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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50年代初以《文艺报》为中心展开的一场文学论争，梳理“方言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中的命运沉浮。“方言”所具有的“地方的语言”与“人民的语言”的二重身份，使这场论争不仅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的改造与收编，并由此生产出“地方色彩”这一文化政治的审美“剩余物”，同时也呈示出阶级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复杂的冲突与互动，呈示出以表达／言说之权力为核心所展开的社会主义平等政治的历史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