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司马迁没有《史记》，他死了，就会变成尘芥堆里的一屑，成为他自己所说的“轻于鸿毛”者；假如司马迁没有《史记》，他苟活，就会变成千万人耻笑的对象，在活着的时候就变成尘芥堆里的一屑，成为他自己所说的“轻于鸿毛”者。
　　这么说来，如果司马迁没有《史记》，那么无论是死是活，他都只有一条命定的道路，受辱而死或是含恨而活，不管怎样都背负着痛苦和不甘，然后埋没在尘埃中，化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在这世上匆忙走了一遭。
　　那么司马迁的受辱是促使他写成《史记》的原因吗？
　　似乎不是，或者說不全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被责下狱。第二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被判死刑，选择以宫刑代之。
　　这就是说，在司马迁四十七岁受辱之时，他的创作已经进行了六年，《史记》已完成了一半，这么说来，无论这一场飞来横祸是否发生，《史记》的存在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它的完整性不同。司马迁死，《史记》成为残卷绝笔；司马迁活，《史记》卷帙浩荡永存千古。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选择活，在世人的冷眼与嘲弄中，在时局的冷漠残酷中苟活，为了完成《史记》，为了让它成为永垂不朽的后者，可以说，他是史官中最顽强的，顽强者中写史写得最好的。
　　但这世上有多少没有《史记》的司马迁啊！如项羽，自刎于乌江畔，空留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感叹；如老舍，不堪“文革”的迫害，选择结束生命，让后人扼腕而叹息……
　　鲍鹏山在《司马迁：生存还是毁灭中》说：“活着总要有个理由，或者说，在遭受极辱时仍隐忍偷生，必须有其代偿物。”
　　这句话我不能说是认同的，因为它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舆论的沉重压力。设想司马迁没有《史记》，不是说他没有写完，而是说他根本没有开始写，而这时，为了阻止皇帝滥杀无辜，他挺身而出、慷慨进言，结果却被迫入狱，遭受宫刑。这时候，若是按鲍先生的说法，这位我们设想中的、没有“代偿物”的司马迁就是结结实实地该死，不是被皇帝所杀，就是被舆论所杀。但是，为什么？凭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死的权利，何况是像司马迁这样出于仁义和道德进言，却担上残酷罪责的人。
　　谁说隐忍是苟活，在我看来，一个人首先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不因为一切无足轻重的原因而白白丢掉它。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说：“不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死去，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微地活着。”
　　假如司马迁没有《史记》，他也不应该死去，他应该活着，精彩地活着，用自己不屈的生命向所有递送冷眼者、落井下石者以轻蔑和打击，让所有爱他、敬他的人不再承受痛失亲人的悲伤。
　　假如没有那么多的冷漠和麻木，没有那么多的压迫和不公，那么所有“没有《史记》的司马迁们”也能坚毅地活着，或作为平凡的贩夫走卒，或像司马迁一样成就一番伟大事业，那么楚霸王项羽也能重振旗鼓，守得东山再起，那么老舍也能笔下乾坤，留给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
　　希望我们以尊重的眼光去善待每个受辱而活的人，而不在乎他们有没有著成《史记》。
　　（指导老师：单丽梅）
　　点评
　　司马迁遭受宫刑，仍然忍辱负重，写成鸿篇巨著《史记》。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史记》让司马迁活了下来。而本文作者则独辟蹊径，在其看来，无论有没有《史记》，遭受了宫刑的司马迁都应该顽强地活下来，因为“一个人首先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不因为一切无足轻重的原因而白白丢掉它”。隐忍不是苟活，而是对生命的珍视，对命运的不屈。全文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能思常人所未思，是一篇引人深思、值得细细品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