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外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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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金刚经》中的重要思想“空”,一方面是通过经文的内容表达出来的,一方面也体现在经文的言说方式上。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树立了话语权威,但又在言说中表现出反权威的倾向,自立自破,暗合“空”义。众生之间、众生与释迦牟尼之间、处在不同阶段的修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以不同方式布施所获得的福德也是有差别的,但在修行与成佛的视野下看来,他们又是无差别的,这种有差别与无差别也体现出“空”的内蕴。《金刚经》中提及的释迦牟尼、然灯佛、须菩提等人物,在修行状态上表现出来相对固定的特性,但在本质上又具有不定性。“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句式也表现出事物本质的固定性与不固定性,传达出事物本质为“空”的思想。
  关键词:空 《金刚经》 言说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109-113
  《金刚经》作为大乘空宗的重要经典,其“空”的思想历来受到重视,《佛说大乘金刚经论》中以四句偈说法:“一曰空身;二曰空心;三曰空性;四曰空法。”1以“空”贯穿佛法始终。后世诸多研究者也对《金刚经》的要义在于“空”表现出认同,如认为《金刚经》“从空的方面,开阐佛法利他的妙用,立本于缘起性空说”2;经文传达了“世间万有和人心执念,都是有为法,都是空”3的思想;对《金刚经》进行持诵,在修行过程中空除执着,最终可达到“空”的境界 。4
  《金刚经》传为释迦牟尼所述,“空”的思想在佛涅槃后两千多年依托经文得以传承。后世的学者和信仰者论《金刚经》之“空”,多有从文本内容出发分析的,如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非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可知,事物本身是没有实在的本体的,对诸种名相采取不住、不执、不取的态度,这便是空的要义之一5;“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启发了六祖慧能,悟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自性本清净”即是“性空”6。然而在佛家看来,作为承载佛法重要工具的语言文字,“既因其虚妄不实而毫无意义,又因其具解脱作用而不可放弃。7”佛教虽然对语言的表意作用持怀疑态度,但毕竟看佛祖拈花能破颜而笑的毕竟只有迦叶一人,“以心传心”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相比较之下,以语言作为传道之法显然更为有效。这其中就引出一个问题:如何通过不可靠的语言告诉人们语言是不可信的?表达技巧的重要性在此刻便凸显出来了。因此,研究者们也从思考方式、言说方式的角度上考查《金刚经》如何谈“空”,有学者提出《金刚经》的三句义(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在肯定的同时否定,同时又加以有条件的肯定,是为了解释空的第三层要义1;也有人认为《金刚经》以“四相否定”与“即非诡辞”两种遮诠方式成就“空”义2。的确,《金刚经》在说法之后,又否定自身所说的法,以传达“空”的内蕴,这一说法基本为学界所认同,但这所谓的“以言去言”,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即非”句式上,也体现在整本书的结构安排甚至整本书的言说方式上,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点较少论及。本文希望能够对这方面有所挖掘和补充,为了解《金刚经》之“空”提供更多角度。
  一、权威与反权威
  《金刚经》以释迦牟尼与须菩提对话的形式呈现,以问答形式为主,其中如来所说内容居多。须菩提号称“解空第一”,既能解空,何必再频频提问?且须菩提在《金刚经》中表现得一点即透,所举问题皆能抓住要点,回答释迦牟尼的问题时也表现得极有悟性。如释迦牟尼问:“须菩提,东方虚空可思量不?”须菩提即答:“不也,世尊。”以便如来能够引出“菩萨无住相布施”3的结论。某些情况下,须菩提回答是与否后,还能就自己的回答进一步提问,而后自答。例如,如来问“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答:“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4这个回答与释迦牟尼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相符的,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须菩提代释迦牟尼说法,教与众人的。此类形式的对话在《金刚经》中为数不少,不再一一例举。
  通读经文可以发现,“须菩提也只是在配合佛陀演说出妙义,对自己的问题“心知肚明”,但法义还是要说,说这个不可说!”5须菩提似能清楚知道释迦牟尼心中的想法,二人配合着进行了一场教学演出。须菩提所言,即是释迦牟尼所欲言,或者说须菩提乃是在代释迦牟尼言。须菩提在书中起到的不过是一个帮衬的作用,提问可以挑起话题,而采用对话的形式则使得整本经书更有趣味。
  虽然《金刚经》形式上是看似平等的对话体,实际上却可以认为是释迦牟尼的独白体,因为整部经书中皆是他的的观点,既没有第二种声音出现,也没有提供让旁人置疑的机会,释迦牟尼在话语权上是唯一的权威。虽然此经不是释迦牟尼所作,但开篇所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6,明确此经所记录乃是释迦牟尼的言行,并非杜撰,可见写经者是在肯定释迦牟尼言行权威性的情况下写作的。释迦牟尼花费大量言辞得出“是经(《金刚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7的结论,且“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皆应恭敬”8,给予《金刚经》极高的地位,然而随后又否定这部经说:“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9。再接下来,释迦牟尼又否定自己说过法:“若人言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10作为拥有此书话语权威的人,释迦牟尼似乎前后所言不一,把自己树立起来的权威又打倒了,这种亲立亲灭的做法,不免让人疑惑。但实际上,这场表演性质的谈话可以视作话语的“行为艺术”,释迦牟尼以这种形式传达出一个信息:语言所说“皆是虚妄”,故而要将其“空”掉。
  《金剛经》中,须菩提曾两次发问:“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11释迦牟尼的两次回答在相似中又有不同。截至须菩提第二次发问以前的经文,逻辑顺畅,意义连贯,结构完整,已经可以视作一部完整的佛经。而这一问之后的经文,多是对前面内容的重复,但相比之下,不像前半部分那样具有整体性,显得更松散。这一现象吸引了历代研究者,人们也对此作出了诸多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流传中出现的混乱错讹;也有说是为了让受众更好地理解《金刚经》思想而做的重复;也有人以为前半部分破“我执”,后半部分破“法执”……12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至今未有定论,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定论。虽然经文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相似的地方很多,但内容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若说是版本错讹,未免也错得太离谱,看作是作者有意为之或许更为可靠。从表述上看,这种有意进行的重复,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都给人生出一种迷惑感。撇开释迦牟尼对同一个问题回答了两次这个事件,我们单看两次回答,会发现对须菩提提出的问题,释迦牟尼其实并没有给出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不住相布施,无差别地灭度一切众生,其实是一种很抽象的理论,而非具体做法。况且在回答中,还夹杂了其他看似与问题毫无关系的内容,这种回答问题的方法,隐约有了后来禅宗“妙悟”的影子。释迦牟尼作为智者,又在《金刚经》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权威性,对自己的言语是应该负责的,按理说不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答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次回答更不该相似又相异,使人迷惑。或许释迦牟尼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说明,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不要执着于他的回答,不要问是与非,至于经书如何写,是否有重复,也不需要执着。亲立话语权威,又以话语本身亲灭权威,这种行为,正与“空”的思想暗合。   二、差别与无差别
  “空”包含了“无我”的意思,即事物没有所谓的主体,没有支配人和事物的内部主宰者。万物众生都一样,缘起性空1,因而强调“无差别”。《金刚经》开头对释迦牟尼的行为有一句描述:“入舍卫大城乞食,次第乞已。”2“次第”在此处至少暗示两点:第一,释迦牟尼接受了不止一人的食物;第二,释迦牟尼在乞食的过程中,没有挑选乞食的对象。若以填饱腹中饥渴为目的,跟一两人讨要食物即可,不需要“次第”;在乞食的过程中,还可以有所选择,向富足人家乞要,避开贫穷人家,不必给他们增加物质上的负担,更不必要强调“次第”。可见,释迦牟尼的乞食,是有意面向众生进行的一种无差别对待的活动。“乞食”看起来是众人将食物布施给释迦牟尼,但这并非单向的赠与,释迦牟尼接受食物的时候,也是在对众生进行度化。因而,“次第乞食”的精神內蕴实际上是对待众人,释迦牟尼都发平等之心,不论身份和贫富的差别,同样度化之,不作区别对待。这和经文中提到的“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3的内在主张是一样的。
  不仅众生之间无差别,释迦牟尼和众人也是无差别的。“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边功德。”4释迦牟尼能够“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意味着释迦牟尼和善男子、善女人是有共通之处的,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佛的释迦牟尼与是普罗众人是同一类人。佛还知道,这些受持读诵此经的善男子和善女人,若能悟得佛法真意,解“空”之理,便能成佛。由此看来,了悟佛法的众生是佛,佛与众生是无差别的,释迦牟尼与众生是无差别的。
  当释迦牟尼连用四个问句分别问须菩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是否能够以为自己证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须菩提一一回答不可,并解释原因5。虽然在佛教语境中,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分别代表修炼到不同等级的修行者,其中的判断标准有严格区别,但在这个地方,从言说方法这个角度来看,这四者的差别其实在表“空”上几乎是无意义的。释迦牟尼想要表达的是,修行到一定等级的修行者不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修成此等级的“果”,即是不要生执念,否则修行是不成功的。故而,在读到这一部分时,大可以“不求甚解”,不需要知道这四种人分别代表哪四个等级,不同等级要求是什么,只需要知道如来与须菩提的四次对答,目的在于传达“空”的思想,至于这四者的差别,是可以忽略的。
  这种“无差别”思想,还隐藏在经文中看起来似乎是“有差别”的表达中。释迦牟尼问:“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答:“甚多。”释迦牟尼又说“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德胜彼。”6按照世人眼光,万千宝物的价值难估,可为生活换取诸多便利,一旦捐出即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说法无非口唇一张一闭,说完即无声无形,说法者没有损失,功德大小难以衡量。释迦牟尼反其道而行,认为以四句偈布施的功德大于以满世界七宝的功德,借以突出佛法的珍惜,他并未为了突出《金刚经》的可贵,无上赞叹佛法真意,贬低宝物,使用“金钱如粪土”这般极端激烈的对比,对二者都予以肯定的态度。虽然以数不尽的宝物和《金刚经》所言之法布施,得到的福德有量的多少之分,但释迦牟尼并没有否定其中任何一样,并未因为以佛法布施得到的福德更多就号召信众放弃以七宝布施。布施只是修炼的一个过程,是要达到目的的手段,不管是以七宝还是四句偈布施,它们效果所起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快一些一个慢一些,略去过程只看目的,二者其实并无差别。况且“是福德即非福德”1,本身福德也是虚妄的,故而财宝布施与四句偈布施实际上更可以认为是无差别的。
  恒河沙数多的宝物、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金刚经》的四句偈,都是用于布施的工具,而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的例子,也只是帮助人们理解“法”的手段。在“得法”这个目的之下,它们的差别多少其实是不重要的,即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无差别的,何况“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2在修行成佛,领悟“空”这个目的面前,法都不重要了,何况帮助得法的工具?
  三、定性与无定性
  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说,“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意思是说古今一切圣贤,都已经得道,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有个人程度、传化方式的不同。3禅宗“人人内心皆有佛性,皆可能成佛”的观念,在《金刚经》中隐隐有体现。又说众生“无我”,即无“自性”,自性本空,无所谓灭,也不所谓度,灭度本身是缘聚缘灭的一种状态。4我们所看到的万事万物的差别,其实不过是缘聚缘灭引起的变化,是虚妄的。事物虽然呈现不同态势,但我们所见并非其本质,事物的态势是流变的、无定性的,不可把它当前的状态当作本性。
  《金刚经》中,须菩提于释迦牟尼座下求问佛法,释迦牟尼在说法时,谈及自己侍奉然灯佛的经历。“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然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须菩提答:“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然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5通过须菩提的回答可知,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并未修得佛法,释迦牟尼对此也是认可的。释迦牟尼当真在然灯佛处无所获益吗?是然灯佛教授无方还是释迦牟尼学习无法?“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6释迦牟尼或许未学得一个名为“佛法”的东西,但却认识到,未能得到佛法的原因不在然灯佛或是释迦牟尼身上,而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实在的佛法本身存在:“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7。被叫做佛法的事物,实际上并非佛法,只是叫作佛法这个名字而已。
  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学到了这个道理,而今又把它传递给听他讲法的须菩提以及诸位信众。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为弟子,在须菩提和信众处为师长,身份发生了变换,由学习佛法者变成了讲授佛法者。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的境遇,跟今天须菩提在他座下的境遇是类似的,同样寻求佛法,也同样都无法可得。现今的释迦牟尼和当初的然灯佛一样,都已成佛,而现今的须菩提和当初的释迦牟尼一样,都是正在修行、需要向老师请教佛法的修行者,他们正走在成佛的路上。可以说,须菩提是释迦牟尼的过去,释迦牟尼是须菩提的未来。由此可知,那些在佛座下听佛讲《金刚经》的善男子、善女人,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到不同等级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类人,他们同样是在修行路上终可能成佛的人,都可以看作是未成佛时的释迦牟尼。虽然看起来然灯佛和释迦牟尼是佛,须菩提是正在修行的比丘,他们是不同的。而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是修行者在不同阶段所拥有的称号。看起来是具有定性的,而实际上随着修行层次的深入,他们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修行者永远在成佛的路上变化,是无定性的,直至达到“涅槃”境界。进一步言,即使是涅槃之后,万物性本空,也无所谓定与不定了。   由于事物无定性,便不能给事物命名,因为一旦命名,就意味着定下来了。然而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若要使用语言传达信息,则必须要用一个符号代指某样事物,这个符号所指代的意思也就免不了要固定下来,这就违背了“空”的意蕴。《金刚经》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传达“空”的思想,反复使用“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这一句式,如“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1“如来说庄严国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2这一句式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先肯定有某个事物存在,再否定这个事物是真正存在的,最后肯定这个事物姑且可以以某个名字来称呼。这种“肯定—否定—部分肯定”的句式,其看似矛盾之处正好做到“不落一边”,也传达出不偏颇、不执着的思想内蕴。这一句式和《道德经》中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起的效果是有相似之处的,“道”不可道是因为“道”高深莫测,并无实体,难以被认识。同样的,《金刚经》中“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句式,一方面体现出佛法宏大深远,不可被掌握;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在主观上有“佛法被我掌握了”的思想,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一定是没有掌握佛法的。
  “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句式不仅仅是一种表达上的技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空”的表征。将视野放到整篇经文上,考察经书中谈到的人物身份,便可知不同身份之人,其实可以看作一个修行的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形象,他们没有定性,不会永远保持一个态势。每一个修行的人都在变化,此刻是须陀洹,下一刻则可能变成斯陀含,再之后进入阿那含的阶段,接下来修得阿罗汉果,最后可能成佛。可以说,须陀洹,即非须陀洹,是名须陀洹。将“须陀洹”替换成“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也是一样的。《金刚经》在语言上给予他们不同称呼,看似个人身份明确,实际上却是处在流变过程中的。这种在言说中表达事物无定的方式,同样也暗含着万不可执着于表象,要看到事物本质上是“空”的这一思想。
  《金刚经》以语言的书面形式——文字传法说“空”,可谓是无奈之举。禅宗有“经是佛语,禅是佛意”的说法,认为语言只是佛意的一种方便的、近似的表现方法,如果对语言的常规含义过分拘泥,就会妨碍对佛意的理解3。其实不仅仅是禅宗对于语言可能会对思想的禁锢保持警惕,《金刚经》作为启发了禅宗六祖惠能的经文,同样对语言有着批判的一面,然而正是如此,如何用“虚伪”的语言尽可能准确有效地传达思想,在表达方式上所下的功夫就要更多。这也启示讀者,在理解《金刚经》时,可以关注其语言所传达的内容之外的部分,结合其言说方式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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