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胖成一片海，淹没所有炫耀的瘦子
　　同学做了一个电子相册，大家看后不胜唏嘘，在群里感慨了半天。回看20年前的青春岁月，多数人时而捧腹时而落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课外活动比课堂学习记忆深刻，开运动会比主题班会记忆深刻，插科打诨比正襟危坐记忆深刻，深刻到大家连当时的神态表情都浮现眼前，那是最有趣味的事件。
　　梁启超说：“我认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有人问梁启超：“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梁启超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梁启超：“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梁启超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趣味的事件，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这样的生活才是趣味的生活。趣味既在人生中创造，又在生活中体现，它不是虚幻的、片刻的愉悦，而是充满劳绩的全过程体验。
　　受欢迎的人，不仅需有学问，更要有趣味。周作人是看重趣味的人。在《笠翁与随园》一文中，他坦言：“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之者都是没趣味。”在他看来，袁枚的“印贪三面刻，墨惯两头磨”真是俗气可掬，就是没趣味。
　　林语堂也是一位趣味大师。开学第一天，林语堂故意姗姗来迟，令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他若无其事地走上讲台，不慌不忙地打开鼓鼓的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给学生享用，但学生们不敢吃，都疑惑地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操着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要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先生又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课堂变成了茶馆，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从这以后，林语堂先生上课真的没点过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
　　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在谈论学术之时，也时常流露出风趣。《宋诗选注》里说及朱淑真的诗道学气太重时，便联系到朱熹，他打趣道：“有人讲她是朱熹的侄女儿，那句查无实据的历史传说倒也不失为含有真理的文学批评。”《管锥编》里穿插引用了大量俚俗乃至难登大雅之堂的典故，幽默而生动，所以这部学贯中西的皇皇巨著读起来竟一点不沉闷。李贽曾提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张潮《幽梦影》中也说：“才兼乎趣始化”。錢钟书毕生在创作与治学领域取得了很多开创性与总结性的成就，而他的“有趣”也同样值得世人关注与乐道。
　　余光中在《朋友四型》里把人分四种：第一型，高级而有趣；第二型，高级而无趣；第三型，低级而有趣；第四型，低级而无趣。把有趣和无趣当作分类的标准，可见有趣之人是多么可人。
　　1801年的春天，苏州人沈复为父母不容，举家迁出寄人篱下，生活难以为继，有次去找一个做幕僚的老朋友借钱。衣衫褴褛，不好意思走到人家衙门里去，只好写封信约出来见面。朋友很好，“慨助十金”。他揣着钱财回家，路过虞山，早听说这里风景优美，于是就抓了三百铜钱去了。先信步走进虞山书院，景色撩人，极尽幽趣，有人卖茶，便买了杯碧螺春尝尝，赞叹不已。他又让卖茶人当向导，游览虞山最佳之处。到最险峻处，“挽袖卷衣，猿攀而上，直造其巅。”真是快意人生也。
　　有趣味的人大抵聪明、乐观、幽默，并且感性。有趣味的人才是懂得生命真谛的人，也是懂得享受生命的人。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