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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美国高等研究院，号称“聪明王国”、“学者的天堂”。这里是一个汇集了世界上最聪明头脑的学术圣地——1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32名教授获得过数学领域的最高奖，爱因斯坦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这里的教授们不用教课，不用做讲座，也不需要为任何科研和课题任务而忙碌。他们被邀请来此，只是为了能够天马行空地自由思考生命、宇宙及其他一切命题，而不受世俗事务的牵绊和束缚，更不必为谋生而操心。
2005年是美国高等研究院创立75周年，又恰逢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相对论提出100周年。一系列的活动让世界把眼光汇集到了这所一向与世隔绝、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学术殿堂。
拿着优厚的薪酬，思考是唯一使命
迈克尔·瓦尔泽或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哲学家。他说:“一旦你来到这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你生命中想做的事情。我们是一群特权阶级，我们拥有超级的自由，没有人监管你、干涉你，没有人去判断你的所作所为的价值，这里的生活无与伦比的美妙，这是一个绝对解放思想的好地方。”
瓦尔泽博士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在美国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已有25年。在说这番话时，他正身穿运动服悠闲地坐在充满阳光、舒适的办公室里，享受着这方“美国知识分子的净土”为他带来的安逸。
美国高等研究院（IAS）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坐落在一片占地500英亩(2平方公里)的树林中，与闻名世界的普林斯顿大学相距不远。
自从1933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从欧洲来到这里之后，美国高等研究院就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术人才汇集的地方，有“学者的天堂”之美誉。这里有全世界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每年拿着不少于25万美元的薪酬，而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做罗丹式的思考。每天下午3时，美味的点心、香醇的葡萄酒和散发着清香的杯杯热茶还会准时放松他们的大脑。
美国高等研究院分为四个学部:历史研究部、数学部、社会学部和自然科学部，共有26位终身教授，其中三位是女性。此外，每年都有190位来自全世界著名大学的教职人员受邀来此进行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不过，跟世界上其他的研究院不同的是，这里不收研究生、没有教学大纲、不开办讲座、没有任何教学课程、没有学术委员会，更没有任何研究项目。在摆脱了经济上的担忧和教学上的负担后，研究院的学者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学术爱好，不论是哪个方向，也不管耗费多少时间。思考就是唯一的使命。
在研究院，除了爱因斯坦，学术界的其他超级明星包括数学家库尔特·歌德尔，他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考古学家霍默·汤普森，他使世界对于希腊文化的理解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永远被定格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世界著名的数学家约翰·冯·纽曼，他在研究院的地下室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高速存储程序计算机;著名历史学家、战略分析家乔治·凯南，是他构建了美国的冷战战略。
除去那些闻名世界的老前辈，现在尚在的大人物有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头衔的著名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此外还包括1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2个国际数学“诺贝尔奖”——“费尔茨奖”——的获得者。
数学家丘成桐是第一位受聘为美国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的华人学者。杨振宁教授也曾在高等研究院度过十几年学术生涯的黄金岁月。美国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行政上各自独立，但学术上过往甚密。大学的研究生更是高等研究院学术讲座的常客。杨振宁先生曾回忆说:“研究院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大厅外喝茶，一边就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著名诗人T·S·艾略特是美国高等研究院文学艺术领域招募到的第一个重量级人物，1948年他在这里写出了有名的《鸡尾酒会》一诗，之后没多久他就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然后选择在英国定居，再也没有回来过。
优越的环境让自恋盛行
或许在研究院75年的历史中，能舍得离开这么优越的环境的，也只有艾略特一人，而他离开也不是因为这个小环境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英国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愿离开研究院，好多人即便退休多年也依然定时回到自己原来的办公室。美食是研究院的诱惑之一。除了每天下午3时的茶点，每周两次，这里的大厨还会为教授们奉上精美的宴会餐，蒸缅因龙虾、烤野牛肉、烤鹿肉、煎黄鳍吞拿鱼……无论色还是味，都让教授们禁不住食指大动，而那个储藏着9500瓶葡萄酒的酒窖也让教授们对这里的生活怀念不已、流连忘返。
在美国高等研究院，学者们思考的事物可谓五花八门，从银河系动力学、生物伦理学、恐怖主义研究到历史学研究，从语言的演化到拜占庭神学。不过，除了这些高尚学科外，还有几个天文物理学家曾试图设计一个赌场用的轮盘，希望它能替代离普林斯顿不远的赌城——大西洋城——的赌博机。
由于这里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外界根本猜不到这些学者们在干什么，曾有传言称，研究院的人来到办公室后就开始睡大觉。不过，瓦尔泽教授表示，他没有发现身边任何一个同事这样做。他自己本人每个工作日早上8时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沉浸在政治理论、道德哲学以及其他诸如福利国家、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等感兴趣的话题上。他支持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但是反对美军入侵伊拉克和先发制人理论。
然而，即便是在这个没有教学任务无需为经济发愁的学术天堂，也少不了学者间惯有的争斗:阴谋、暗中竞争、小道消息、人际间的摩擦……“这个学术圈充满了有个性的人，”瓦尔泽教授说，“我们独处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自恋已成为普遍的病症。”这种自恋在研究院有一个专有名词——“爱因斯坦效应”。
爱因斯坦是最先来到美国高等研究院的大人物。正是他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慕名而来。据说，爱因斯坦来到高等研究院后，曾拉下办公室的百叶窗，宣布:“我要思考一会。”
研究院有资金雄厚的企业做后盾
做生意发了财，钱多了干什么？办教育！这可是流芳百世、造福国家的大好事。在美国，富豪们有投资教育的传统，因此许多著名教育机构背后都有一个资金雄厚的企业做后盾。美国高等研究院也不例外。20世纪20年代末，从开设小商店起家的新泽西州班伯格家族的路易斯·班伯格和卡罗琳·班伯格兄妹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百货零售业的巨子。在1929年纽约股市全面崩溃之前的六个星期，他们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卖给了对手玛西百货，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他们决定在新泽西州资助建立一所牙医学校，于是托人去请教当时的医学教育专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弗莱克斯纳已经退休，那时候他刚好写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主题就是指出当时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薄弱，美国必须建立一些独立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而弗莱克斯纳特别推崇德国的制度。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学者的自由社会”，让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不受任何影响地继续自己的研究。几天以后，路易斯·班伯格先生请弗莱克斯纳共进午餐。班伯格对弗莱克斯纳说:“你的书写得很好，我愿意尽我的可能支持你的设想和计划。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弗莱克斯纳后来在自传中说，见面之前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设想这么快就可以实现，更没有想过需要多少钱。当时就随便说了一个他认为很大的数字:“500万。”500万美元，在当时确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路易斯·班伯格并没有立即确认。几天以后，他正式给弗莱克斯纳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愿意捐500万，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出任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但是，接到信后，弗莱克斯纳犹豫了好久，毕竟他已经退休多时，不知该不该答应班伯格的要求。
在两个星期的苦恼以后，他的夫人出来说话了。她说:“你必须接受。我跟你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对你非常了解。假如今天你不接受这个差事，你的脾气一定会变得很坏，我就无法再跟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就这样，弗莱克斯纳接受了富翁班伯格的请求，决定出任美国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研究院应该研究什么东西。他决定先要物色卓越的人才，然后发展他们擅长的学科，而不是先决定发展什么学科，才去找人。也就是说，先去找已经做出并且还能做出杰出研究工作的人，如果他愿意来的话，就在研究院里开辟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弗莱克斯纳怀揣班伯格家族提供的丰裕资金，开始周游世界，主要是在欧洲，物色优秀学者。那个时候，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哥廷根，才是学界心目中的圣地，弗莱克斯纳许诺给予这些学者优厚的工资和额外津贴，并且保证他们拥有绝对的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但是，招募工作并不顺利。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当时的美国，如果不是蛮荒之地，也只是暴发户的乐园而已。
研究院的金字招牌——爱因斯坦
1930年，美国高等研究院成立，它的宗旨是鼓励“对未知世界的基础性探索”。此时，弗莱克斯纳不但没有放弃在欧洲继续招募人才的工作，而且还把目标瞄准了全世界都瞩目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时欧洲的许多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包括马德里、巴黎的大学和牛津大学都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弗莱克斯纳许诺给予爱因斯坦1万美元的年薪，这一薪酬是爱因斯坦本人所预想的三倍，爱因斯坦爽快地跟他签了约，并说:“我简直迫不及待。”在当时的欧洲，纳粹排犹主义已经抬头，对出身犹太家庭的爱因斯坦来说，欧洲的确不再是久留之地。
爱因斯坦同意到美国高等研究院进行研究的消息传出，学界马上认识到，“物理学的教皇已经移居美国，美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自然科学中心。”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带着妻子来到普林斯顿，同年，奥地利的逻辑学神童库尔特·戈德尔和德国数学巨星赫尔曼·外尔也来到美国。就这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美国高等研究院成为像德国哥廷根大学一样引人注目的学术圣地。
不过很快爱因斯坦与弗莱克斯纳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做客，但是弗莱克斯纳为了保证学者们能够潜心治学，替爱因斯坦回绝了这一请求，他对白宫的解释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教授来到普林斯顿是为了继续潜心科学研究，绝对不能因为是白宫的邀请就搞特殊，让他从此不可避免地进入公众视线。”爱因斯坦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感到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受到了侵犯，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的落款是“发自普林斯顿集中营”，同时，他以辞职相胁要求弗莱克斯纳不要再干涉他的个人事务。三年后，爱因斯坦鼓动研究院的教授进行了一次倒戈运动，将弗莱克斯纳从院长位置上拉下马。
尽管爱因斯坦的主要学术成就在来到普林斯顿前就已完成，但是他是研究院的一块巨大的金字招牌，吸引着众多的一流人才。“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在此担任院长长达19年，他由衷地称赞研究院是“知识分子的大酒店”。
这里的教授们不用教课，不用做讲座，也不需要为任何科研和课题任务而忙碌。他们被邀请来此，只是为了能够天马行空地自由思考生命、宇宙及其他一切命题，而不受世俗事务的牵绊和束缚，更不必为谋生而操心。
2005年是美国高等研究院创立75周年，又恰逢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相对论提出100周年。一系列的活动让世界把眼光汇集到了这所一向与世隔绝、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学术殿堂。
拿着优厚的薪酬，思考是唯一使命
迈克尔·瓦尔泽或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哲学家。他说:“一旦你来到这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你生命中想做的事情。我们是一群特权阶级，我们拥有超级的自由，没有人监管你、干涉你，没有人去判断你的所作所为的价值，这里的生活无与伦比的美妙，这是一个绝对解放思想的好地方。”
瓦尔泽博士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在美国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已有25年。在说这番话时，他正身穿运动服悠闲地坐在充满阳光、舒适的办公室里，享受着这方“美国知识分子的净土”为他带来的安逸。
美国高等研究院（IAS）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坐落在一片占地500英亩(2平方公里)的树林中，与闻名世界的普林斯顿大学相距不远。
自从1933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从欧洲来到这里之后，美国高等研究院就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术人才汇集的地方，有“学者的天堂”之美誉。这里有全世界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每年拿着不少于25万美元的薪酬，而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做罗丹式的思考。每天下午3时，美味的点心、香醇的葡萄酒和散发着清香的杯杯热茶还会准时放松他们的大脑。
美国高等研究院分为四个学部:历史研究部、数学部、社会学部和自然科学部，共有26位终身教授，其中三位是女性。此外，每年都有190位来自全世界著名大学的教职人员受邀来此进行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不过，跟世界上其他的研究院不同的是，这里不收研究生、没有教学大纲、不开办讲座、没有任何教学课程、没有学术委员会，更没有任何研究项目。在摆脱了经济上的担忧和教学上的负担后，研究院的学者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学术爱好，不论是哪个方向，也不管耗费多少时间。思考就是唯一的使命。
在研究院，除了爱因斯坦，学术界的其他超级明星包括数学家库尔特·歌德尔，他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考古学家霍默·汤普森，他使世界对于希腊文化的理解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永远被定格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世界著名的数学家约翰·冯·纽曼，他在研究院的地下室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高速存储程序计算机;著名历史学家、战略分析家乔治·凯南，是他构建了美国的冷战战略。
除去那些闻名世界的老前辈，现在尚在的大人物有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头衔的著名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此外还包括1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2个国际数学“诺贝尔奖”——“费尔茨奖”——的获得者。
数学家丘成桐是第一位受聘为美国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的华人学者。杨振宁教授也曾在高等研究院度过十几年学术生涯的黄金岁月。美国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行政上各自独立，但学术上过往甚密。大学的研究生更是高等研究院学术讲座的常客。杨振宁先生曾回忆说:“研究院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大厅外喝茶，一边就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著名诗人T·S·艾略特是美国高等研究院文学艺术领域招募到的第一个重量级人物，1948年他在这里写出了有名的《鸡尾酒会》一诗，之后没多久他就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然后选择在英国定居，再也没有回来过。
优越的环境让自恋盛行
或许在研究院75年的历史中，能舍得离开这么优越的环境的，也只有艾略特一人，而他离开也不是因为这个小环境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英国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愿离开研究院，好多人即便退休多年也依然定时回到自己原来的办公室。美食是研究院的诱惑之一。除了每天下午3时的茶点，每周两次，这里的大厨还会为教授们奉上精美的宴会餐，蒸缅因龙虾、烤野牛肉、烤鹿肉、煎黄鳍吞拿鱼……无论色还是味，都让教授们禁不住食指大动，而那个储藏着9500瓶葡萄酒的酒窖也让教授们对这里的生活怀念不已、流连忘返。
在美国高等研究院，学者们思考的事物可谓五花八门，从银河系动力学、生物伦理学、恐怖主义研究到历史学研究，从语言的演化到拜占庭神学。不过，除了这些高尚学科外，还有几个天文物理学家曾试图设计一个赌场用的轮盘，希望它能替代离普林斯顿不远的赌城——大西洋城——的赌博机。
由于这里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外界根本猜不到这些学者们在干什么，曾有传言称，研究院的人来到办公室后就开始睡大觉。不过，瓦尔泽教授表示，他没有发现身边任何一个同事这样做。他自己本人每个工作日早上8时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沉浸在政治理论、道德哲学以及其他诸如福利国家、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等感兴趣的话题上。他支持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但是反对美军入侵伊拉克和先发制人理论。
然而，即便是在这个没有教学任务无需为经济发愁的学术天堂，也少不了学者间惯有的争斗:阴谋、暗中竞争、小道消息、人际间的摩擦……“这个学术圈充满了有个性的人，”瓦尔泽教授说，“我们独处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自恋已成为普遍的病症。”这种自恋在研究院有一个专有名词——“爱因斯坦效应”。
爱因斯坦是最先来到美国高等研究院的大人物。正是他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慕名而来。据说，爱因斯坦来到高等研究院后，曾拉下办公室的百叶窗，宣布:“我要思考一会。”
研究院有资金雄厚的企业做后盾
做生意发了财，钱多了干什么？办教育！这可是流芳百世、造福国家的大好事。在美国，富豪们有投资教育的传统，因此许多著名教育机构背后都有一个资金雄厚的企业做后盾。美国高等研究院也不例外。20世纪20年代末，从开设小商店起家的新泽西州班伯格家族的路易斯·班伯格和卡罗琳·班伯格兄妹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百货零售业的巨子。在1929年纽约股市全面崩溃之前的六个星期，他们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卖给了对手玛西百货，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他们决定在新泽西州资助建立一所牙医学校，于是托人去请教当时的医学教育专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弗莱克斯纳已经退休，那时候他刚好写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主题就是指出当时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薄弱，美国必须建立一些独立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而弗莱克斯纳特别推崇德国的制度。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学者的自由社会”，让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不受任何影响地继续自己的研究。几天以后，路易斯·班伯格先生请弗莱克斯纳共进午餐。班伯格对弗莱克斯纳说:“你的书写得很好，我愿意尽我的可能支持你的设想和计划。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弗莱克斯纳后来在自传中说，见面之前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设想这么快就可以实现，更没有想过需要多少钱。当时就随便说了一个他认为很大的数字:“500万。”500万美元，在当时确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路易斯·班伯格并没有立即确认。几天以后，他正式给弗莱克斯纳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愿意捐500万，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出任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但是，接到信后，弗莱克斯纳犹豫了好久，毕竟他已经退休多时，不知该不该答应班伯格的要求。
在两个星期的苦恼以后，他的夫人出来说话了。她说:“你必须接受。我跟你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对你非常了解。假如今天你不接受这个差事，你的脾气一定会变得很坏，我就无法再跟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就这样，弗莱克斯纳接受了富翁班伯格的请求，决定出任美国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研究院应该研究什么东西。他决定先要物色卓越的人才，然后发展他们擅长的学科，而不是先决定发展什么学科，才去找人。也就是说，先去找已经做出并且还能做出杰出研究工作的人，如果他愿意来的话，就在研究院里开辟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弗莱克斯纳怀揣班伯格家族提供的丰裕资金，开始周游世界，主要是在欧洲，物色优秀学者。那个时候，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哥廷根，才是学界心目中的圣地，弗莱克斯纳许诺给予这些学者优厚的工资和额外津贴，并且保证他们拥有绝对的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但是，招募工作并不顺利。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当时的美国，如果不是蛮荒之地，也只是暴发户的乐园而已。
研究院的金字招牌——爱因斯坦
1930年，美国高等研究院成立，它的宗旨是鼓励“对未知世界的基础性探索”。此时，弗莱克斯纳不但没有放弃在欧洲继续招募人才的工作，而且还把目标瞄准了全世界都瞩目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时欧洲的许多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包括马德里、巴黎的大学和牛津大学都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弗莱克斯纳许诺给予爱因斯坦1万美元的年薪，这一薪酬是爱因斯坦本人所预想的三倍，爱因斯坦爽快地跟他签了约，并说:“我简直迫不及待。”在当时的欧洲，纳粹排犹主义已经抬头，对出身犹太家庭的爱因斯坦来说，欧洲的确不再是久留之地。
爱因斯坦同意到美国高等研究院进行研究的消息传出，学界马上认识到，“物理学的教皇已经移居美国，美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自然科学中心。”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带着妻子来到普林斯顿，同年，奥地利的逻辑学神童库尔特·戈德尔和德国数学巨星赫尔曼·外尔也来到美国。就这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美国高等研究院成为像德国哥廷根大学一样引人注目的学术圣地。
不过很快爱因斯坦与弗莱克斯纳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做客，但是弗莱克斯纳为了保证学者们能够潜心治学，替爱因斯坦回绝了这一请求，他对白宫的解释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教授来到普林斯顿是为了继续潜心科学研究，绝对不能因为是白宫的邀请就搞特殊，让他从此不可避免地进入公众视线。”爱因斯坦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感到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受到了侵犯，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的落款是“发自普林斯顿集中营”，同时，他以辞职相胁要求弗莱克斯纳不要再干涉他的个人事务。三年后，爱因斯坦鼓动研究院的教授进行了一次倒戈运动，将弗莱克斯纳从院长位置上拉下马。
尽管爱因斯坦的主要学术成就在来到普林斯顿前就已完成，但是他是研究院的一块巨大的金字招牌，吸引着众多的一流人才。“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在此担任院长长达19年，他由衷地称赞研究院是“知识分子的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