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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珍珠史，有一个人绝对绕不过去。这个人，便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两广巡抚林富。林富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最擅长写奏疏一类的文章。他出任两广巡抚期间，写下的两篇关于南海珍珠的奏疏《乞罢采珠疏》和《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成为中国珍珠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林富，字省吾，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出生于福建莆田一个诗礼传家、英杰辈出的名门望族“九牧林”家族。林富的家族之所以被称为“九牧林”，是因为唐朝天宝年间，他的祖先中一母所生的9个儿子全都学有所成，官至刺史，为世人所称颂。林富的祖先中有一位叫林藻的人，是盛唐时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此公年青时参加科举考试，以一篇《珠还合浦赋》博得主考官的赏识，称赞此文写得文采飞扬，如有神助。林藻凭这篇文章考中了进士，这篇文章也一时间在海内广为传诵，让林藻一举成名。巧的是，数百年后，“九牧林”的后裔林富又以两篇关于合浦珍珠的奏疏名垂青史。
林富自幼聪慧过人，又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小小年纪便精通诗文。当林富还是孩童时，有一年的元宵节天阴无月，当地知府在衙门里排乐张灯，举办庆祝活动，与民同乐。林富跟着祖父前去游玩，行至大堂时，忽然看见堂鼓，顽皮好动的林富十分好奇，趁祖父不备，跑上前去拔下鼓槌，猛击了堂鼓一下，惊动了坐在大堂上应酬宾客的知府大人。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失礼的行为，祖父急忙上前夺下鼓槌，怒气冲冲地呵斥林富。知府大人却并未发怒，他把林富叫到跟前，问明是大名鼎鼎的“九牧林”后裔，又见这孩子长得伶俐，想试试他的才学，随口出了一句上联给他对：“元夕月无光，点数盏灯，助嫦娥生色。”林富歪着小脑袋瓜子思索片刻，应声对道：“立春雷未发，击一声鼓，代天帝宣威。”知府大为惊异，对堂上宾客说：“这孩子将来的功名必定在我们这些人之上。”后来，这位慧眼识人的知府所发的预言果然得到了验证，林富当上了比他们大得多的官，为国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27岁的林富和叔叔林塾一起进京赶考，同榜考中了进士，被授予南京大理寺评事的官职。凭借真才实学步入仕途的林富，最厌恶那些靠阿谀奉承混迹官场的邪恶之徒，看见了便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容易触怒权贵，仕途一直险象环生。
林富当了南京大理寺评事的七品小官仅3年，孝宗皇帝便去世了，武宗皇帝继位。武宗皇帝名叫朱厚照，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荒唐皇帝，极好淫乐，成天纵情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大权旁落到了阉党手中。在武宗皇帝做太子时，服侍在旁的宦官刘瑾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觝之戏，赢得了皇帝的宠信，被委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重任。此职务权势极大，刘瑾得势之后，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排挤忠良，弄得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刚直不阿的林富对刘瑾的恶行极为愤慨，不自量力地上疏弹劾刘瑾，反而遭刘瑾毒手，被褫衣廷杖三十之后，逮捕下狱。
在狱中，林富结识了一个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之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创始人，因贬谪贵州时曾经居住在修文县的阳明洞，在洞里写出了几篇传世之作，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和林富一样，也是因为弹劾宦官刘瑾被廷杖下狱的，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普通官员遭廷杖后下狱，早就吓破了胆子，要么萎靡不振，要么凄惶自杀。林富和王阳明却泰然自若，竟在狱中研讨起《易经》来。林富为此写下了一首诗《狱中与王阳明讲〈易〉》：“浮云何黯澹，凄风生暮寒。微臣雕朽质，岂敢惜摧残。守法奉明主，时乖良独难。诏书忽下来，械击天牢间。天牢相晓暮，寤寐摧心肝。同患有俦侣，幸接心所欢。王通揽名理，讲《易》夜深阑。夜阑忽有得，明明寸心丹。且保泡沫命，旋当叩天阍。庶几浮云灭，恍惚见天颜。”表达了对宦官弄权误国的深恶痛绝之情，也流露出了盼望得见皇帝昭雪冤案之意。
好在武宗皇帝荒唐归荒唐，却不滥杀谏臣。林富和王阳明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宦官刘瑾抓不到其他把柄给两人定罪，就贬王阳明为贵州龙场驿丞。林富则先是被贬为潮阳县丞，随后又被罢官回家，还被罚米一百石。直到刘瑾谋逆被凌迟处死之后，林富的冤案才得以平反，重新出来做官，历任袁州同知、宁波知府、处州知府、广西参政、广东左布政使等职。嘉靖八年（1529年）正月，林富在时任兵部尚书的王阳明的竭力举荐之下，升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两广巡抚兼两广提督军务，俨然是集两广行政、军事、监察大权于一身的正二品封疆大吏了。
林富在两广为官时，修书院，立驿传，定里甲均平法，筑南海卫城，设大埔县治，多次平定山寇海贼之乱，巩固了南部海疆，维护了国家统一，军功卓著，政绩突出，屡受朝廷褒奖。他又对两广百姓遍施惠政，努力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深得两广民心。
林富出任两广巡抚才4个月，就遇到一件棘手之事。嘉靖皇帝朱厚熜下诏，命两广仿照弘治十二年（1499年）采珠的旧例，采撷南海珍珠上贡朝廷。要说清楚这件事情，就得先从大明王朝与南海珍珠的关系说起。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武力夺得天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制定出了一整套等级森严、极尽奢华的舆服制度，其中一项规定便是皇后、妃嫔、太子妃、亲王妃、郡王妃、公主、郡主等皇室女眷，以及朝廷命妇的冠冕之上，都要饰以大量的南海珍珠，以显示权势、富贵至高无上。皇后的凤冠上镶缀的珍珠最多，一顶凤冠要镶缀大大小小的珍珠5000多颗，其他皇室女眷和朝廷命妇冠冕上镶缀的珍珠数量则根据地位的高低依次递减。这样一来，大明皇室对珍珠的需求，就不是个小数目了。于是朱元璋下令，将雷州、廉州二府的珠池列为朝廷的宝源重地，严禁珠民进入珠池私采珍珠。为了防止珠民盗采珍珠，皇帝又下令，在雷廉二府的大海边各修筑一座珍珠城来守护珠池。从明朝洪武年间到弘治年间，每隔数十年，皇帝都要下诏采一次珍珠，以满足皇室对珍珠的巨大需求。这一时期的采珠，由于相隔时间较长，珍珠贝有足够的时间繁衍生长，孕育珍珠，每次采珠都大有收获。
弘治十二年（1499年），弘治皇帝朱祐樘下诏采珠。两广巡抚奉命，在岭南沿海各州府调集了大大小小的海船600艘、军壮船夫万余人，对南海珍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采撷，共耗银17004两，采得珍珠28400多两，约合1778斤（这是历朝历代采得珍珠数量最多的一年）。又耗银1000两作运费，将这些珍珠运往京城进贡给皇室。时隔15年之后，正德皇帝朱厚照于正德九年（1514年）下诏采珠，采得珍珠14000两。这两次采珠，都是在雷廉二府的珠池里进行梳篦似的采撷，收获虽丰，却对南海的珍珠贝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到了嘉靖年间，由于皇室女眷和朝廷命妇数量激增，弘治十二年（1499年）和正德九年（1514年）采到的珍珠已经用完，皇宫里只剩下少量不堪使用的扁小珍珠，于是嘉靖皇帝便于嘉靖五年（1526年）下诏，命两广地方遵照弘治十二年的采珠旧例采撷珍珠。两广的地方官员花了数月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像弘治十二年那样组织起了一支万人采珠大军，于当年11月18日择吉时开池采珠。孰料此次采珠并不顺利，因为经过弘治十二年和正德九年的两次掠夺性采撷之后，雷廉二府各大珠池中珍珠贝稀疏嫩小，采珠大军采撷了3个多月，到了次年的三月初七日封池，仅采得珍珠80两，却耗银9300多两，不但在经济上得不偿失，采珠大军还牺牲惨重。万余人在珠母海上忍饥饿、涉风浪，日夜采珠，辛苦异常，病故军壮船夫30名、溺死17名，有4艘采珠船被狂风巨浪打沉、6艘失踪、26艘被风浪打坏。世人抨击这次采珠是“以人命易珠”。
此次得不偿失的采珠才过去短短两年时间，由于宫中急缺珍珠，嘉靖皇帝朱厚熜便又下诏采珠。林富接到采珠诏命之后，坐镇合浦白龙珍珠城的珠池，太监频频催逼，林富犯难了。
此时的两广，频年兵荒，人民困窘，惠州、潮州、高州、梧州等府，相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两广官员为四处赈灾之事，正穷于应付。沿海军民，尚未从嘉靖五年采珠的苦役中缓过神来，失踪的采珠船和船上的船夫都还没有找到。此时如果遵旨组织大规模的采珠，无异于让岭南百姓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林富思量再三，决定向皇帝提出罢采珍珠的建议，提笔写下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乞罢采珠疏》，上奏给嘉靖皇帝。
《乞罢采珠疏》一开头，林富便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上这封奏疏的观点：“乞罢采珠，以苏民困。”即请求皇帝体恤民情，收回采珠诏命，罢采珍珠，以缓解采珠给岭南人民带来的困苦。
紧接着，林富列举了嘉靖五年采珠给两广地方财政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采珠引发的各级地方官员借机腐败事件；采珠导致的船毁人亡惨剧；混到采珠船上的流氓无赖借出海采珠之便，结伙打劫过往商船、虏掠沿海乡村、奸污妇女、祸害地方的种种事实。然后，他论述了此番采珠不可行的三条理由：
其一，此番采珠“有干天和”。因为“广东地方，频年兵荒，人民穷困，即今又值海潮泛涨，风汛不便……惠潮等府，碣石海丰等卫县，十分饥馑，乞要运米赈济……岭西高州等府去年无收，春夏以来，民皆穷饿，嗷嗷待哺，乞要议处拯救……梧州等府五月以来，西水泛涨，民庐漂泊，早稻淹没，秋成无望，乞要预备赈济……”
其二，此番采珠不是时候。因为“自有珠池以来，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举……且螺蚌之产珠也，一采之后，数年而始生，又数年而始长，又数年而始老，故禁私采、数采以生养之。自天顺至弘治十二年，珠已成老，故得之颇多；又弘治至正德九年，珠半老，故得之稍多；自正德至嘉靖五年，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只隔二年，珠尚未生长，恐少亦不可得也。五年之役，病死者几人？溺死者几人？而得珠几何？或谓以人命易珠，今兹之役，恐易以人命而珠亦不可得也。”
其三，此番采珠不合情理，容易引发民怨，激起民变，不利于两广社会的稳定。因为自嘉靖五年采珠之后，“沿海之民，至今疲惫未苏，一闻复有此役，俱欲逃窜。”况且“广西地方，盗贼纵横，蛮獠盘据，田土荒落，调度频繁，凡宗室禄米，官军俸粮，大半仰给于广东……故广东者，广西之府藏也。府藏空，则人命危矣。目今岭东、岭西两地所在饥民待哺，申诉纷纷，盗贼乘间窃发，馈饷自赡不暇……而于此时复令采珠，坐令府县派银派粮派夫派船，诚恐民愈穷而敛愈急，将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难保其必无！”
林富请求皇帝“少俟数年，池蚌渐老，民困少苏，徐取而用之，则陛下亲亲之义，爱民之仁，用物之节，亦并行不悖矣。”
为了给罢采珍珠的建议寻找理论依据，林富又在奏疏中援引了两位古代君王不爱珍珠爱贤才、爱人民的例子：“考汉顺帝时，桂阳太守文砻献大珠，诏却之曰：‘海内颇有异灾，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文砻不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媚，封以还之。’元仁宗时，贾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为言，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写到这里，林富实际上是劝导嘉靖皇帝效法这两个古代君王，“敦朴素以远丽珍，省财力以厚黎元。”但他担心说重了让嘉靖皇帝下不了台，便绕了个弯子，说汉顺帝和元仁宗这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的平庸皇帝。平庸皇帝尚且能够不为珍珠所迷惑，做出为后世所称颂的明智之事，为自己平庸的皇帝生涯留下闪光点，陛下您是“聪明睿智，仁孝恭俭之主”，只不过是误听了不了解珠池情况和两广局势的官员的意见，又受那些想要珍珠装饰冠冕的皇亲国戚的催索，才下了采珠的诏书，最终会明白采珠之事不可行而罢采。
这封对嘉靖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义的奏疏，调查深入，材料丰富，引经据典，言辞恳切，令嘉靖皇帝阅后虽然心生不快，却难以辩驳。此时的嘉靖皇帝年富力强，正处于初承大统，对国是想有所作为，努力革除前朝弊政实行新政的阶段，对忠臣直士的不同意见还能听得进去，纵然需珠情切，索珠心急，也只得暂且作罢，提起朱笔在奏疏上批了“准奏”二字。
因为林富的这封敢说真话的奏疏，岭南军民涉风浪、入大海“以人命易珠”的苦役得以推迟。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靖皇帝才又诏采珍珠。林富为岭南沿海百姓赢得了十几年休养生息的时间。
林富一生最恨阴险狡诈、专权滋事、贪得无厌、鱼肉百姓的阉党。他出任宁波知府时，皇帝派到地方管理进出港船舶、征收船舶税的市舶太监放纵手下豪奴横征暴敛，强夺民财。林富接到控告，掌握实据之后，下令捕治，并警告市舶太监，若再不奉公守法，便要将其劣行上奏朝廷。市舶太监被吓坏了，慌忙向林富请罪，从此约束手下人，不敢在宁波放肆。宁波百姓感戴林富的恩情，在白鹤州为他立祠纪德。
乞罢采珠取得了成功，林富又于次年十月上奏了一封针对珠池太监的《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要讲清楚这件事情，也得先说说看守珠池太监的背景。
明朝洪武初年，雷州、廉州二府的珍珠城建成之后，数十年间并未设专职珠官来此坐镇，明太祖朱元璋之后至明英宗朱祁镇之前的历任皇帝，仅仅在诏采珍珠的年份从宫中派出钦差太监，暂住珍珠城监采珍珠。采过了珍珠，钦差太监也就携带着珍珠返回京城复命去了，守护珠池的重任落到了驻扎在珍珠城镇守海防的地方官员头上。到了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信不过守护珠池的地方官员，担心他们不能尽忠职守，会私纵珠民进入珠池盗采珍珠，从中分肥，于是开了设太监为专职珠官的先例，从宫中派出两名自以为信得过的太监，分别到雷廉二府，常年坐镇珍珠城，守护珠池并监采珍珠。后来雷州珠池所产珍珠日少，朝廷便于正德年间撤回了雷州的珠池太监，只保留了廉州的珠池太监。珠池太监自恃是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又有皇家侍卫机构兼特务组织“锦衣卫”的特殊背景，一个个派头极大，侍候的仆从竟多达数十人，还有为数不少的门子、弓兵、皂隶和匠役人等供他差遣，这些人的开支全由公家报销。珠池太监大多贪婪暴虐，在珠乡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祸害百姓，名声极臭，恨得岭南百姓咬牙切齿，人人喊杀。因此，林富一直想为民除害，将这些阉党从自己治下的珠乡清除出去。
在《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里，林富先给嘉靖皇帝算了一笔细账：“珠池约计十余年开采一次，守池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得珠几何？”林富一针见血地指出，让珠池太监坐镇白龙珍珠城守护珠池，监采珍珠，“利不能药其所伤，获不能补其所亡”。他直截了当地向嘉靖皇帝提出建议：“民力堪怜，民膏宜惜，珠池太监俱可不必再差，以贻日朘月削之害。”守护珠池的重任完全可以参照洪武至宣德年间的旧例，就近委托给镇守海防的地方官员兼管，既便利又可为公家节省费用。况且珠池太监来到珠乡之后，“倚势为奸，专权滋事，害有不可胜言者。”如果皇帝能“轸念边海军民穷蹙已甚”，将珠池太监撤走，则“地方受惠，边海获安”。
嘉靖皇帝阅过了《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之后，再一次接受了林富的建议，下诏撤回了珠池太监。林富挥动他的如椽巨笔，又为珠乡百姓除去一大祸害。
就在林富上奏《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的第二年，广东籍的宰相方献夫家人倚势强夺民产，林富命佥事龚大稔依法制裁，得罪了方献夫，次年便遭到方献夫的报复。
林富虽是文人，却善于用兵，在两广多次平叛，无一失手，但他深感战争无论胜负，都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因此反对滥用武力。他给皇帝上疏说：“保固疆圉，休息士民，为国家卫元气，边臣责也。但多杀非安边之策，事非甚大，轻用兵。”林富的这一主张，与崇尚武力、每隔一二年就要组织大规模征战的朝廷御史意见相左，林富便以母亲年老多病需要他回乡侍奉为由，上疏辞官。方献夫接到林富的辞职报告，正好借此除掉眼中钉、肉中刺，当即批准。林富即将返乡时，有个海寇许折桂作乱，御史奉命率兵出海征讨，不料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奸猾的御史却把兵败的责任推卸给林富，方献夫又趁机从中诬陷，结果林富被罢官回乡。
林富回到家乡，侍奉母亲，结交文友，诗酒自娱，得享了一个安闲自在的晚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林富在家乡病故，享年66岁。他所著的《奏议》二卷和《广西通志》一卷，成为珍贵的明代史料，流传至今。
林富，字省吾，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出生于福建莆田一个诗礼传家、英杰辈出的名门望族“九牧林”家族。林富的家族之所以被称为“九牧林”，是因为唐朝天宝年间，他的祖先中一母所生的9个儿子全都学有所成，官至刺史，为世人所称颂。林富的祖先中有一位叫林藻的人，是盛唐时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此公年青时参加科举考试，以一篇《珠还合浦赋》博得主考官的赏识，称赞此文写得文采飞扬，如有神助。林藻凭这篇文章考中了进士，这篇文章也一时间在海内广为传诵，让林藻一举成名。巧的是，数百年后，“九牧林”的后裔林富又以两篇关于合浦珍珠的奏疏名垂青史。
林富自幼聪慧过人，又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小小年纪便精通诗文。当林富还是孩童时，有一年的元宵节天阴无月，当地知府在衙门里排乐张灯，举办庆祝活动，与民同乐。林富跟着祖父前去游玩，行至大堂时，忽然看见堂鼓，顽皮好动的林富十分好奇，趁祖父不备，跑上前去拔下鼓槌，猛击了堂鼓一下，惊动了坐在大堂上应酬宾客的知府大人。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失礼的行为，祖父急忙上前夺下鼓槌，怒气冲冲地呵斥林富。知府大人却并未发怒，他把林富叫到跟前，问明是大名鼎鼎的“九牧林”后裔，又见这孩子长得伶俐，想试试他的才学，随口出了一句上联给他对：“元夕月无光，点数盏灯，助嫦娥生色。”林富歪着小脑袋瓜子思索片刻，应声对道：“立春雷未发，击一声鼓，代天帝宣威。”知府大为惊异，对堂上宾客说：“这孩子将来的功名必定在我们这些人之上。”后来，这位慧眼识人的知府所发的预言果然得到了验证，林富当上了比他们大得多的官，为国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27岁的林富和叔叔林塾一起进京赶考，同榜考中了进士，被授予南京大理寺评事的官职。凭借真才实学步入仕途的林富，最厌恶那些靠阿谀奉承混迹官场的邪恶之徒，看见了便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容易触怒权贵，仕途一直险象环生。
林富当了南京大理寺评事的七品小官仅3年，孝宗皇帝便去世了，武宗皇帝继位。武宗皇帝名叫朱厚照，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荒唐皇帝，极好淫乐，成天纵情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大权旁落到了阉党手中。在武宗皇帝做太子时，服侍在旁的宦官刘瑾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觝之戏，赢得了皇帝的宠信，被委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重任。此职务权势极大，刘瑾得势之后，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排挤忠良，弄得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刚直不阿的林富对刘瑾的恶行极为愤慨，不自量力地上疏弹劾刘瑾，反而遭刘瑾毒手，被褫衣廷杖三十之后，逮捕下狱。
在狱中，林富结识了一个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之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创始人，因贬谪贵州时曾经居住在修文县的阳明洞，在洞里写出了几篇传世之作，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和林富一样，也是因为弹劾宦官刘瑾被廷杖下狱的，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普通官员遭廷杖后下狱，早就吓破了胆子，要么萎靡不振，要么凄惶自杀。林富和王阳明却泰然自若，竟在狱中研讨起《易经》来。林富为此写下了一首诗《狱中与王阳明讲〈易〉》：“浮云何黯澹，凄风生暮寒。微臣雕朽质，岂敢惜摧残。守法奉明主，时乖良独难。诏书忽下来，械击天牢间。天牢相晓暮，寤寐摧心肝。同患有俦侣，幸接心所欢。王通揽名理，讲《易》夜深阑。夜阑忽有得，明明寸心丹。且保泡沫命，旋当叩天阍。庶几浮云灭，恍惚见天颜。”表达了对宦官弄权误国的深恶痛绝之情，也流露出了盼望得见皇帝昭雪冤案之意。
好在武宗皇帝荒唐归荒唐，却不滥杀谏臣。林富和王阳明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宦官刘瑾抓不到其他把柄给两人定罪，就贬王阳明为贵州龙场驿丞。林富则先是被贬为潮阳县丞，随后又被罢官回家，还被罚米一百石。直到刘瑾谋逆被凌迟处死之后，林富的冤案才得以平反，重新出来做官，历任袁州同知、宁波知府、处州知府、广西参政、广东左布政使等职。嘉靖八年（1529年）正月，林富在时任兵部尚书的王阳明的竭力举荐之下，升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两广巡抚兼两广提督军务，俨然是集两广行政、军事、监察大权于一身的正二品封疆大吏了。
林富在两广为官时，修书院，立驿传，定里甲均平法，筑南海卫城，设大埔县治，多次平定山寇海贼之乱，巩固了南部海疆，维护了国家统一，军功卓著，政绩突出，屡受朝廷褒奖。他又对两广百姓遍施惠政，努力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深得两广民心。
林富出任两广巡抚才4个月，就遇到一件棘手之事。嘉靖皇帝朱厚熜下诏，命两广仿照弘治十二年（1499年）采珠的旧例，采撷南海珍珠上贡朝廷。要说清楚这件事情，就得先从大明王朝与南海珍珠的关系说起。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武力夺得天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制定出了一整套等级森严、极尽奢华的舆服制度，其中一项规定便是皇后、妃嫔、太子妃、亲王妃、郡王妃、公主、郡主等皇室女眷，以及朝廷命妇的冠冕之上，都要饰以大量的南海珍珠，以显示权势、富贵至高无上。皇后的凤冠上镶缀的珍珠最多，一顶凤冠要镶缀大大小小的珍珠5000多颗，其他皇室女眷和朝廷命妇冠冕上镶缀的珍珠数量则根据地位的高低依次递减。这样一来，大明皇室对珍珠的需求，就不是个小数目了。于是朱元璋下令，将雷州、廉州二府的珠池列为朝廷的宝源重地，严禁珠民进入珠池私采珍珠。为了防止珠民盗采珍珠，皇帝又下令，在雷廉二府的大海边各修筑一座珍珠城来守护珠池。从明朝洪武年间到弘治年间，每隔数十年，皇帝都要下诏采一次珍珠，以满足皇室对珍珠的巨大需求。这一时期的采珠，由于相隔时间较长，珍珠贝有足够的时间繁衍生长，孕育珍珠，每次采珠都大有收获。
弘治十二年（1499年），弘治皇帝朱祐樘下诏采珠。两广巡抚奉命，在岭南沿海各州府调集了大大小小的海船600艘、军壮船夫万余人，对南海珍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采撷，共耗银17004两，采得珍珠28400多两，约合1778斤（这是历朝历代采得珍珠数量最多的一年）。又耗银1000两作运费，将这些珍珠运往京城进贡给皇室。时隔15年之后，正德皇帝朱厚照于正德九年（1514年）下诏采珠，采得珍珠14000两。这两次采珠，都是在雷廉二府的珠池里进行梳篦似的采撷，收获虽丰，却对南海的珍珠贝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到了嘉靖年间，由于皇室女眷和朝廷命妇数量激增，弘治十二年（1499年）和正德九年（1514年）采到的珍珠已经用完，皇宫里只剩下少量不堪使用的扁小珍珠，于是嘉靖皇帝便于嘉靖五年（1526年）下诏，命两广地方遵照弘治十二年的采珠旧例采撷珍珠。两广的地方官员花了数月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像弘治十二年那样组织起了一支万人采珠大军，于当年11月18日择吉时开池采珠。孰料此次采珠并不顺利，因为经过弘治十二年和正德九年的两次掠夺性采撷之后，雷廉二府各大珠池中珍珠贝稀疏嫩小，采珠大军采撷了3个多月，到了次年的三月初七日封池，仅采得珍珠80两，却耗银9300多两，不但在经济上得不偿失，采珠大军还牺牲惨重。万余人在珠母海上忍饥饿、涉风浪，日夜采珠，辛苦异常，病故军壮船夫30名、溺死17名，有4艘采珠船被狂风巨浪打沉、6艘失踪、26艘被风浪打坏。世人抨击这次采珠是“以人命易珠”。
此次得不偿失的采珠才过去短短两年时间，由于宫中急缺珍珠，嘉靖皇帝朱厚熜便又下诏采珠。林富接到采珠诏命之后，坐镇合浦白龙珍珠城的珠池，太监频频催逼，林富犯难了。
此时的两广，频年兵荒，人民困窘，惠州、潮州、高州、梧州等府，相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两广官员为四处赈灾之事，正穷于应付。沿海军民，尚未从嘉靖五年采珠的苦役中缓过神来，失踪的采珠船和船上的船夫都还没有找到。此时如果遵旨组织大规模的采珠，无异于让岭南百姓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林富思量再三，决定向皇帝提出罢采珍珠的建议，提笔写下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乞罢采珠疏》，上奏给嘉靖皇帝。
《乞罢采珠疏》一开头，林富便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上这封奏疏的观点：“乞罢采珠，以苏民困。”即请求皇帝体恤民情，收回采珠诏命，罢采珍珠，以缓解采珠给岭南人民带来的困苦。
紧接着，林富列举了嘉靖五年采珠给两广地方财政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采珠引发的各级地方官员借机腐败事件；采珠导致的船毁人亡惨剧；混到采珠船上的流氓无赖借出海采珠之便，结伙打劫过往商船、虏掠沿海乡村、奸污妇女、祸害地方的种种事实。然后，他论述了此番采珠不可行的三条理由：
其一，此番采珠“有干天和”。因为“广东地方，频年兵荒，人民穷困，即今又值海潮泛涨，风汛不便……惠潮等府，碣石海丰等卫县，十分饥馑，乞要运米赈济……岭西高州等府去年无收，春夏以来，民皆穷饿，嗷嗷待哺，乞要议处拯救……梧州等府五月以来，西水泛涨，民庐漂泊，早稻淹没，秋成无望，乞要预备赈济……”
其二，此番采珠不是时候。因为“自有珠池以来，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举……且螺蚌之产珠也，一采之后，数年而始生，又数年而始长，又数年而始老，故禁私采、数采以生养之。自天顺至弘治十二年，珠已成老，故得之颇多；又弘治至正德九年，珠半老，故得之稍多；自正德至嘉靖五年，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只隔二年，珠尚未生长，恐少亦不可得也。五年之役，病死者几人？溺死者几人？而得珠几何？或谓以人命易珠，今兹之役，恐易以人命而珠亦不可得也。”
其三，此番采珠不合情理，容易引发民怨，激起民变，不利于两广社会的稳定。因为自嘉靖五年采珠之后，“沿海之民，至今疲惫未苏，一闻复有此役，俱欲逃窜。”况且“广西地方，盗贼纵横，蛮獠盘据，田土荒落，调度频繁，凡宗室禄米，官军俸粮，大半仰给于广东……故广东者，广西之府藏也。府藏空，则人命危矣。目今岭东、岭西两地所在饥民待哺，申诉纷纷，盗贼乘间窃发，馈饷自赡不暇……而于此时复令采珠，坐令府县派银派粮派夫派船，诚恐民愈穷而敛愈急，将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难保其必无！”
林富请求皇帝“少俟数年，池蚌渐老，民困少苏，徐取而用之，则陛下亲亲之义，爱民之仁，用物之节，亦并行不悖矣。”
为了给罢采珍珠的建议寻找理论依据，林富又在奏疏中援引了两位古代君王不爱珍珠爱贤才、爱人民的例子：“考汉顺帝时，桂阳太守文砻献大珠，诏却之曰：‘海内颇有异灾，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文砻不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媚，封以还之。’元仁宗时，贾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为言，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写到这里，林富实际上是劝导嘉靖皇帝效法这两个古代君王，“敦朴素以远丽珍，省财力以厚黎元。”但他担心说重了让嘉靖皇帝下不了台，便绕了个弯子，说汉顺帝和元仁宗这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的平庸皇帝。平庸皇帝尚且能够不为珍珠所迷惑，做出为后世所称颂的明智之事，为自己平庸的皇帝生涯留下闪光点，陛下您是“聪明睿智，仁孝恭俭之主”，只不过是误听了不了解珠池情况和两广局势的官员的意见，又受那些想要珍珠装饰冠冕的皇亲国戚的催索，才下了采珠的诏书，最终会明白采珠之事不可行而罢采。
这封对嘉靖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义的奏疏，调查深入，材料丰富，引经据典，言辞恳切，令嘉靖皇帝阅后虽然心生不快，却难以辩驳。此时的嘉靖皇帝年富力强，正处于初承大统，对国是想有所作为，努力革除前朝弊政实行新政的阶段，对忠臣直士的不同意见还能听得进去，纵然需珠情切，索珠心急，也只得暂且作罢，提起朱笔在奏疏上批了“准奏”二字。
因为林富的这封敢说真话的奏疏，岭南军民涉风浪、入大海“以人命易珠”的苦役得以推迟。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靖皇帝才又诏采珍珠。林富为岭南沿海百姓赢得了十几年休养生息的时间。
林富一生最恨阴险狡诈、专权滋事、贪得无厌、鱼肉百姓的阉党。他出任宁波知府时，皇帝派到地方管理进出港船舶、征收船舶税的市舶太监放纵手下豪奴横征暴敛，强夺民财。林富接到控告，掌握实据之后，下令捕治，并警告市舶太监，若再不奉公守法，便要将其劣行上奏朝廷。市舶太监被吓坏了，慌忙向林富请罪，从此约束手下人，不敢在宁波放肆。宁波百姓感戴林富的恩情，在白鹤州为他立祠纪德。
乞罢采珠取得了成功，林富又于次年十月上奏了一封针对珠池太监的《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要讲清楚这件事情，也得先说说看守珠池太监的背景。
明朝洪武初年，雷州、廉州二府的珍珠城建成之后，数十年间并未设专职珠官来此坐镇，明太祖朱元璋之后至明英宗朱祁镇之前的历任皇帝，仅仅在诏采珍珠的年份从宫中派出钦差太监，暂住珍珠城监采珍珠。采过了珍珠，钦差太监也就携带着珍珠返回京城复命去了，守护珠池的重任落到了驻扎在珍珠城镇守海防的地方官员头上。到了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信不过守护珠池的地方官员，担心他们不能尽忠职守，会私纵珠民进入珠池盗采珍珠，从中分肥，于是开了设太监为专职珠官的先例，从宫中派出两名自以为信得过的太监，分别到雷廉二府，常年坐镇珍珠城，守护珠池并监采珍珠。后来雷州珠池所产珍珠日少，朝廷便于正德年间撤回了雷州的珠池太监，只保留了廉州的珠池太监。珠池太监自恃是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又有皇家侍卫机构兼特务组织“锦衣卫”的特殊背景，一个个派头极大，侍候的仆从竟多达数十人，还有为数不少的门子、弓兵、皂隶和匠役人等供他差遣，这些人的开支全由公家报销。珠池太监大多贪婪暴虐，在珠乡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祸害百姓，名声极臭，恨得岭南百姓咬牙切齿，人人喊杀。因此，林富一直想为民除害，将这些阉党从自己治下的珠乡清除出去。
在《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里，林富先给嘉靖皇帝算了一笔细账：“珠池约计十余年开采一次，守池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得珠几何？”林富一针见血地指出，让珠池太监坐镇白龙珍珠城守护珠池，监采珍珠，“利不能药其所伤，获不能补其所亡”。他直截了当地向嘉靖皇帝提出建议：“民力堪怜，民膏宜惜，珠池太监俱可不必再差，以贻日朘月削之害。”守护珠池的重任完全可以参照洪武至宣德年间的旧例，就近委托给镇守海防的地方官员兼管，既便利又可为公家节省费用。况且珠池太监来到珠乡之后，“倚势为奸，专权滋事，害有不可胜言者。”如果皇帝能“轸念边海军民穷蹙已甚”，将珠池太监撤走，则“地方受惠，边海获安”。
嘉靖皇帝阅过了《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之后，再一次接受了林富的建议，下诏撤回了珠池太监。林富挥动他的如椽巨笔，又为珠乡百姓除去一大祸害。
就在林富上奏《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的第二年，广东籍的宰相方献夫家人倚势强夺民产，林富命佥事龚大稔依法制裁，得罪了方献夫，次年便遭到方献夫的报复。
林富虽是文人，却善于用兵，在两广多次平叛，无一失手，但他深感战争无论胜负，都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因此反对滥用武力。他给皇帝上疏说：“保固疆圉，休息士民，为国家卫元气，边臣责也。但多杀非安边之策，事非甚大，轻用兵。”林富的这一主张，与崇尚武力、每隔一二年就要组织大规模征战的朝廷御史意见相左，林富便以母亲年老多病需要他回乡侍奉为由，上疏辞官。方献夫接到林富的辞职报告，正好借此除掉眼中钉、肉中刺，当即批准。林富即将返乡时，有个海寇许折桂作乱，御史奉命率兵出海征讨，不料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奸猾的御史却把兵败的责任推卸给林富，方献夫又趁机从中诬陷，结果林富被罢官回乡。
林富回到家乡，侍奉母亲，结交文友，诗酒自娱，得享了一个安闲自在的晚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林富在家乡病故，享年66岁。他所著的《奏议》二卷和《广西通志》一卷，成为珍贵的明代史料，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