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现代法律的历史起源及社会基础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出现的: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现代化的过程首先是在西欧出现的而不是在其它别的地区。之所以会发生这一现象,乃是由于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不同历史条件或因素所造成的,其中理性化的法律之建构则是推动西方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只有在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背景下才能被加以理解。因之,理性主义与理性化的法律在西方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罗伯托·昂格尔循着韦伯的思维理路,认为作为现代法律的法律秩序之产生,与现代西欧自由主义社会的形成,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而构成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社会形成的历史条件,则是西欧社会所特有的,在西欧以外的地区是难以发现的。因此,他与韦伯一样,强调现代法律出现在欧洲的必然性和唯一性。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究竟如何理解现代法律的起源与发展?我的总的看法是:法律的发展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些不同的发展形态则起源于相应的社会结构条件。据此,法律形式主义运动只能首先出现在西欧社会,而法律伦理主义则只可能首先发韧于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运用比较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对东西方世界法律生活赖以存在的社会机理进行深入的比较历史分析。在这里,我们借助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法律发展进程的影响,作了稍为具体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