苏州博物馆。我捧着这些照片，感叹不已！如果以现在的市场标准衡量，这些上交博物馆的文物价值高得难以估量！张永昌先生那一辈文物工作者，在他们的时代里，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珍贵的文物，更是一种无私奉献、忠于职守的精神！
那次访问的记录，整理后连载在2006年1月号和2月号的《艺术市场》杂志上，先生阅后非常满意。该文发表后，又有几位作者想在杂志上写关于先生的文章，我就把自己写的那篇拿给他们参阅，希望他们写得更好，更广泛地扩大先生的社会影响。因为我知道，张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尽管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却从不张扬自己。先生理应获得更多的荣誉和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如果能为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
言为后世师行为后世表
张永昌先生对我国文博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旧时的古玉研究者和古玩从业者，在古玉的时代划分上过于笼统。通常是商周不分，春秋和战国不分，唐至明代的玉器也分得很模糊。张先生在古玉鉴定界的学术贡献是，首先将商周、春秋和战国的玉器区分开；又将唐至明代玉器的模糊概念逐一澄清，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私传授给学生，使我国文博界的古玉鉴定学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将毕生研究成果写成教材《古玉浅说》《古代玉雕艺术》《斑斓璀璨——中国历代古玉纹饰图录》《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等。他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将老师传授的知识融入自己的著作中，有的学生已经声名鹊起，也成为古玉鉴定家，而张老师却甘当幕后英雄，继续培养新人。
由于张先生一直在文物商店工作，尽管业务能力一流，又是首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年过八旬的国宝级专家，他的许多学生已是教授、博导、研究员，但受现行体制的影响，自己却连个专业技术职称都没有。直到2005年，上级主管部门终于为他特批了一个正研究员的名额，使先生摆脱了这种尴尬的窘境。想到他的工作业绩，看到他的住所和受到的待遇，可谓是“草庐寄穷巷，甘心辞华轩”！是啊，自古真君子，忧道不忧贫。张先生在没有职称、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元的情况下，却没有影响培养后学、传道授业的热情。从1977年他在杭州大学首开玉器课以来，学生达几千人，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成了玉器研究或经营上的中坚力量。张先生把自己的学问，鉴定古玉器的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自己一身本事流传于世，使之继续发挥作用，服务社会。
他淡泊名利的程度，在时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他写过许多内部教材，更有开创先河的学术观点，却没有公开出版过专著。只有2004年8月，人民美术出版社邀请张先生和天津的云希正先生主编《简金集·玉器卷·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书中收录了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原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存的八万余件玉器中，遴选出来的305件玉器，算是张先生的一部正式出版物。
他年轻时是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与著名的瓷器鉴赏家冯先铭是同班同学，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王力是其学长、挚友。凭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酣畅的文笔，只要将所编写的教材、教案配上插图，稍加细节，就是一部畅销书。我不禁问他：“您这么大学问，这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不出版专著？写那么多的教材、教案，不是同样费时费力吗？”先生见我如此问，连连夸张地摆摆手，皱着眉头说：“我是不会写出来发表的，倒不是思想保守，现在作假的太多，他们学得太快了，我要写了书，这些经验、诀窍就公开了，教会他们，影响太坏！这些不法分子一定大发横财，那时不但爱好者、收藏家会吃亏，连国家单位也可能遭受损失。我只口传身授文物部门的专业人员，外面再高的报酬都不能去！损害公家的事不能干！坑害别人的事不能干！”
听先生一席话，令人唏嘘不已，感慨弥多！看看现在的出版市场，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出书、出名、牟利，是那些滥竽充数者追求的目标。当前艺术品市场火爆，一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看到此处有利可图，乘机大肆出书，如某青年作者出版有陶瓷、玉器、金银器、木雕等各类文物“著作”，涉猎的门类之广，著作的数量之丰，令人乍舌！其人实一“门外汉”，内容乃从各专著中辗转抄录，再重组语言拼凑而成，真正的学问呢，空无一物！笔者常听一些藏友发牢骚，现在不但买东西眼力要好，连学知识买书都得请人掌眼，爱好者越来越难当了。这一现象是浮躁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此种风气对我们文博界的冲击也很大。今朝的青年文物工作者，有些可能就是未来的文博大家，因此学习张永昌先生等老一辈文物鉴赏家严谨治学、忠于职守、本分做人的品质，扎扎实实地练就真功夫，是对每一位青年后继者的职业要求。甚至临终前十个月，张先生还在为学生讲课，一位身体欠佳的85岁老人，一位多么敬业尽职的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正是这位可敬的文博老专家对年轻后来者的期望吗！惟有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业务，学出一技之长，才是对先生的最大报答。追忆张永昌先生的为人师表、高风亮节，就是为了以这种精神激励后人。不积跬步，何以致千里？不积小流，何以成江海？不打下坚实的功底，怎敢著书立说，何以成一家之言？当前，假货、假证书、假著作满天飞，更有形形色色的骗子把本应规范有序的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秩序搅得乌烟瘴气，多少人因此深受其害！假如人人能想到张先生曾说过的这句朴实的话：“损害公家的事不能干！坑害别人的事不能干！”定能使这种混乱的局面大为改善，社会氛围也才能安定和谐。
张永昌先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安贫乐道，注重操守，为文博界一代贤者！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率真、淳厚善良，使我想起东晋隐士陶渊明的诗句，“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耿宝昌先生说，张先生曾对他寄语一言：“永昌宝昌，永保昌！”流露出张先生对好友的款款深情和对未来生活的热爱。“南张北耿”二位好友，互相帮助，彼此关爱，在事业上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60多年的如歌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但传为佳话，更用他们的业绩谱写了一段历史，成就了一代文博大家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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