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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扩张与变迁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现一些因征地拆迁而巨富的村民。这些原本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们，如今腰缠万贯，身家数百上千万者亦不在少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些急剧增加的财富，在提升他们生活品质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庭与人生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危机。“拆迁暴富所引发的众生相，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感叹说。如何化解这些危机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课题！
返贫众生相
“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写我的真名。”面前这个30多岁的汉子，胡子拉碴，精神有些颓废。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恳求说。这是哈尔滨市郊区的一个失地农民，5年前他获得了巨额补偿款，而这来得太容易的“幸福”又在肆意挥霍和购买黑彩中迅速消失殆尽，如今他又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外债，每天东躲西藏……据报道，哈尔滨市周边部分村镇农民的房屋、耕地被拆迁和征用。他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得到巨额补偿，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了百万富翁，但即刻返贫的人又何止上面所提的那个30多岁的汉子！
其一：赌博成群
2012年5月8日，杭州江干区法院九堡法庭公开审理一起债务纠纷案。案子的主人公是个女的。2004年，村里拆迁，她家分得近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和几套大房子，让她一夜间成了富婆。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女人去澳门40多次，输光百万家产，更是欠下100多万的外债，不得不离家躲债。这次，连她老公也吃上官司，被债主告上法庭。
九堡镇综治办主任俞德坤说，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一夜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2%以上……社区内有一拆迁户，也是妻子在外赌博输了四五百万，欠债后被人告到法院，到最后，家里甚至连安置房都被法院查封。九堡法庭庭长沈澄介绍，2011年该法庭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116件，占民商事案件的36%，他透露，民间借贷官司基本涉及拆迁户，很多表面是借款，其实相当部分是赌债。
2013年春节前，武汉警方在当地“城中村”摧毁一专业赌博团伙。这个团伙开专车将赌客拉到三面环水的湖中孤岛赌博，警方发现赌客中不少竟是周边城中村拆迁户。参与案件侦破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人说，这个团伙还设有专人揽客，“拆迁户是他们招揽的重点对象。”一名在事发地点附近居住多年的詹先生透露，左岭街道自从进入政府的拆迁规划后，赌风日盛。“牌打得大，一般半天能输赢两三万。到了春节，赌博公司更是明目张胆，在村里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摆上桌子，搭起简易赌场。”拆到哪，赌博公司就跟到哪。
事实上，左岭街只是众多“城中村”的缩影。在武汉一些“城中村”，村民因“拆”一夜“暴富”，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一些拆迁户守不住“钱袋子”，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商机”，先用小利引诱，慢慢拉人入局，使其越陷越深。武汉市东西湖区额头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军说，“‘城中村’聚赌很常见，真是可恨！前几天刚被警方端掉，村里5名村民现场被抓。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赌红了眼，一天要输上百万，没钱了，找‘放码’公司借高利贷。”
陈军说，额头湾一名40多岁姓陈的村民，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补偿款，还抵掉一套还建房。他因还不清高利贷，上街持枪抢劫，被判了七八年。剩下家中3个小孩，重病的母亲，仅靠老婆在加油站打工，生活无助。
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弄口村村民江马红，面对从天而降的3套安置房和130多万元现金，这一夜的暴富，让她傻了眼，并越发对赌博上了瘾。眼看着存折一点点变空，为了填补赌债，江马红盯上了身边的亲朋好友，谎称有投资项目，带着骗来的钱再度投身赌海。听到风声的人一纸诉讼状把她告上法庭。
其二：挥霍浪费
“拆迁富翁”返贫，跟拆迁户自身难以适应身份转变、缺乏投资理财意识有关。《 望》周刊曾调查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常常是相互攀比，盲目消费，甚至于拿着大笔钱财浪费或不正当消费。
在武汉郊区，大多数村民普遍买了20万左右的轿车。离城区更近的东风村、长丰村，奔驰、宝马等豪车随处可见。陈军说：“不少村民拿到钱就是暴发户心态，钱花得莫名其妙。”一个姓韩的村民过穷日子两口子感情很好，一拆迁就离婚了。男方租房再婚，竟花15万元把租房豪装一遍，不工作坐吃山空。
家住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的谢小梅说，自从拆迁一下子有了100多万元补偿后，家里的生活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她和丈夫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数码产品、名牌皮包，开始出现在家里的储物柜上。2009年2月，谢小梅家买了一辆奥迪轿车。丈夫说，“家家户户都买了车，我们不买人家看不起。”
在北京一名袁姓的男子抱着一条棉被、拎着一双破鞋来到当地派出所，一再懇求民警让其去坐牢，“在牢里不会饿死、冻死”。这名男子38岁，独身。前不久，他的房子被拆迁，拿到了18万余元补偿款。他将其中的2万元还了债，用剩余的16万余元买了一套旧住房。但由于手头拮据，他又把刚买的房子转手卖掉。时隔不久，卖房所得的钱被他挥霍一空。民警听了有点哭笑不得。
北京曾有这样一个村庄，在拆迁后，村民去团购奥迪车。农民拆迁户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但他们根本没考虑豪车养护费用高昂的问题。还有一些农民拆迁户，买辆帕萨特开黑车谋生，因为没人敢坐这种高档黑车，车上必须挂个“5元”的牌子招揽生意。有的拆迁户开始依靠收安置房租金过日子，其余的时间，就打麻将、看电视，生活百无聊赖。
从近年杭州法院传来的信息显示，有一些家庭，因为补偿款的分配消费，导致家庭破裂，亲人成仇对簿公堂。杭州郊区一位干部说，大笔的钱盲目消费掉后，村民中有些已“钱袋空空”，靠房租度日……对这些人来说，拆迁曾是一场“分钱”的盛宴，宴会散场那一刻，悲剧已在萌芽。
其三：吸毒走歪门
财富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拆迁补贴，让农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然而，面对从未有过的巨额财富，不少农民不知所措，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还有部分人员甚至吸毒染上毒瘾。杭州某社区的许某原先做豆类生意，经济情况在当地属“上乘”。拆迁后，他拿到上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和两三套房子，就停了小生意，从此吃喝嫖赌、醉生梦死，染上毒瘾后没几个月跌落为村里的“破落户”。债主天天上门要债，许某东躲西藏，耄耋之年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这个镇2012底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比2003年翻了两倍。 吸毒、酗酒、赌博、放高利贷，成为部分因拆迁致富的人们最为热衷的消遣与投资方式。杭州郊区有一名村民家里得到15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后，他的孩子就不再出去工作了，整天跟一班朋友下餐馆、进舞厅，后来染上毒瘾，“这两年，被他挥霍的钱起码有几十万了”。这些乱象不仅危及家庭稳定，也影响社会和谐。2011年底，杭州城郊一所小学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在父母职业一栏，有不少孩子竟写上“打麻将”三字。
据杭州《今日早报》报道，因拆迁安置款引发的财产纠纷、家庭纠纷这两年也在大幅增长。去年，杭州江干区九堡镇司法所调解的因安置引发的分家析產纠纷就多达40来起，占调解总数的四成以上。2010年杭州市“十大金牌和事佬”获得者俞德坤说，在日常调解中经常碰到拆迁户嗜毒酗酒的案例，他认为，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返贫原因
暴富导致心态失衡
那些以躬耕垄地来养家糊口的农民们，一下子面对大把的百元钞票，谁能心情平静？
武汉额头湾村过去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年收入不到8千元。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城中村拆迁让村里发生巨变。每户剔除建房外，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
“这时村民的心态就开始变化了。”村支书陈军说。50岁以上是吃过苦的一代，还能保持本色，把钱看得很紧。40岁到50岁的一群人，把钱看得松些，一有钱心就“乱”了，又没有技能，部分人就沾染赌博习气。20岁到30岁的人群更为挥霍，也不找工作，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天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
杭州江干区某镇，原是钱塘江北岸的一个农业镇。2003年以来，随着杭州城市东进步伐的加快，这里建起了客运中心、地铁站，迎来拆迁高潮。这里的农民除了得到上百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之外，还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分配了安置房，户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最多4套。一下子，村民在暴富中心态失衡。
“祖祖辈辈地里刨食，哪天不想过好日子啊！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于是买高档数码产品，吃山珍海味，穿貂皮大衣……江干区有一个姓王的拆迁户还没拿到拆迁款，就把原来自己抽的十几元一包的“利群”换成了四五十元一包的“中华”。钱一到手，他给自己和刚学车的老婆各买了一辆30来万元的小轿车。这两辆车子，现在多数时间只是在家里的车库待着。
缺乏理性理财
事实上，不仅仅是杭州、上海、武汉，在北京和广州、深圳、郑州、南京、西安、哈尔滨等城市，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而暴富的案例。而“拆迁暴富”在短时间的返贫现象，目前已向中小城市郊区村民延伸。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杨建华认为，拆迁户中很多人文化水平比较低，面对突然暴富后在理财方面并没有规划，这些尚未做好思想准备的村民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很难做到合理消费、理性理财，这也给了赌博团伙、放高利贷者可趁之机。
管理缺位失控
导致“拆迁富翁”返贫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不到位，拆迁后的管理跟进相对滞后。
“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反映的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一些城郊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说，这些年，村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在弱化。拆迁前只知道要他们配合，催他们拆迁；拆迁后村变成社区了，忙着通大路、造高楼，村民们的素质教育无人过问，社区的文化活动也停止了。
失地农民因为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看似个人问题，实为社会问题，最终结果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要求政府解决返贫后的生活困难，寻求低保金等，甚至因之前的卖地行为引发新的纠纷，影响社会稳定。可见，村民涉赌、涉黄、涉毒，内因是主因，但外因不容忽视，此外因即教育和引导。
由于缺乏教育和引导，所以从根本上对这一社会群体也谈不上什么关注了，因此他们也不会主动关注这个社会。一夜暴富的村民中，很多人游手好闲，他们与正常社会疏离、割裂，什么理想、道德、情操，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天外之音。社会核心价值不去占领他们的思想，社会丑恶就会腐蚀他们的灵魂。
建议与对策
一、探索有效机制
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失地农民人数有4000—5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300万的速度增加。总体上看，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就业能力弱，社保水平低，发展能力差，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建立相应保障机制刻不容缓。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对农民的征迁安置不应是简单的经济补偿，要关注与解决好拆迁户返贫问题，保障好拆迁户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首先，转变被征地农民的观念，提高综合素质。帮助他们科学合理规划赔偿款的使用。其次，发挥政府引导、服务作用。出台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为拆迁户投资创业提供宽松的环境，加强就业培训，给予必要的专业指导，引导和扶持拆迁户成功就业创业。再次，政府部门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采取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农业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等多种安置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让拆迁农民的财富具备造血功能。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才是真正化解“拆迁富翁”返贫危机之根本。
在解决思路上，福建省厦门市自2006年起推行的失地农民“金包银”工程值得借鉴。所谓“金包银”，就是在工业区开发、旧村改造征地过程中，统一规划建设“底层店面、上部公寓”的商业用房，然后逐步对旧村内部进行规范化配套改造，使农民获得新收入来源。这样做的可取之处在于，不仅使失地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保障，而且让农民公平享受到了旧村改造的好处，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专家说，此举给失地农民的今后生活有了“托底”。 为确保失地农民能顺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型，如北京大兴区从2010年开始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具体的“四有”方案，即“就业有岗位、增收有资产、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务有组织”。在生活保障方面，大兴区的转非人员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都达100%。
像杭州在拆遷人口众多的江干区，区政府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强失地农民管理工作的专门文件，对如何帮扶失地农民提升素质、增强创业就业能力、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等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二、强化教育和管理
导致部分拆迁致富村民的返贫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对转型的农民引导不力或管理失位有关。
有专家指出，目前，我们的社会对征地补偿还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买断”，普遍缺乏对征地农民正确的消费和投资引导意识，甚至对失地农民的警示教育都做得还很不够。对此，地方政府要完了地，还要从头到尾管好人。只有“以人为本”，从长计议，才能让拆迁农民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中国社科院赵春燕博士感叹：从这个意义上讲，拆迁补偿，并非是金钱补偿那么简单，还应包括理财投资、技能培训、就业安排等一系列的补偿，如果这方面补偿不到位，暴富返贫带来的问题，依然会如同拆迁纠纷中的社会矛盾一样，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子。
实际上，对于这些拆迁户来讲，原有的谋生模式和工作习惯被打破，新的健康和理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未完全建立。可见，相应的公共服务、社会支持、工作激励、心理疏导，众多方面，正是多年来我们忽视和认为无足轻重的补偿，如今被证明恰恰是在财富补偿之外，也亟需补偿到位的东西。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成为“接轨大都市”的排头兵，由“强镇”向“新城”转变。该镇提出“富了口袋富脑袋”的口号，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万名农民进课堂”活动。此举值得提倡。
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要严厉打击赌博和吸毒等非法犯罪活动，以“拆迁富翁”跌入泥潭的血淋淋事实强化警示教育，让拆迁征地农户珍惜财富，远离赌博，远离吸毒。
三、引导理性投资
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科学打理拆迁款的问题，让拆迁户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这已成为考验政府的“后管理智慧”。像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邀请一家金融机构理财规划师来到这个小镇，先后三次为近千名家庭主妇举办“家庭科学理财”讲座。“理财规划师讲得非常好，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希望以后能多参加一些这样实用的讲座。”参加听课的一名妇女兴奋地说。
如何让征地拆迁者的钱做到“钱生钱”？买股票、买基金、买债券、买彩票、炒黄金、存银行、投资创业等等，途径很多。一方面当地政府要组织相关专家多指导，多传授“秘诀”；另一方面可积极引导村民参股投入集体公建项目，每年得到红利分配，提高财富增值的保险系数；更重要的是持钱人一定要有理性思考，要理性投资，不跟风、不盲从、不挥霍浪费，慎重对待手中财富！
（责编：卫红）
返贫众生相
“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写我的真名。”面前这个30多岁的汉子，胡子拉碴，精神有些颓废。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恳求说。这是哈尔滨市郊区的一个失地农民，5年前他获得了巨额补偿款，而这来得太容易的“幸福”又在肆意挥霍和购买黑彩中迅速消失殆尽，如今他又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外债，每天东躲西藏……据报道，哈尔滨市周边部分村镇农民的房屋、耕地被拆迁和征用。他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得到巨额补偿，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了百万富翁，但即刻返贫的人又何止上面所提的那个30多岁的汉子！
其一：赌博成群
2012年5月8日，杭州江干区法院九堡法庭公开审理一起债务纠纷案。案子的主人公是个女的。2004年，村里拆迁，她家分得近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和几套大房子，让她一夜间成了富婆。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女人去澳门40多次，输光百万家产，更是欠下100多万的外债，不得不离家躲债。这次，连她老公也吃上官司，被债主告上法庭。
九堡镇综治办主任俞德坤说，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一夜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2%以上……社区内有一拆迁户，也是妻子在外赌博输了四五百万，欠债后被人告到法院，到最后，家里甚至连安置房都被法院查封。九堡法庭庭长沈澄介绍，2011年该法庭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116件，占民商事案件的36%，他透露，民间借贷官司基本涉及拆迁户，很多表面是借款，其实相当部分是赌债。
2013年春节前，武汉警方在当地“城中村”摧毁一专业赌博团伙。这个团伙开专车将赌客拉到三面环水的湖中孤岛赌博，警方发现赌客中不少竟是周边城中村拆迁户。参与案件侦破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人说，这个团伙还设有专人揽客，“拆迁户是他们招揽的重点对象。”一名在事发地点附近居住多年的詹先生透露，左岭街道自从进入政府的拆迁规划后，赌风日盛。“牌打得大，一般半天能输赢两三万。到了春节，赌博公司更是明目张胆，在村里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摆上桌子，搭起简易赌场。”拆到哪，赌博公司就跟到哪。
事实上，左岭街只是众多“城中村”的缩影。在武汉一些“城中村”，村民因“拆”一夜“暴富”，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一些拆迁户守不住“钱袋子”，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商机”，先用小利引诱，慢慢拉人入局，使其越陷越深。武汉市东西湖区额头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军说，“‘城中村’聚赌很常见，真是可恨！前几天刚被警方端掉，村里5名村民现场被抓。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赌红了眼，一天要输上百万，没钱了，找‘放码’公司借高利贷。”
陈军说，额头湾一名40多岁姓陈的村民，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补偿款，还抵掉一套还建房。他因还不清高利贷，上街持枪抢劫，被判了七八年。剩下家中3个小孩，重病的母亲，仅靠老婆在加油站打工，生活无助。
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弄口村村民江马红，面对从天而降的3套安置房和130多万元现金，这一夜的暴富，让她傻了眼，并越发对赌博上了瘾。眼看着存折一点点变空，为了填补赌债，江马红盯上了身边的亲朋好友，谎称有投资项目，带着骗来的钱再度投身赌海。听到风声的人一纸诉讼状把她告上法庭。
其二：挥霍浪费
“拆迁富翁”返贫，跟拆迁户自身难以适应身份转变、缺乏投资理财意识有关。《 望》周刊曾调查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常常是相互攀比，盲目消费，甚至于拿着大笔钱财浪费或不正当消费。
在武汉郊区，大多数村民普遍买了20万左右的轿车。离城区更近的东风村、长丰村，奔驰、宝马等豪车随处可见。陈军说：“不少村民拿到钱就是暴发户心态，钱花得莫名其妙。”一个姓韩的村民过穷日子两口子感情很好，一拆迁就离婚了。男方租房再婚，竟花15万元把租房豪装一遍，不工作坐吃山空。
家住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的谢小梅说，自从拆迁一下子有了100多万元补偿后，家里的生活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她和丈夫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数码产品、名牌皮包，开始出现在家里的储物柜上。2009年2月，谢小梅家买了一辆奥迪轿车。丈夫说，“家家户户都买了车，我们不买人家看不起。”
在北京一名袁姓的男子抱着一条棉被、拎着一双破鞋来到当地派出所，一再懇求民警让其去坐牢，“在牢里不会饿死、冻死”。这名男子38岁，独身。前不久，他的房子被拆迁，拿到了18万余元补偿款。他将其中的2万元还了债，用剩余的16万余元买了一套旧住房。但由于手头拮据，他又把刚买的房子转手卖掉。时隔不久，卖房所得的钱被他挥霍一空。民警听了有点哭笑不得。
北京曾有这样一个村庄，在拆迁后，村民去团购奥迪车。农民拆迁户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但他们根本没考虑豪车养护费用高昂的问题。还有一些农民拆迁户，买辆帕萨特开黑车谋生，因为没人敢坐这种高档黑车，车上必须挂个“5元”的牌子招揽生意。有的拆迁户开始依靠收安置房租金过日子，其余的时间，就打麻将、看电视，生活百无聊赖。
从近年杭州法院传来的信息显示，有一些家庭，因为补偿款的分配消费，导致家庭破裂，亲人成仇对簿公堂。杭州郊区一位干部说，大笔的钱盲目消费掉后，村民中有些已“钱袋空空”，靠房租度日……对这些人来说，拆迁曾是一场“分钱”的盛宴，宴会散场那一刻，悲剧已在萌芽。
其三：吸毒走歪门
财富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拆迁补贴，让农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然而，面对从未有过的巨额财富，不少农民不知所措，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还有部分人员甚至吸毒染上毒瘾。杭州某社区的许某原先做豆类生意，经济情况在当地属“上乘”。拆迁后，他拿到上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和两三套房子，就停了小生意，从此吃喝嫖赌、醉生梦死，染上毒瘾后没几个月跌落为村里的“破落户”。债主天天上门要债，许某东躲西藏，耄耋之年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这个镇2012底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比2003年翻了两倍。 吸毒、酗酒、赌博、放高利贷，成为部分因拆迁致富的人们最为热衷的消遣与投资方式。杭州郊区有一名村民家里得到15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后，他的孩子就不再出去工作了，整天跟一班朋友下餐馆、进舞厅，后来染上毒瘾，“这两年，被他挥霍的钱起码有几十万了”。这些乱象不仅危及家庭稳定，也影响社会和谐。2011年底，杭州城郊一所小学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在父母职业一栏，有不少孩子竟写上“打麻将”三字。
据杭州《今日早报》报道，因拆迁安置款引发的财产纠纷、家庭纠纷这两年也在大幅增长。去年，杭州江干区九堡镇司法所调解的因安置引发的分家析產纠纷就多达40来起，占调解总数的四成以上。2010年杭州市“十大金牌和事佬”获得者俞德坤说，在日常调解中经常碰到拆迁户嗜毒酗酒的案例，他认为，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返贫原因
暴富导致心态失衡
那些以躬耕垄地来养家糊口的农民们，一下子面对大把的百元钞票，谁能心情平静？
武汉额头湾村过去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年收入不到8千元。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城中村拆迁让村里发生巨变。每户剔除建房外，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
“这时村民的心态就开始变化了。”村支书陈军说。50岁以上是吃过苦的一代，还能保持本色，把钱看得很紧。40岁到50岁的一群人，把钱看得松些，一有钱心就“乱”了，又没有技能，部分人就沾染赌博习气。20岁到30岁的人群更为挥霍，也不找工作，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天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
杭州江干区某镇，原是钱塘江北岸的一个农业镇。2003年以来，随着杭州城市东进步伐的加快，这里建起了客运中心、地铁站，迎来拆迁高潮。这里的农民除了得到上百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之外，还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分配了安置房，户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最多4套。一下子，村民在暴富中心态失衡。
“祖祖辈辈地里刨食，哪天不想过好日子啊！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于是买高档数码产品，吃山珍海味，穿貂皮大衣……江干区有一个姓王的拆迁户还没拿到拆迁款，就把原来自己抽的十几元一包的“利群”换成了四五十元一包的“中华”。钱一到手，他给自己和刚学车的老婆各买了一辆30来万元的小轿车。这两辆车子，现在多数时间只是在家里的车库待着。
缺乏理性理财
事实上，不仅仅是杭州、上海、武汉，在北京和广州、深圳、郑州、南京、西安、哈尔滨等城市，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而暴富的案例。而“拆迁暴富”在短时间的返贫现象，目前已向中小城市郊区村民延伸。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杨建华认为，拆迁户中很多人文化水平比较低，面对突然暴富后在理财方面并没有规划，这些尚未做好思想准备的村民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很难做到合理消费、理性理财，这也给了赌博团伙、放高利贷者可趁之机。
管理缺位失控
导致“拆迁富翁”返贫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不到位，拆迁后的管理跟进相对滞后。
“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反映的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一些城郊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说，这些年，村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在弱化。拆迁前只知道要他们配合，催他们拆迁；拆迁后村变成社区了，忙着通大路、造高楼，村民们的素质教育无人过问，社区的文化活动也停止了。
失地农民因为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看似个人问题，实为社会问题，最终结果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要求政府解决返贫后的生活困难，寻求低保金等，甚至因之前的卖地行为引发新的纠纷，影响社会稳定。可见，村民涉赌、涉黄、涉毒，内因是主因，但外因不容忽视，此外因即教育和引导。
由于缺乏教育和引导，所以从根本上对这一社会群体也谈不上什么关注了，因此他们也不会主动关注这个社会。一夜暴富的村民中，很多人游手好闲，他们与正常社会疏离、割裂，什么理想、道德、情操，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天外之音。社会核心价值不去占领他们的思想，社会丑恶就会腐蚀他们的灵魂。
建议与对策
一、探索有效机制
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失地农民人数有4000—5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300万的速度增加。总体上看，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就业能力弱，社保水平低，发展能力差，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建立相应保障机制刻不容缓。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对农民的征迁安置不应是简单的经济补偿，要关注与解决好拆迁户返贫问题，保障好拆迁户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首先，转变被征地农民的观念，提高综合素质。帮助他们科学合理规划赔偿款的使用。其次，发挥政府引导、服务作用。出台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为拆迁户投资创业提供宽松的环境，加强就业培训，给予必要的专业指导，引导和扶持拆迁户成功就业创业。再次，政府部门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采取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农业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等多种安置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让拆迁农民的财富具备造血功能。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才是真正化解“拆迁富翁”返贫危机之根本。
在解决思路上，福建省厦门市自2006年起推行的失地农民“金包银”工程值得借鉴。所谓“金包银”，就是在工业区开发、旧村改造征地过程中，统一规划建设“底层店面、上部公寓”的商业用房，然后逐步对旧村内部进行规范化配套改造，使农民获得新收入来源。这样做的可取之处在于，不仅使失地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保障，而且让农民公平享受到了旧村改造的好处，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专家说，此举给失地农民的今后生活有了“托底”。 为确保失地农民能顺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型，如北京大兴区从2010年开始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具体的“四有”方案，即“就业有岗位、增收有资产、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务有组织”。在生活保障方面，大兴区的转非人员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都达100%。
像杭州在拆遷人口众多的江干区，区政府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强失地农民管理工作的专门文件，对如何帮扶失地农民提升素质、增强创业就业能力、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等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二、强化教育和管理
导致部分拆迁致富村民的返贫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对转型的农民引导不力或管理失位有关。
有专家指出，目前，我们的社会对征地补偿还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买断”，普遍缺乏对征地农民正确的消费和投资引导意识，甚至对失地农民的警示教育都做得还很不够。对此，地方政府要完了地，还要从头到尾管好人。只有“以人为本”，从长计议，才能让拆迁农民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中国社科院赵春燕博士感叹：从这个意义上讲，拆迁补偿，并非是金钱补偿那么简单，还应包括理财投资、技能培训、就业安排等一系列的补偿，如果这方面补偿不到位，暴富返贫带来的问题，依然会如同拆迁纠纷中的社会矛盾一样，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子。
实际上，对于这些拆迁户来讲，原有的谋生模式和工作习惯被打破，新的健康和理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未完全建立。可见，相应的公共服务、社会支持、工作激励、心理疏导，众多方面，正是多年来我们忽视和认为无足轻重的补偿，如今被证明恰恰是在财富补偿之外，也亟需补偿到位的东西。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成为“接轨大都市”的排头兵，由“强镇”向“新城”转变。该镇提出“富了口袋富脑袋”的口号，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万名农民进课堂”活动。此举值得提倡。
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要严厉打击赌博和吸毒等非法犯罪活动，以“拆迁富翁”跌入泥潭的血淋淋事实强化警示教育，让拆迁征地农户珍惜财富，远离赌博，远离吸毒。
三、引导理性投资
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科学打理拆迁款的问题，让拆迁户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这已成为考验政府的“后管理智慧”。像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邀请一家金融机构理财规划师来到这个小镇，先后三次为近千名家庭主妇举办“家庭科学理财”讲座。“理财规划师讲得非常好，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希望以后能多参加一些这样实用的讲座。”参加听课的一名妇女兴奋地说。
如何让征地拆迁者的钱做到“钱生钱”？买股票、买基金、买债券、买彩票、炒黄金、存银行、投资创业等等，途径很多。一方面当地政府要组织相关专家多指导，多传授“秘诀”；另一方面可积极引导村民参股投入集体公建项目，每年得到红利分配，提高财富增值的保险系数；更重要的是持钱人一定要有理性思考，要理性投资，不跟风、不盲从、不挥霍浪费，慎重对待手中财富！
（责编：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