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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价值观念和职业选择等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城市梦也更加执着。然而他们想要真正融入城市,也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素质、权力维护，就业难等障碍。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诉求，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转变 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179-03
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对GDP的贡献率达21%。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评选，中国农民工为榜单上唯一上榜群体。《时代》周刊评价，“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农民工”。农民工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然而，在这些亮丽的经济资料和高度赞美背后却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巨大的付出和辛酸。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上看到，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1.3亿人，每年新增约600—800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已成为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现实却存在诸多的障碍。温总理日前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这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大关注。笔者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及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面临的障碍，并结合重庆的实际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且数额正在逐年递增。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不再把土地当作自己的退路，也不再把打工看作种地之外贴补家用的一项额外收入，他们开始规划自己的打工生涯，并希望能融入城市，甚至留在繁华的大都市，走出农民工这个身份模糊的地带。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的转变
以重庆农民工的外出就业为目的调查数据表明，60．2％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8．7％的人是因为家乡生活单调、打工所在地生活较为丰富，还有5．2％的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把农村户籍改成城市户籍，另有33．9％的人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以上表明，时代的不同，物质的满足度高，使得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没有像父辈那样吃过太多的苦。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也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他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与过去单纯为了解决温饱、维系生活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了较大的不同,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很多不同的特点。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转变
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中指出，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五大行业。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9.1%，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各占7.8%。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都有较大的进步，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和定位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校门跨入了厂门，从学生转变为工人，角色转化与传统农民工存在很大的差异。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爱呆在农村务农，喜欢寻找到外面寻找机会、机遇。实现自己的价值，以求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就决定了他们在价值观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
（四）消费观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强烈要求和城市人享有等同的社会资源，享受物质生活欲望强，追求时尚，攀比心重。而对传统的农民工调查表明，他们中仅有10%的人表示会留在城市。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主动性和能力比上一代更强，对公民基本权利平等有更高期待。报告称，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六）外出生活的追求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生活的期望值高，希望能融入城市，独立性强，功利性也较强，羡慕城市和认同城市生活度高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从一种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空间状态和赚钱糊口的基本生存状态向定居于城市和初步发展的状态转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
（一）经济障碍
经济是基础和保障，经济权不仅是人安身立命的保证，也是从事文化事业、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保障，对于农民工来说经济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
1.新生代农民工的首要问题是收入与消费不均衡。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收入普遍偏低且增长缓慢，而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较高。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是1/20，而在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很多。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9%，1500-2000元之间的占12%，1000-1500元的占56%，1000元以下的占23%，平均收入在1300元左右，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67%，偶尔被拖欠的占29%，经常被拖欠的占4%。他们生活支出在1000元左右，其中，房屋租赁费约600元，占总支出的40%,食品支出的占23%，交通费占10%，文娱生活占27%。
2.工作经验欠缺和文化层次普遍偏低是经济障碍的客观因素。根据调查结果得知，传统农民工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首次外出务工的平均为18岁，90后的农民工首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降至16岁。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中学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劳动投入与收益报酬的非均衡性是经济障碍的关键因素。直辖来，重庆的GDP总量由1351亿元增长到7500亿元，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增长了3倍。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公布了2010年重庆城镇居民收支与农民人均收入数据显示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直辖之初的500到600元增加到现在的5216元，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是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城市工作群体之一的他们，其收入增速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低于重庆GDP的平均增长速度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既违背了让农民工共享社会改革成果的政治愿望，也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二）生活品质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微薄，在住房、子女教育、就医等方面存在困难，且在相关领域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品质的提高。
1.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广大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理应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得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实际情况远不如人意。在住房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住在城市的偏远地区，居住面积普遍较小,生活设施不配套,环境质量差,不同程度存在安全隐患。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难，升学压力大。相当一部分城市还没有将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到本区域事业发展规划中,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一些城市虽然指定了一批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但指定学校的招生数量仍不能满足需求,一些进入非指定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仍需交纳“借读费”,增加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据统计，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高达9.3%，全国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近半数适龄流动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在医疗卫生方面，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大部分农民工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大多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目前流行的“小病拖，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就是他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文化娱乐休闲方面，城里的娱乐项目丰富多彩，但收入低廉的农民工很少涉及。
2.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品质障碍的主要原因。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的资格，在这种条件下，许多面向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均不能享受，如住房方面的、就业方面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城市各类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等等。这样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待多久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农民工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生活，而最多在经济上算是城市居民而已。因此，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作为身份标签的户籍制度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城市融入就很难真正实现。
3.新生代农民工无组织性，发言权缺失是其生活品质障碍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使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交融、互动与对话。这就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形成了一个个亲友和同乡为核心的而不相关的独立小圈子，彼此间交流机会少，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基本没有参加所在社区的各种活动，如参与所在社区的文娱活动，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活动，参与所在社区的重大公共事项决策等。
三、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建设力量,因此,须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层面、多领域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一）政府应在政策制度上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足够的支持和保障，切实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市劳务办介绍，我市今年已针对农民工专门设置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医疗保险，我市鼓励用人单位给农民工参保。截至去年底，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达64万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达33.92万人。因此，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城乡统筹的财政金融制度、建立城乡统筹的市场体系等一系列可靠的制度保障，真正的使这一群体融入城市中。但目前,以维护农民工利益为主的制度措施依然相对较少,这将会使他们感到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尴尬身份，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认可度较低。
（二）加快推进户籍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变创造条件
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明确指出，要以解决农民工城镇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力争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长期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赋税、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这种二元户籍制度阻碍着城乡的统筹。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才能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重庆是农民工输出大市，而且是就业大市，市内务工农民工成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产业工人，所以我市在今年8月大规模的进行户改。户改以有条件农民工及其新生代、大学中专以及职业学校在读学生为突破口，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社会养老保险方面提供一定的基础。据统计，符合转户条件的农民工约为225.4万人。?我市从2003年9月份开始取消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登记制度和统计办法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和按居民固定居住地登记的户口分类统计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三）制定、和加强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外出打工权益容易受到侵犯,在加上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它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还应建立农民工劳动争议申诉“绿色通道”，使农民工劳动纠纷得以解决；对农民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要“台阶低、语气和、调解柔、仲裁正”，柔性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持续打击坑骗农民工的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遏制农民工讨薪过程中伤害性事件的发展；在法律援助方面，需要建立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制度，包括开通法律援助热线，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解决农民工的困惑、这就要将农民工纳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这样就可以使农民工的权益的到有效的保护，而且能够减少农民工犯罪率，能够使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降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总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其生活和以后发展中,他们还会遭遇着方方面面的问题,面对这一“非传统挑战”,我国各级政府和部门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充分准备,可想而知,未来的工作将是任重而道远。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相信,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各部门的努力,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农村发展．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3]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郑功成．关注民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史柏年，等．城市边缘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
[6]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0（4）．
[7]姜丽萍.论“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理论研究．2010（4）．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09-12-31.
[9]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兰州学刊．2009（7）．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转变 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179-03
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对GDP的贡献率达21%。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评选，中国农民工为榜单上唯一上榜群体。《时代》周刊评价，“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农民工”。农民工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然而，在这些亮丽的经济资料和高度赞美背后却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巨大的付出和辛酸。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上看到，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1.3亿人，每年新增约600—800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已成为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现实却存在诸多的障碍。温总理日前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这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大关注。笔者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及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面临的障碍，并结合重庆的实际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且数额正在逐年递增。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不再把土地当作自己的退路，也不再把打工看作种地之外贴补家用的一项额外收入，他们开始规划自己的打工生涯，并希望能融入城市，甚至留在繁华的大都市，走出农民工这个身份模糊的地带。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的转变
以重庆农民工的外出就业为目的调查数据表明，60．2％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8．7％的人是因为家乡生活单调、打工所在地生活较为丰富，还有5．2％的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把农村户籍改成城市户籍，另有33．9％的人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以上表明，时代的不同，物质的满足度高，使得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没有像父辈那样吃过太多的苦。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也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他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与过去单纯为了解决温饱、维系生活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了较大的不同,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很多不同的特点。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转变
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中指出，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五大行业。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9.1%，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各占7.8%。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都有较大的进步，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和定位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校门跨入了厂门，从学生转变为工人，角色转化与传统农民工存在很大的差异。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爱呆在农村务农，喜欢寻找到外面寻找机会、机遇。实现自己的价值，以求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就决定了他们在价值观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
（四）消费观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强烈要求和城市人享有等同的社会资源，享受物质生活欲望强，追求时尚，攀比心重。而对传统的农民工调查表明，他们中仅有10%的人表示会留在城市。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主动性和能力比上一代更强，对公民基本权利平等有更高期待。报告称，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六）外出生活的追求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生活的期望值高，希望能融入城市，独立性强，功利性也较强，羡慕城市和认同城市生活度高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从一种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空间状态和赚钱糊口的基本生存状态向定居于城市和初步发展的状态转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
（一）经济障碍
经济是基础和保障，经济权不仅是人安身立命的保证，也是从事文化事业、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保障，对于农民工来说经济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
1.新生代农民工的首要问题是收入与消费不均衡。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收入普遍偏低且增长缓慢，而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较高。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是1/20，而在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很多。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9%，1500-2000元之间的占12%，1000-1500元的占56%，1000元以下的占23%，平均收入在1300元左右，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67%，偶尔被拖欠的占29%，经常被拖欠的占4%。他们生活支出在1000元左右，其中，房屋租赁费约600元，占总支出的40%,食品支出的占23%，交通费占10%，文娱生活占27%。
2.工作经验欠缺和文化层次普遍偏低是经济障碍的客观因素。根据调查结果得知，传统农民工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首次外出务工的平均为18岁，90后的农民工首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降至16岁。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中学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劳动投入与收益报酬的非均衡性是经济障碍的关键因素。直辖来，重庆的GDP总量由1351亿元增长到7500亿元，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增长了3倍。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公布了2010年重庆城镇居民收支与农民人均收入数据显示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直辖之初的500到600元增加到现在的5216元，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是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城市工作群体之一的他们，其收入增速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低于重庆GDP的平均增长速度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既违背了让农民工共享社会改革成果的政治愿望，也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二）生活品质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微薄，在住房、子女教育、就医等方面存在困难，且在相关领域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品质的提高。
1.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广大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理应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得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实际情况远不如人意。在住房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住在城市的偏远地区，居住面积普遍较小,生活设施不配套,环境质量差,不同程度存在安全隐患。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难，升学压力大。相当一部分城市还没有将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到本区域事业发展规划中,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一些城市虽然指定了一批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但指定学校的招生数量仍不能满足需求,一些进入非指定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仍需交纳“借读费”,增加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据统计，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高达9.3%，全国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近半数适龄流动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在医疗卫生方面，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大部分农民工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大多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目前流行的“小病拖，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就是他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文化娱乐休闲方面，城里的娱乐项目丰富多彩，但收入低廉的农民工很少涉及。
2.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品质障碍的主要原因。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的资格，在这种条件下，许多面向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均不能享受，如住房方面的、就业方面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城市各类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等等。这样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待多久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农民工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生活，而最多在经济上算是城市居民而已。因此，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作为身份标签的户籍制度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城市融入就很难真正实现。
3.新生代农民工无组织性，发言权缺失是其生活品质障碍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使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交融、互动与对话。这就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形成了一个个亲友和同乡为核心的而不相关的独立小圈子，彼此间交流机会少，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基本没有参加所在社区的各种活动，如参与所在社区的文娱活动，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活动，参与所在社区的重大公共事项决策等。
三、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建设力量,因此,须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层面、多领域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一）政府应在政策制度上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足够的支持和保障，切实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市劳务办介绍，我市今年已针对农民工专门设置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医疗保险，我市鼓励用人单位给农民工参保。截至去年底，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达64万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达33.92万人。因此，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城乡统筹的财政金融制度、建立城乡统筹的市场体系等一系列可靠的制度保障，真正的使这一群体融入城市中。但目前,以维护农民工利益为主的制度措施依然相对较少,这将会使他们感到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尴尬身份，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认可度较低。
（二）加快推进户籍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变创造条件
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明确指出，要以解决农民工城镇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力争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长期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赋税、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这种二元户籍制度阻碍着城乡的统筹。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才能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重庆是农民工输出大市，而且是就业大市，市内务工农民工成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产业工人，所以我市在今年8月大规模的进行户改。户改以有条件农民工及其新生代、大学中专以及职业学校在读学生为突破口，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社会养老保险方面提供一定的基础。据统计，符合转户条件的农民工约为225.4万人。?我市从2003年9月份开始取消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登记制度和统计办法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和按居民固定居住地登记的户口分类统计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三）制定、和加强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外出打工权益容易受到侵犯,在加上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它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还应建立农民工劳动争议申诉“绿色通道”，使农民工劳动纠纷得以解决；对农民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要“台阶低、语气和、调解柔、仲裁正”，柔性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持续打击坑骗农民工的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遏制农民工讨薪过程中伤害性事件的发展；在法律援助方面，需要建立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制度，包括开通法律援助热线，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解决农民工的困惑、这就要将农民工纳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这样就可以使农民工的权益的到有效的保护，而且能够减少农民工犯罪率，能够使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降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总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其生活和以后发展中,他们还会遭遇着方方面面的问题,面对这一“非传统挑战”,我国各级政府和部门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充分准备,可想而知,未来的工作将是任重而道远。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相信,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各部门的努力,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农村发展．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3]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郑功成．关注民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史柏年，等．城市边缘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
[6]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0（4）．
[7]姜丽萍.论“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理论研究．2010（4）．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09-12-31.
[9]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兰州学刊．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