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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关村》杂志社、中关村协会联席会、新浪网
时间:2009年11月12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主持人:卫汉青(《中关村》杂志社 社长)
整理:明星(《中关村》杂志社 记者)
摄影:周明星
论坛缘起:
民企在过冬。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场更具冲击性的、深层次的改革危机正席卷而来,国家在政策、金融层面掀起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被视为中国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能源、钢铁、航空、地产等行业,正在上演着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戏,政府正在从市场手中抢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同时,某高校对大学生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国家的下一代精英最希望进入的工作场所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思想的天平又一次倾斜到国企一边。
纵观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一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相互较量的历史。事实表明,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强化,让国有經济的比重增高,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活力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从而使得就业率出现急剧下滑。只有提倡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才能让中国走出危机的阴影,让经济更具活力,让百姓的财富增加。
“民营经济现状与前瞻”论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本次论坛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乃醒,中关村第一村民、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纪世瀛,企业发展战略专家、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全球IT新领袖、北京密安信息技术公司总裁韩永飞,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连毅,华旗资讯集团副总裁张永捷和《中关村》杂志社社长卫汉青。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做了主题演讲。演讲内容涵盖了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理论困境、民营企业家如何应对时艰创业创新、促进民企和国企的协调发展、推动中关村新一代高科技企业发展等主题。
论坛的目的是希望专家学者、企业家们相互交流和沟通,通过他们的真知灼见,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具实质性的建议,促进民营经济在当前形势下健康地向前发展。
论坛上,嘉宾提出的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权问题,民营企业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解决民营企业问题从三个层面出发等新观点和热点话题,预示了未来几十年国家必将更深一步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并且从理论和操作层面为其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
春天还有多远?
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我国未来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必将和公有经济处于平等的地位。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有效杠杆
卫汉青(《中关村》杂志社社长)
近来中国有两大景观:一大景观是千军万马齐走国家公务员独木桥的热闹景象图,中国残联公务员一个职位的空缺,居然有4731位人才竞争;另一大景观就是经济危机的大潮中风雨飘摇的民营企业群相图。
如果我们的学子和精英,一股脑儿涌向消耗国家财政的国家机关,而不想去创业、创造产品价值,长此下去,中国危矣。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困难的生存环境中,只知道抱怨牢骚,而不自立自强、自主创新,逐渐丧失30年来蓬勃生机,长此下去,中国危矣。
2009年,伴随着国际金融动荡,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浪潮。效率低下的山钢集团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老板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北京等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业相继出现国企地王。国进民退潜藏了很大的风险,民营经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此时,作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的桥头堡,中关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理念更值得大家仿效。在“国进民退”的疑虑声中,联想逆势而上,“国字”基因发生变异,国资减持,民资注入,体现了中关村的示范作用。发韧于创业之初的“开明婆婆”让出35%的“分红权”, 联想产权改革得以成行,柳传志造就了众多“百万富翁”的神话。在金融危机后联想大幅滑坡的情势下,柳传志再度出山。不久前,联想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完成了5000万美元的盈利,全球市场份额再创新高。
借用纪世瀛先生的话说,柳传志“体现了中关村人的强烈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壮大。但要真正厘清“何处进,何处退”?哪些领域“有所为”?哪些领域“有所不为”?真正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带动就业的效率还是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民营经济都有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有效杠杆。中国经济绝对不应该回到30年前国营企业垄断天下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30个年头了,把他看做一个人的话,民营企业还是一个年轻人,正处在雄心勃勃要做一番事业的年纪。短短30年间,我们已经有了海尔、联想、华为、万科、用友、新浪和爱国者等这样成功的企业,但这远远不是终点,我们的未来一定还会有IBM、通用、微软、谷歌这样伟大的民营企业诞生。
解决就业的根本是发展民营经济
陈乃醒(著名经济学家、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是把过去认为是沉重的人口负担变成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出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国家也开始崛起强大。
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我们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让每个人都有了选择余地。民营经济的引入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中小企业的崛起,城乡互动日益频繁,使得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阶层解放出来了,他们可以种田,也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纷纷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让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一一彰显。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物美价廉,远销世界各地。
但是,基于中国人口多的特点,以及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政策的限制,我们既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要兼顾众多劳动力的现实。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就不稳定。而解决就业的根本就是发展民营经济,通过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带动扩大就业。
这两年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缘起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5000万农民工返乡,40%中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和倒闭的状态,直到现在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企业无法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大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4万亿资金扶持调结构保民生,如果没有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更宽松的发展空间,调结构保民生就只能成为一个口号。
有些地方为了促进就业,提出一元钱注册一个企业的办法,为创业者减少成本是好事,但最终效果并不是很好。原因在哪里?创业是一系列政策体系,要方方面面配合起来才能有成效,如果创业者没有注册资金,也就没有钱租经营场所,这个办法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该为他们提供低价的或无偿的税收政策,放宽小额金融贷款限制,在卫生、土地等方面也提供相应的优惠。
这次应对危机如果在深化改革方面想得少,对促进民间力量解决困难想得少,不把这方面搞活,不给创业者留更大的空间,经济复苏将蕴藏很大的危机,这点我很担心。
意识形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致命软肋
纪世瀛(中关村第一村民、北京世纪英才学院院长、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
今天,民营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的资本、国家的资源、权力结构的支撑、服务体系、政策体系等一系列的东西,没有光顾民营企业,都被国有企业拿走了。民营企业是受害者,而且每一次危机和风险(雪灾、非典等)过后,民营经济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么,民营经济的致命软肋在哪里?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首先,民营经济理论的匮乏和地位的不公,正考验着我们当代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在我看来,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营经济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创新的公有制。而我国的法律中,民营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组成,没有把他纳入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部分。意识形态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此问题不解决将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致命软肋。
第二,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和民营企业所处的地位,我们不是正规军,而是游击队,但我们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适度控制规模,不要认为民营企业搞得规模越大就越好。寻求独特的发展空间,争规模,民营企业永远比不过国有企业。
第四,丢掉幻想,自强不息,减少对国家政策的依赖。
第五,要有持久的思想支持,“国进民退”也好,公务员的冲击也好,都是必然趋势,意识形态上的公与私不争论的问题,会逐渐冒出水面,我们要认真地研究,避免改革危机的出现。
第六,加强理论本身和理论队伍建设,坚信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民营经济才能解决人类最基本的人性。
第七,与巨人同行,登上巨人的肩膀。如果初创联想的柳传志不是绑在中科院这棵大树上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民营经济也要向大树靠。
我将用我的一生写好七个字:“中关村民营经济”。
自主创新的根本就是民营经济
王德禄(北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消退,而中国的改革危机却愈演愈烈,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浪潮。可以说“国进民退”是中国的主旋律,在各个行业,如煤炭、冶金,甚至纺织这样纯竞争性领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各个地方政府全部改变过去依赖民营经济的姿态,奉迎央企、国企进驻自己的“领地”。“国进民退”带来的各种后果让民营企业家很“受伤”。
改革不进则退,不反对就是默许。“国进民退”导致官本位大幅度回归。每逢公务员考试,人力资源部的发言人称之为国考,如同古代中国的科举制,现在这种逻辑又复归了。
回顾中关村的发展史,正是由于大批的专家学者、高科技人才下海创业,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和成果。而现在又如何呢?最近五年以来,清华大学没有一个人出来创业,武汉理工大学五年出了兩个创业者。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人才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全然不同。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在是创业的最低潮,这源于国家体制的限制,方方面面都在向公有制回归。
金融危机为中国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消费升级,新兴产业的出现,低碳经济,资本创新和国际化。民营企业要抓住这一机遇,只要中国的“国进民退”不演变成最终的公私合营,民营企业就有机会冲出来。
自主创新的根本就是民营经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核心任务就是开发企业的愿景。靠着愿景,靠着跨区域创业,比如新一代创业者要学会在美国拿单子,在中国干活,在印度用服务,企业发展的空间将更加开阔。可以这么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利润会越来越大,届时起代表作用的不是现在的国有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国一定会出若干在世界500强中有领袖意义的伟大的公司。
中国马上进入“十二五”规划时期,我希望民营企业能够从“十二五”规划中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
从法律、理念和操作层面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
韩永飞(北京密安信息技术公司总裁,国家信息和通信安全执行副理事长、2005年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IT新领袖”)
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地位问题和将来的出路,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去看待。首先从法律上解决,法律规定人生而平等,企业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宪法对民企和国企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民企最近几年地位在上升,由经济补充到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还没有达到和国企一样的地位。法律上的先天不一致,就决定了后天运行中的不一致,给民企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其次是理念的改变。现在的民营企业代表着更大的群体在经营,但是大学里教授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其核心的理论,从理念上讲,民营企业仍被认为是有罪的。第三是坚持操作的一致性。国家最近几年在改善一些法律,使有些操作尽可能公平,但实际上很多层面都不能兼顾。以上三点不改变,中国的民营企业会一直处于艰难的状况之中。
国企有一句话叫“做大做强”,他们动用的是人民的资源,这对市场经济来说很不正常。面对国企的先天优势,我们民营企业提出的口号就是“做小做精”。因为受规模、人数影响不大,中关村的民营企业从事的是高科技产业,要做精,有自己拳头的东西,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民营企业还要在管理上多下功夫。一些以高科技作为管理方法的民企产生的效益和效率是国企和政府机关无法企及的。
我相信30年以后,民企和国企都具有相同的地位,中国的经济也只有两个组成: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民企具备和国企相同的生存条件。那时再谈中国的微软才具备条件。
国有企业存在所有权问题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民营经济。从理论和实际经验两方面来看,私有制是与市场接轨的经济体制,是财富创造的有效制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来的几十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速度堪称世界第一,但是财富创造后的分配问题却层出不穷。
我们国家的财富分到三个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目前来看,政府和企业支出不断在扩大,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在缩小,可以说非常薄弱。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资源和财富太多(主要是国有企业)。举例来说,民营企业占有土地是要交地租的,而国企不用交,我们天则经济研究所统计,光地租一项费用,国企就避免了一万亿的支出。同时,国企的利润只有10%上缴国家,其余90%全部自己花了,这也是不公平的。
他们取得的利润是靠占有资源赚来的。
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话,要放弃公有制为主的框架,从理论上来讲是讲得通的,而现实生活中却通不过。中国13亿人口中,低收入人群占了绝大部分。国家应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使得公平和效率兼顾。但是只顾公平,国家又会回到原来我们计划经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我们要明白,民营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希望国家能够多为民营经济说话,我们产生的利润不是靠剥削,而是靠创造。
解决公平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突破,比如改革我们的税收政策。俄罗斯的税收从前采取的是推进所得税,富人逃税现象严重。自2002年实行累进所得税后,降低了税率,提高了惩罚力度,缴得的税收却比原来提高了几十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实行的也是推进所得税,其中有一个弊端,富人基本上不交税,交税主体是工薪阶层。这就陷入了公平的误区。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办法,成功还要靠市场,但配套的制度要跟上,比如具有良好的收入分配管理、完善的征税制度、财产税,正确处理国企和民企的相对关系。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民间的慈善事业,我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
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成长的源泉和动力
张永捷(华旗资讯集团副总裁)
从1992年到现在,与华旗一同创业的很多企业都不存在了。16年能够活下来,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华旗靠的是什么?自主创新是我们成长的源泉和最核心的动力。一个企业如果总在一条路上走的话,生死存亡会永远冲击他。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民营企业只能在市场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空间,涉及的多数是那些大的国企不愿意介入、并且利润很小的领域。他要想在某个领域活下去,并且保持勃勃生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乐观精神,包括在任何挫折下不屈不挠,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很多朋友都去过华旗,我们源源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尽管公司资金状况紧张,我们仍然保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是企业存在或者继续发展最基础的状态。
当然,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民营企业作为经济支点之一,很多外事成本必须由自己承担。我在公司负责品牌宣传的工作,宣传这块的成本非常大,这部分费用全部来自公司的销售利润,卖多少钱,用多少钱做宣传,相比国营企业的广告费用,我们很难和他们PK,所以这方面压力也非常大。民营企业非常脆弱,抗风险能力很弱。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乐观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是民营企业生存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在华旗,我们将自己的梦想挂在公司的墙上:培养一百个民族英雄,让我们的民族英雄成为亿万富翁。冯总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公司有一百个亿万富翁诞生,我们的爱国者品牌成为令国人骄傲的国际品牌。
中关村诞生了新一代企业家
张连毅(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国有企业有他发展的地方,我们要支持这个想法,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兼容并蓄向前发展。作为我们来说,要客观面对国营企业,清醒面对民营企业。
国家应对国企的发展做一些限制。我们政府对产业链没有概念,中国人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这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关。国企有一个特点,发现酱油赚钱,就开一个酱油厂,肉赚钱就开一个养牛厂,总而言之想通吃,严重地束缚整个行业的发展。国家应该对国企提出明确的考核指标,中央提出PKI,要求他构建对中国民族产业的产业链或者说工业产业链的要求。
再看民营企业,联想怎么样了,华为又如何呢?吃独食是我们的特点,民营要是吃了独食更难受。同时,中关村也需要改变。这里已经不是柳传志的时代了,也不是段永基的时代了,已经变成以李彦宏、邓中翰、张朝阳等新兴企业家为首的中关村了。联想,包括中关村出了名的企业,并不能代表广大中关村,以及北京市千千万万正在崛起的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新经济下成长起来的经济体。
我希望中关村应该面向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新一代高科技的民营企业,推动他们的发展。早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多少都沾了国有制的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推动中关村真正健康的行业和企业和谐发展,真正重视新一代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利用高科技改变人民的生活。这些企业理应得到尊重,更应该走上中关村经济的舞台。
让民企和国企在制度层面融为一体
郭凡生(慧聪网董事局主席)
很多人说中国制造没有创造,这是不对的。在最先进、最发达、最密集的互联网行业,所有的美国公司打遍天下无敌手,进入中国却败了,Google败了,亚马逊败了,eBay败了,MSN败了,这是中国人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全世界最先进的领域站在世界的领奖台上,中国创造的第一只团队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团队。而在这个团队里,没有国企,也没有个体户,而是特殊制度下组成的最现代的民营企业代表。
今天的民营企业已经不是过去的民营企业,他已经发展成为共有制,是老板和员工一块致富的制度,用这个诠释新的和谐共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应该得到承认的。比如冯军打造100个亿万富翁,他还是私企吗?慧聪上市的时候,126个人,一夜身价全在一百万以上,慧聪还是传统的私企吗?
现在最大的悲哀是我们理论研究的滞后,这几年理论研究基本没有什么创新。专家们总是拼命地把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贫富悬殊联系在一起,把原罪和民营企业挂在一起,这些所有的东西导致了中国老百姓不得不这样看你。如果有原罪的话,3500万下岗工人基本上是民企和私企解决的,我们已经还清了。
同时,我们要看到国进民退是暂时的现象。恰恰因为国家给了民企许多不好的政策,民企才变得很健康,很有生长力。创业板开始把国营企业的隐性垄断打破了,使一大批拥有发展能力的民营企业真正在资本市场上和国企获得平等的地位。但我断言创业板肯定会出问题,不在于企业家不好,在于创业板的监管机构有问题。
国营企业的最大问题是产权没有人格化,必须完成产权人格化的改革才能真正解决国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从管理学模式上讲,自己管自己比别人管你就要优越,这是国营企业在制度上永远落后民营企业的一招。
資源和制度,制度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坚信这一点就会发展。我呼吁专家和教授有一点学者的责任感,让民企和国企在制度层面融为一体,逐渐地形成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后劲的支持力。
时间:2009年11月12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主持人:卫汉青(《中关村》杂志社 社长)
整理:明星(《中关村》杂志社 记者)
摄影:周明星
论坛缘起:
民企在过冬。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场更具冲击性的、深层次的改革危机正席卷而来,国家在政策、金融层面掀起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被视为中国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能源、钢铁、航空、地产等行业,正在上演着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戏,政府正在从市场手中抢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同时,某高校对大学生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国家的下一代精英最希望进入的工作场所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思想的天平又一次倾斜到国企一边。
纵观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一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相互较量的历史。事实表明,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强化,让国有經济的比重增高,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活力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从而使得就业率出现急剧下滑。只有提倡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才能让中国走出危机的阴影,让经济更具活力,让百姓的财富增加。
“民营经济现状与前瞻”论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本次论坛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乃醒,中关村第一村民、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纪世瀛,企业发展战略专家、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全球IT新领袖、北京密安信息技术公司总裁韩永飞,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连毅,华旗资讯集团副总裁张永捷和《中关村》杂志社社长卫汉青。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做了主题演讲。演讲内容涵盖了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理论困境、民营企业家如何应对时艰创业创新、促进民企和国企的协调发展、推动中关村新一代高科技企业发展等主题。
论坛的目的是希望专家学者、企业家们相互交流和沟通,通过他们的真知灼见,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具实质性的建议,促进民营经济在当前形势下健康地向前发展。
论坛上,嘉宾提出的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权问题,民营企业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解决民营企业问题从三个层面出发等新观点和热点话题,预示了未来几十年国家必将更深一步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并且从理论和操作层面为其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
春天还有多远?
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我国未来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必将和公有经济处于平等的地位。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有效杠杆
卫汉青(《中关村》杂志社社长)
近来中国有两大景观:一大景观是千军万马齐走国家公务员独木桥的热闹景象图,中国残联公务员一个职位的空缺,居然有4731位人才竞争;另一大景观就是经济危机的大潮中风雨飘摇的民营企业群相图。
如果我们的学子和精英,一股脑儿涌向消耗国家财政的国家机关,而不想去创业、创造产品价值,长此下去,中国危矣。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困难的生存环境中,只知道抱怨牢骚,而不自立自强、自主创新,逐渐丧失30年来蓬勃生机,长此下去,中国危矣。
2009年,伴随着国际金融动荡,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浪潮。效率低下的山钢集团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老板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北京等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业相继出现国企地王。国进民退潜藏了很大的风险,民营经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此时,作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的桥头堡,中关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理念更值得大家仿效。在“国进民退”的疑虑声中,联想逆势而上,“国字”基因发生变异,国资减持,民资注入,体现了中关村的示范作用。发韧于创业之初的“开明婆婆”让出35%的“分红权”, 联想产权改革得以成行,柳传志造就了众多“百万富翁”的神话。在金融危机后联想大幅滑坡的情势下,柳传志再度出山。不久前,联想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完成了5000万美元的盈利,全球市场份额再创新高。
借用纪世瀛先生的话说,柳传志“体现了中关村人的强烈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壮大。但要真正厘清“何处进,何处退”?哪些领域“有所为”?哪些领域“有所不为”?真正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带动就业的效率还是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民营经济都有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有效杠杆。中国经济绝对不应该回到30年前国营企业垄断天下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30个年头了,把他看做一个人的话,民营企业还是一个年轻人,正处在雄心勃勃要做一番事业的年纪。短短30年间,我们已经有了海尔、联想、华为、万科、用友、新浪和爱国者等这样成功的企业,但这远远不是终点,我们的未来一定还会有IBM、通用、微软、谷歌这样伟大的民营企业诞生。
解决就业的根本是发展民营经济
陈乃醒(著名经济学家、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是把过去认为是沉重的人口负担变成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出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国家也开始崛起强大。
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我们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让每个人都有了选择余地。民营经济的引入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中小企业的崛起,城乡互动日益频繁,使得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阶层解放出来了,他们可以种田,也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纷纷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让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一一彰显。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物美价廉,远销世界各地。
但是,基于中国人口多的特点,以及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政策的限制,我们既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要兼顾众多劳动力的现实。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就不稳定。而解决就业的根本就是发展民营经济,通过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带动扩大就业。
这两年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缘起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5000万农民工返乡,40%中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和倒闭的状态,直到现在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企业无法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大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4万亿资金扶持调结构保民生,如果没有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更宽松的发展空间,调结构保民生就只能成为一个口号。
有些地方为了促进就业,提出一元钱注册一个企业的办法,为创业者减少成本是好事,但最终效果并不是很好。原因在哪里?创业是一系列政策体系,要方方面面配合起来才能有成效,如果创业者没有注册资金,也就没有钱租经营场所,这个办法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该为他们提供低价的或无偿的税收政策,放宽小额金融贷款限制,在卫生、土地等方面也提供相应的优惠。
这次应对危机如果在深化改革方面想得少,对促进民间力量解决困难想得少,不把这方面搞活,不给创业者留更大的空间,经济复苏将蕴藏很大的危机,这点我很担心。
意识形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致命软肋
纪世瀛(中关村第一村民、北京世纪英才学院院长、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
今天,民营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的资本、国家的资源、权力结构的支撑、服务体系、政策体系等一系列的东西,没有光顾民营企业,都被国有企业拿走了。民营企业是受害者,而且每一次危机和风险(雪灾、非典等)过后,民营经济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么,民营经济的致命软肋在哪里?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首先,民营经济理论的匮乏和地位的不公,正考验着我们当代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在我看来,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营经济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创新的公有制。而我国的法律中,民营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组成,没有把他纳入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部分。意识形态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此问题不解决将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致命软肋。
第二,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和民营企业所处的地位,我们不是正规军,而是游击队,但我们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适度控制规模,不要认为民营企业搞得规模越大就越好。寻求独特的发展空间,争规模,民营企业永远比不过国有企业。
第四,丢掉幻想,自强不息,减少对国家政策的依赖。
第五,要有持久的思想支持,“国进民退”也好,公务员的冲击也好,都是必然趋势,意识形态上的公与私不争论的问题,会逐渐冒出水面,我们要认真地研究,避免改革危机的出现。
第六,加强理论本身和理论队伍建设,坚信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民营经济才能解决人类最基本的人性。
第七,与巨人同行,登上巨人的肩膀。如果初创联想的柳传志不是绑在中科院这棵大树上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民营经济也要向大树靠。
我将用我的一生写好七个字:“中关村民营经济”。
自主创新的根本就是民营经济
王德禄(北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消退,而中国的改革危机却愈演愈烈,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浪潮。可以说“国进民退”是中国的主旋律,在各个行业,如煤炭、冶金,甚至纺织这样纯竞争性领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各个地方政府全部改变过去依赖民营经济的姿态,奉迎央企、国企进驻自己的“领地”。“国进民退”带来的各种后果让民营企业家很“受伤”。
改革不进则退,不反对就是默许。“国进民退”导致官本位大幅度回归。每逢公务员考试,人力资源部的发言人称之为国考,如同古代中国的科举制,现在这种逻辑又复归了。
回顾中关村的发展史,正是由于大批的专家学者、高科技人才下海创业,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和成果。而现在又如何呢?最近五年以来,清华大学没有一个人出来创业,武汉理工大学五年出了兩个创业者。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人才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全然不同。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在是创业的最低潮,这源于国家体制的限制,方方面面都在向公有制回归。
金融危机为中国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消费升级,新兴产业的出现,低碳经济,资本创新和国际化。民营企业要抓住这一机遇,只要中国的“国进民退”不演变成最终的公私合营,民营企业就有机会冲出来。
自主创新的根本就是民营经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核心任务就是开发企业的愿景。靠着愿景,靠着跨区域创业,比如新一代创业者要学会在美国拿单子,在中国干活,在印度用服务,企业发展的空间将更加开阔。可以这么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利润会越来越大,届时起代表作用的不是现在的国有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国一定会出若干在世界500强中有领袖意义的伟大的公司。
中国马上进入“十二五”规划时期,我希望民营企业能够从“十二五”规划中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
从法律、理念和操作层面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
韩永飞(北京密安信息技术公司总裁,国家信息和通信安全执行副理事长、2005年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IT新领袖”)
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地位问题和将来的出路,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去看待。首先从法律上解决,法律规定人生而平等,企业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宪法对民企和国企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民企最近几年地位在上升,由经济补充到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还没有达到和国企一样的地位。法律上的先天不一致,就决定了后天运行中的不一致,给民企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其次是理念的改变。现在的民营企业代表着更大的群体在经营,但是大学里教授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其核心的理论,从理念上讲,民营企业仍被认为是有罪的。第三是坚持操作的一致性。国家最近几年在改善一些法律,使有些操作尽可能公平,但实际上很多层面都不能兼顾。以上三点不改变,中国的民营企业会一直处于艰难的状况之中。
国企有一句话叫“做大做强”,他们动用的是人民的资源,这对市场经济来说很不正常。面对国企的先天优势,我们民营企业提出的口号就是“做小做精”。因为受规模、人数影响不大,中关村的民营企业从事的是高科技产业,要做精,有自己拳头的东西,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民营企业还要在管理上多下功夫。一些以高科技作为管理方法的民企产生的效益和效率是国企和政府机关无法企及的。
我相信30年以后,民企和国企都具有相同的地位,中国的经济也只有两个组成: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民企具备和国企相同的生存条件。那时再谈中国的微软才具备条件。
国有企业存在所有权问题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民营经济。从理论和实际经验两方面来看,私有制是与市场接轨的经济体制,是财富创造的有效制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来的几十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速度堪称世界第一,但是财富创造后的分配问题却层出不穷。
我们国家的财富分到三个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目前来看,政府和企业支出不断在扩大,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在缩小,可以说非常薄弱。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资源和财富太多(主要是国有企业)。举例来说,民营企业占有土地是要交地租的,而国企不用交,我们天则经济研究所统计,光地租一项费用,国企就避免了一万亿的支出。同时,国企的利润只有10%上缴国家,其余90%全部自己花了,这也是不公平的。
他们取得的利润是靠占有资源赚来的。
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话,要放弃公有制为主的框架,从理论上来讲是讲得通的,而现实生活中却通不过。中国13亿人口中,低收入人群占了绝大部分。国家应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使得公平和效率兼顾。但是只顾公平,国家又会回到原来我们计划经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我们要明白,民营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希望国家能够多为民营经济说话,我们产生的利润不是靠剥削,而是靠创造。
解决公平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突破,比如改革我们的税收政策。俄罗斯的税收从前采取的是推进所得税,富人逃税现象严重。自2002年实行累进所得税后,降低了税率,提高了惩罚力度,缴得的税收却比原来提高了几十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实行的也是推进所得税,其中有一个弊端,富人基本上不交税,交税主体是工薪阶层。这就陷入了公平的误区。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办法,成功还要靠市场,但配套的制度要跟上,比如具有良好的收入分配管理、完善的征税制度、财产税,正确处理国企和民企的相对关系。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民间的慈善事业,我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
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成长的源泉和动力
张永捷(华旗资讯集团副总裁)
从1992年到现在,与华旗一同创业的很多企业都不存在了。16年能够活下来,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华旗靠的是什么?自主创新是我们成长的源泉和最核心的动力。一个企业如果总在一条路上走的话,生死存亡会永远冲击他。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民营企业只能在市场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空间,涉及的多数是那些大的国企不愿意介入、并且利润很小的领域。他要想在某个领域活下去,并且保持勃勃生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乐观精神,包括在任何挫折下不屈不挠,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很多朋友都去过华旗,我们源源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尽管公司资金状况紧张,我们仍然保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是企业存在或者继续发展最基础的状态。
当然,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民营企业作为经济支点之一,很多外事成本必须由自己承担。我在公司负责品牌宣传的工作,宣传这块的成本非常大,这部分费用全部来自公司的销售利润,卖多少钱,用多少钱做宣传,相比国营企业的广告费用,我们很难和他们PK,所以这方面压力也非常大。民营企业非常脆弱,抗风险能力很弱。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乐观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是民营企业生存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在华旗,我们将自己的梦想挂在公司的墙上:培养一百个民族英雄,让我们的民族英雄成为亿万富翁。冯总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公司有一百个亿万富翁诞生,我们的爱国者品牌成为令国人骄傲的国际品牌。
中关村诞生了新一代企业家
张连毅(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国有企业有他发展的地方,我们要支持这个想法,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兼容并蓄向前发展。作为我们来说,要客观面对国营企业,清醒面对民营企业。
国家应对国企的发展做一些限制。我们政府对产业链没有概念,中国人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这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关。国企有一个特点,发现酱油赚钱,就开一个酱油厂,肉赚钱就开一个养牛厂,总而言之想通吃,严重地束缚整个行业的发展。国家应该对国企提出明确的考核指标,中央提出PKI,要求他构建对中国民族产业的产业链或者说工业产业链的要求。
再看民营企业,联想怎么样了,华为又如何呢?吃独食是我们的特点,民营要是吃了独食更难受。同时,中关村也需要改变。这里已经不是柳传志的时代了,也不是段永基的时代了,已经变成以李彦宏、邓中翰、张朝阳等新兴企业家为首的中关村了。联想,包括中关村出了名的企业,并不能代表广大中关村,以及北京市千千万万正在崛起的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新经济下成长起来的经济体。
我希望中关村应该面向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新一代高科技的民营企业,推动他们的发展。早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多少都沾了国有制的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推动中关村真正健康的行业和企业和谐发展,真正重视新一代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利用高科技改变人民的生活。这些企业理应得到尊重,更应该走上中关村经济的舞台。
让民企和国企在制度层面融为一体
郭凡生(慧聪网董事局主席)
很多人说中国制造没有创造,这是不对的。在最先进、最发达、最密集的互联网行业,所有的美国公司打遍天下无敌手,进入中国却败了,Google败了,亚马逊败了,eBay败了,MSN败了,这是中国人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全世界最先进的领域站在世界的领奖台上,中国创造的第一只团队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团队。而在这个团队里,没有国企,也没有个体户,而是特殊制度下组成的最现代的民营企业代表。
今天的民营企业已经不是过去的民营企业,他已经发展成为共有制,是老板和员工一块致富的制度,用这个诠释新的和谐共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应该得到承认的。比如冯军打造100个亿万富翁,他还是私企吗?慧聪上市的时候,126个人,一夜身价全在一百万以上,慧聪还是传统的私企吗?
现在最大的悲哀是我们理论研究的滞后,这几年理论研究基本没有什么创新。专家们总是拼命地把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贫富悬殊联系在一起,把原罪和民营企业挂在一起,这些所有的东西导致了中国老百姓不得不这样看你。如果有原罪的话,3500万下岗工人基本上是民企和私企解决的,我们已经还清了。
同时,我们要看到国进民退是暂时的现象。恰恰因为国家给了民企许多不好的政策,民企才变得很健康,很有生长力。创业板开始把国营企业的隐性垄断打破了,使一大批拥有发展能力的民营企业真正在资本市场上和国企获得平等的地位。但我断言创业板肯定会出问题,不在于企业家不好,在于创业板的监管机构有问题。
国营企业的最大问题是产权没有人格化,必须完成产权人格化的改革才能真正解决国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从管理学模式上讲,自己管自己比别人管你就要优越,这是国营企业在制度上永远落后民营企业的一招。
資源和制度,制度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坚信这一点就会发展。我呼吁专家和教授有一点学者的责任感,让民企和国企在制度层面融为一体,逐渐地形成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后劲的支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