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很多官员仍然讳言“政改”的大环境下，刘玉浦为何敢做“出头的椽子”？深圳官方先声夺人的姿态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深圳政改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吗？
2008年1月2日，广东吹响新一轮思想解放号角的第9天，深圳第9任市委书记刘玉浦走马上任。
“没想到会是他。”深圳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决策》，2007年12月初，原市委书记李鸿忠调任湖北省代省长，关于李的候任人选，坊间流传多个版本，但未曾想最终杀出刘玉浦这匹“黑马”。
刘此前担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多年，其间，他大刀阔斧推进的“固本强基”工程和人事制度改革，深受南粤政务系统好评，私下里，人们常常昵称他为“老刘”。深圳本土观察家相信，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央和广东省委启用这位59岁、擅长党务的“改革老将”主政深圳，应当不会无的放矢。
果不其然，5月22日，深圳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高调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这份被称为“深圳改革路线图”的文件，出人意表地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今后3年的首要任务。嗣后，刘玉浦表态说，“作为经济特区，新时期的深圳在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负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无疑，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实验，甚至于让人感觉到是在试图移动一座大山。在很多官员仍然讳言“政改”的大环境下，刘玉浦为何敢做“出头的椽子”？深圳官方这一先声夺人的姿态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深圳政改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吗？
搅动特区政治生态
上任伊始，刘玉浦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立即启动“政改”，而是反复引述广东新任省委书记汪洋的“叫板”说。2007年12月26日，汪洋提出，深圳在国内叫板没出息，要向新加坡、首尔等世界先进城市叫板，“不但是物质文明叫板，精神文明也可以叫板”。
以“叫板”说破题，显然切中肯綮。刘玉浦主政深圳的前一天，“两税合一”正式实施，而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神情黯淡地叹息：“最后一个优惠政策到此终止了。没了。”加之深圳近年始终无法从名义上敲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门，外界一度猜测：深圳乃至整个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是否正在不断下降？面对特区不“特”的现实，深圳渐露几分疲态。
2008年1月8日，在与深圳思想理论界人士座谈时，刘玉浦将矛头直指部分官员的五大思想障碍：贪图名利、得过且过、墨守陈规、缩手缩脚、视野狭窄。他痛批一些干部“认为深圳已经是第一，看不到深圳和中央省委期望的差距，和国际城市、国内城市的差距，甚至一看到差距，不是寻求解决，而是急于用已有的成绩进行反驳，连承认问题的第一步也迈不出去”。2月27日，深圳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5人丧生，更让刘玉浦震怒不已：“我们前期已经查处过，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明摆在秃头上的虱子不去清理？深圳要建设国际化城市，要通过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来追赶世界一流城市，我们就这种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管理方式？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叫板世界先进城市？连深圳特区这几个字都对不起！”随后，深圳市委迅即在全市启动干部作风整顿行动。当地一位官员告诉《决策》，通过“猛击一掌”，深圳各级官员无疑收获了闻号蹈厉的士气和自我觉醒的意识。
与此同时，深圳开始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决定》。
如何追赶世界先进城市？为了求解这一问题，刘玉浦甚至走到街头，与一位流浪乞讨小女孩进行对话。1月6日，在深南大道上，这位小女孩告诉他，自己是孤儿，患有小儿麻痹症，因为深圳富裕，所以就来深圳讨钱，人们确实也给了很多钱。刘玉浦感慨万千：“深圳富了，不能忘记穷朋友！深圳肯定是五花八门、非常精彩的一个世界。”后来，一位学者对他说，首尔政府一到中午，就会把城市里的乞丐接到一个固定地点吃盒饭，吃完再送回来，就像上下班一样。刘玉浦笑了：“这一点深圳学不了。深圳如果这样做了，全国的流浪汉都来了。管理好城市，根本上要靠法治。”
4月1日正式发布的这份《决定》提出，深圳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近期目标为：以新加坡、香港、首尔为主要学习追赶目标，深化与香港、澳门的全面合作，在经济发展、自主创新、城市管理、法制水平、文化软实力、生态建设、民生福利等方面积极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在优势领域取得向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先进城市看齐的历史性突破。
惹人注目的是，在执行层面，深圳确定以全方位推进深港合作为突破口，与香港联手打造世界级的“深港大都会”。专家预测，2020年，“深港大都会”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伦敦、巴黎、芝加哥和洛杉矶,仅次于纽约、东京。“深港合作是深圳最大的后劲和潜力所在。”深圳一位学者说。
6月6日，深港联合招商的首个高新技术重大项目杜邦薄膜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基地奠基，这意味着深港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有心人发现，刘玉浦冒着倾盆大雨出席了奠基仪式。之前，他曾透露，包括社会治理、司法制度在内的更深层次合作也将陆续列入议事日程。
而这些，足以让一度失落的深圳官员，萌生更多的期待。
“差额选举就是革我的命”
深圳此次高调推行“政改”，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3月底的深圳之行密切相关。
作为“深化粤港澳合作”专题调研的牵头人，汪洋一到深圳就赶往皇岗口岸听取深港合作有关情况汇报。不过，他此行的中心议程是给深圳定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率先探索，取得突破，积累经验。但他强调，这不是搞“政治特区”。
汪洋的讲话很快得到深圳官方的积极响应。4月7日，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改革的尖端挑战》，大声疾呼“既然民主政治是必须要闯过的一道关，就必须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人先去做、先去闯。深圳特区、深圳人，当仁不让就应该是率先做这件大事的地区、率先闯这道关的人”；4月30日，刘玉浦在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说，深圳将积极探索扩大干部选拔任用的初始提名权；5月8日，他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转段动员会”上进一步表示，深圳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改革创新方面，真正肩负起特区的使命，勇于实践探索、力争有所作为。
让人惊叹的是，仅仅4天之后，也即5月12日，刘玉浦便推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差额选举正局级干部。
这一天，深圳市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全体市委委员、市几套班子领导、正副市委秘书长、正副市政府秘书长。“会议十分低调，甚至没有邀请媒体参加。”一位知情者告诉《决策》。
会议的内容也非常特殊：所有与会者面前摆着一张符合任职条件的局级干部名册，他们一人一票，要在这份名单中选出4个局级正职干部的考察对象。这4个局级正职岗位是：福田区委书记、市妇联主席、市高新办主任和市科协主席。通过市委全体(扩大)公开提名，候选人按得票多少排名，最后产生了10名考察对象。其中，福田区委书记、市高新办主任考察对象2人，差额比例达到了1：2；市妇联主席、市科协主席考察对象3人，差额比例达到了1：3。在之后的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这10名候选人又进行了竞职演讲。最后，常委会投票，差额选出了4名正局级干部。
乐正，深圳市社科院院长，参加了那次市委全委会投票。“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他说。以前，干部候选人都是由常委会领导内部酝酿产生，差额比例也比较小。“在少数人中选人，由少数人选人”，使得党管干部原则和任命制实际上演变成为书记一人管干部、书记任命干部。乐正认为，现在把重要干部提名权交给市委全委会，无疑是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体现了党内民主的扩大。
深圳的官员为此感到振奋。刘玉浦跟大家开玩笑：“差额选举的改革就是革我的命。”其后不久，他再一次与官员们交心：“解放思想要从上面抓起。深圳最大的解放思想的节点是我。我解放了，你们就好办。”
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建设事关重大、牵涉面广、敏感性强，长期以来是我们研究得比较浅、探索得比较少、而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深圳要力争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刘玉浦语出惊人。
争议中的“政改路线图”
与低调差额选举局级正职干部形成强烈对照的是，5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调发布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甫一露面，“深圳将差额选举市长”即成为各家媒体的头条新闻。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异动，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亦引发社会高度期待。这份被民间称为“深19条”的《纲要》，开宗明义地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和有效途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至于政改的内容，则涉及党内民主与监督、干部制度改革、基层民主选举、发挥人大和政协作用、促进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以及强化舆论监督等，对此，《纲要》均作出大胆的、创新性的安排。深圳市司法局原副局长徐建评论说，“可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没有伤筋动骨。”
事实上，这些内容并不是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此前一个星期对外公布的《深圳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即有相关提法。只是，当时并没有引发广泛关注。上述两份文件，随后被各界公认为“深圳政改路线图”。
“以前深圳的改革都是先做后说、先做不说，现在是先声夺人、先说后做。这是一个高明的改革策略，毕竟政改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先大声说出来，试探各方的反应，大家一时还接受不了的东西，可以暂时先搁置起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决策》。
果然，深圳官方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某市一位领导甚至公开对深圳政改表示质疑。“很敏感，我们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深圳市委一位官员告诉《决策》，深圳政改目前没有先例可循，在由上而下的推进中，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当地一些学者也说：“这几个月来，我们工作很多，任务很重，各种会议不断，讨论来讨论去。”
“这是两个主要的文件，但后续的远不止于此。”深圳市委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鑫透露，在他手上，还有十几个配套文件，目前尚处在内部征求意见阶段，“估计在近期以深圳市委文件形式发布，届时你们会看到一套组合拳”。据了解，这些配套文件涉及到怎样选人、用人、提高公信度；如何推荐和提名全委会票决；怎样提拔运用干部初始提名权；干部如何进行双向挂职；公务员公推公选；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诸多问题。
但是，要改革，必然意味着要冒风险。熟知深圳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20年前，“行政主导 立法委员会”架构方案因提前泄密中途流产；5年前，“行政三分制”走上执行层面时又因阻力太大悄然销声匿迹。
6月6日，刘玉浦高调表态：“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党的十七大有明确要求，省委有具体指示，整体环境比当年优越得多，但涉及的利益比较复杂，牵涉的群体趋向多元，遇到的矛盾日益尖锐，潜在的风险同样存在。”他勉励深圳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做一名扎扎实实的改革创新实践者。
这一天，刘玉浦将《若干意见》的33项任务分解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其中大部分分解任务由市委常委担纲。刘玉浦的任务有3项：充分发挥人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城市。“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突破口，如果老刘自己这3项都停滞不前，恐怕也很难去要求别的常委们大获全胜吧？期待老刘让我们刮目相看。”深圳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发问。
但是，刘玉浦的态度却异常坚定：“失误可以纠正，教训可以总结，失败可以再来，但改革的精神不能丧失，改革的氛围不能弱化，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
2008年1月2日，广东吹响新一轮思想解放号角的第9天，深圳第9任市委书记刘玉浦走马上任。
“没想到会是他。”深圳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决策》，2007年12月初，原市委书记李鸿忠调任湖北省代省长，关于李的候任人选，坊间流传多个版本，但未曾想最终杀出刘玉浦这匹“黑马”。
刘此前担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多年，其间，他大刀阔斧推进的“固本强基”工程和人事制度改革，深受南粤政务系统好评，私下里，人们常常昵称他为“老刘”。深圳本土观察家相信，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央和广东省委启用这位59岁、擅长党务的“改革老将”主政深圳，应当不会无的放矢。
果不其然，5月22日，深圳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高调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这份被称为“深圳改革路线图”的文件，出人意表地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今后3年的首要任务。嗣后，刘玉浦表态说，“作为经济特区，新时期的深圳在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负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无疑，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实验，甚至于让人感觉到是在试图移动一座大山。在很多官员仍然讳言“政改”的大环境下，刘玉浦为何敢做“出头的椽子”？深圳官方这一先声夺人的姿态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深圳政改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吗？
搅动特区政治生态
上任伊始，刘玉浦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立即启动“政改”，而是反复引述广东新任省委书记汪洋的“叫板”说。2007年12月26日，汪洋提出，深圳在国内叫板没出息，要向新加坡、首尔等世界先进城市叫板，“不但是物质文明叫板，精神文明也可以叫板”。
以“叫板”说破题，显然切中肯綮。刘玉浦主政深圳的前一天，“两税合一”正式实施，而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神情黯淡地叹息：“最后一个优惠政策到此终止了。没了。”加之深圳近年始终无法从名义上敲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门，外界一度猜测：深圳乃至整个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是否正在不断下降？面对特区不“特”的现实，深圳渐露几分疲态。
2008年1月8日，在与深圳思想理论界人士座谈时，刘玉浦将矛头直指部分官员的五大思想障碍：贪图名利、得过且过、墨守陈规、缩手缩脚、视野狭窄。他痛批一些干部“认为深圳已经是第一，看不到深圳和中央省委期望的差距，和国际城市、国内城市的差距，甚至一看到差距，不是寻求解决，而是急于用已有的成绩进行反驳，连承认问题的第一步也迈不出去”。2月27日，深圳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5人丧生，更让刘玉浦震怒不已：“我们前期已经查处过，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明摆在秃头上的虱子不去清理？深圳要建设国际化城市，要通过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来追赶世界一流城市，我们就这种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管理方式？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叫板世界先进城市？连深圳特区这几个字都对不起！”随后，深圳市委迅即在全市启动干部作风整顿行动。当地一位官员告诉《决策》，通过“猛击一掌”，深圳各级官员无疑收获了闻号蹈厉的士气和自我觉醒的意识。
与此同时，深圳开始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决定》。
如何追赶世界先进城市？为了求解这一问题，刘玉浦甚至走到街头，与一位流浪乞讨小女孩进行对话。1月6日，在深南大道上，这位小女孩告诉他，自己是孤儿，患有小儿麻痹症，因为深圳富裕，所以就来深圳讨钱，人们确实也给了很多钱。刘玉浦感慨万千：“深圳富了，不能忘记穷朋友！深圳肯定是五花八门、非常精彩的一个世界。”后来，一位学者对他说，首尔政府一到中午，就会把城市里的乞丐接到一个固定地点吃盒饭，吃完再送回来，就像上下班一样。刘玉浦笑了：“这一点深圳学不了。深圳如果这样做了，全国的流浪汉都来了。管理好城市，根本上要靠法治。”
4月1日正式发布的这份《决定》提出，深圳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近期目标为：以新加坡、香港、首尔为主要学习追赶目标，深化与香港、澳门的全面合作，在经济发展、自主创新、城市管理、法制水平、文化软实力、生态建设、民生福利等方面积极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在优势领域取得向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先进城市看齐的历史性突破。
惹人注目的是，在执行层面，深圳确定以全方位推进深港合作为突破口，与香港联手打造世界级的“深港大都会”。专家预测，2020年，“深港大都会”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伦敦、巴黎、芝加哥和洛杉矶,仅次于纽约、东京。“深港合作是深圳最大的后劲和潜力所在。”深圳一位学者说。
6月6日，深港联合招商的首个高新技术重大项目杜邦薄膜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基地奠基，这意味着深港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有心人发现，刘玉浦冒着倾盆大雨出席了奠基仪式。之前，他曾透露，包括社会治理、司法制度在内的更深层次合作也将陆续列入议事日程。
而这些，足以让一度失落的深圳官员，萌生更多的期待。
“差额选举就是革我的命”
深圳此次高调推行“政改”，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3月底的深圳之行密切相关。
作为“深化粤港澳合作”专题调研的牵头人，汪洋一到深圳就赶往皇岗口岸听取深港合作有关情况汇报。不过，他此行的中心议程是给深圳定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率先探索，取得突破，积累经验。但他强调，这不是搞“政治特区”。
汪洋的讲话很快得到深圳官方的积极响应。4月7日，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改革的尖端挑战》，大声疾呼“既然民主政治是必须要闯过的一道关，就必须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人先去做、先去闯。深圳特区、深圳人，当仁不让就应该是率先做这件大事的地区、率先闯这道关的人”；4月30日，刘玉浦在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说，深圳将积极探索扩大干部选拔任用的初始提名权；5月8日，他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转段动员会”上进一步表示，深圳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改革创新方面，真正肩负起特区的使命，勇于实践探索、力争有所作为。
让人惊叹的是，仅仅4天之后，也即5月12日，刘玉浦便推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差额选举正局级干部。
这一天，深圳市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全体市委委员、市几套班子领导、正副市委秘书长、正副市政府秘书长。“会议十分低调，甚至没有邀请媒体参加。”一位知情者告诉《决策》。
会议的内容也非常特殊：所有与会者面前摆着一张符合任职条件的局级干部名册，他们一人一票，要在这份名单中选出4个局级正职干部的考察对象。这4个局级正职岗位是：福田区委书记、市妇联主席、市高新办主任和市科协主席。通过市委全体(扩大)公开提名，候选人按得票多少排名，最后产生了10名考察对象。其中，福田区委书记、市高新办主任考察对象2人，差额比例达到了1：2；市妇联主席、市科协主席考察对象3人，差额比例达到了1：3。在之后的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这10名候选人又进行了竞职演讲。最后，常委会投票，差额选出了4名正局级干部。
乐正，深圳市社科院院长，参加了那次市委全委会投票。“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他说。以前，干部候选人都是由常委会领导内部酝酿产生，差额比例也比较小。“在少数人中选人，由少数人选人”，使得党管干部原则和任命制实际上演变成为书记一人管干部、书记任命干部。乐正认为，现在把重要干部提名权交给市委全委会，无疑是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体现了党内民主的扩大。
深圳的官员为此感到振奋。刘玉浦跟大家开玩笑：“差额选举的改革就是革我的命。”其后不久，他再一次与官员们交心：“解放思想要从上面抓起。深圳最大的解放思想的节点是我。我解放了，你们就好办。”
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建设事关重大、牵涉面广、敏感性强，长期以来是我们研究得比较浅、探索得比较少、而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深圳要力争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刘玉浦语出惊人。
争议中的“政改路线图”
与低调差额选举局级正职干部形成强烈对照的是，5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调发布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甫一露面，“深圳将差额选举市长”即成为各家媒体的头条新闻。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异动，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亦引发社会高度期待。这份被民间称为“深19条”的《纲要》，开宗明义地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和有效途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至于政改的内容，则涉及党内民主与监督、干部制度改革、基层民主选举、发挥人大和政协作用、促进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以及强化舆论监督等，对此，《纲要》均作出大胆的、创新性的安排。深圳市司法局原副局长徐建评论说，“可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没有伤筋动骨。”
事实上，这些内容并不是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此前一个星期对外公布的《深圳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即有相关提法。只是，当时并没有引发广泛关注。上述两份文件，随后被各界公认为“深圳政改路线图”。
“以前深圳的改革都是先做后说、先做不说，现在是先声夺人、先说后做。这是一个高明的改革策略，毕竟政改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先大声说出来，试探各方的反应，大家一时还接受不了的东西，可以暂时先搁置起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决策》。
果然，深圳官方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某市一位领导甚至公开对深圳政改表示质疑。“很敏感，我们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深圳市委一位官员告诉《决策》，深圳政改目前没有先例可循，在由上而下的推进中，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当地一些学者也说：“这几个月来，我们工作很多，任务很重，各种会议不断，讨论来讨论去。”
“这是两个主要的文件，但后续的远不止于此。”深圳市委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鑫透露，在他手上，还有十几个配套文件，目前尚处在内部征求意见阶段，“估计在近期以深圳市委文件形式发布，届时你们会看到一套组合拳”。据了解，这些配套文件涉及到怎样选人、用人、提高公信度；如何推荐和提名全委会票决；怎样提拔运用干部初始提名权；干部如何进行双向挂职；公务员公推公选；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诸多问题。
但是，要改革，必然意味着要冒风险。熟知深圳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20年前，“行政主导 立法委员会”架构方案因提前泄密中途流产；5年前，“行政三分制”走上执行层面时又因阻力太大悄然销声匿迹。
6月6日，刘玉浦高调表态：“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党的十七大有明确要求，省委有具体指示，整体环境比当年优越得多，但涉及的利益比较复杂，牵涉的群体趋向多元，遇到的矛盾日益尖锐，潜在的风险同样存在。”他勉励深圳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做一名扎扎实实的改革创新实践者。
这一天，刘玉浦将《若干意见》的33项任务分解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其中大部分分解任务由市委常委担纲。刘玉浦的任务有3项：充分发挥人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城市。“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突破口，如果老刘自己这3项都停滞不前，恐怕也很难去要求别的常委们大获全胜吧？期待老刘让我们刮目相看。”深圳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发问。
但是，刘玉浦的态度却异常坚定：“失误可以纠正，教训可以总结，失败可以再来，但改革的精神不能丧失，改革的氛围不能弱化，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