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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对慈善事业日益需求的今天，培育现代慈善文化尤为重要。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要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突出体现公民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主体，坚持慈善既是公民责任又是公民权利的双重性质；坚持在对公民履行慈善责任和行使慈善权利道德评价时更多关注社会效果而不是个人动机。
【关键词】责任权利 中国慈善文化 和谐发展 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显著提高，然而也面临着贫富差距严重扩大的问题。因此，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可弥补市场竞争及政府调控的缺陷而带来的社会不公，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在场，即使在场往往也显得势单力薄。然而，我国的慈善事业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说明了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是巨大的。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慈善文化作为其精神支撑。为此，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是发展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再认识
慈善文化是植根于人类社会并随之变化而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慈善文化指的是社会就慈善态度或知识所体现的思想体系或意念模式。在历史上， 我国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民众也长期秉有乐善好施、互助友爱的良好氛围和乐于奉献的精神。然而，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当今时代，我们的慈善事业却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确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有一个再认识。
从生成基础来看。不同的民族及其生存环境是生成不同慈善文化及其独特表现形式的实践基础。小农经济和宗法血缘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由此形成了以“家国同构”为政治结构的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带有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和封闭的小农经济渗透于社会整体，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背景下生成的慈善文化也就具有显著的封闭性。
从人性论层面来看。人类历史上素有人性“善恶”之争。在性善论占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性善论作为慈善文化当中的哲学基础，体现的是人性的羞恶、恻隐、是非以及辞让这四个善端，同时也是指导人们发扬真善美及除恶的动力源泉。此外，还把“仁”当做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仁”属于伦理规范以及道德情感相互结合统一的范畴。但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下生成的慈善文化更停留于道德引领或号召， 没有强制力约束或制度规则， 最终也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意识和慈善意识。
从政治文化来看。“仁政”作为国家政文化以及治理的根本，造成民间的慈善公益活动与政府的“仁政”难以并存，因此，以往的慈善活动大部分是政府组织举办的，同时具有救济以及社会控制等功能。自古以来，政府就几乎包办了所有社会福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政府完全包办社会保障，慈善活动一度消失40年之久，直到中华慈善总会宣布成立（1994年），因此象征着我国的慈善事业得以恢复，然而，社会慈善事业的真正恢复并明确其定位及作用是在2004年以后。然由于非政府团体对政府带来的政治挑战或影响，造成国内慈善事业未能从 “官办模式”向“民办模式”转变，这都导致了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滞后。此外，我国的传统慈善文化有着内敛性特征，使得国内慈善对象的应有范围逐渐缩小，同时也会对部分普通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产生妨碍作用。①
责任作为培育我国慈善文化的前提保障
作为社会的范畴，慈善既不是政府进行公共服务项目的范畴，同时与市场当中利润的逻辑不相符合，它仅是慈善组织或公民内心基于某种价值判断表现出的行为责任的体现或行为。由此可见，公民行善的目是履行、承担社会责任并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并非出于个人所做的好事动机。同时，责任更是自我兑现社会责任或义务的体现，也是现代生活中人本思想的体现。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在中国现行慈善体制中，慈善组织自上而下地发展，突出体现为官民不分、行政化控制的状态。登记注册难的“合法性瓶颈”、获取本土捐款难的“资源瓶颈”以及某些地方政府直接操盘，大刮“慈善风暴”的行为，都导致了当今中国慈善生态的不乐观局面。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做到尊严慈善。现代慈善被定义为以慈善组织为中介而发生的对陌生的他者的伦理关怀，“平民”则是现代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慈善就是今天有能力的人帮助明天可能有能力的人，从而使人人都成为爱心火炬的传递手。因此，慈善的空间应当是人与人的平等空间，捐赠者与受助者相分离的关系也应当得到有效地维护，与此同时这种“平等”的关系是相互存在的，既体现富者对贫者的平等对待，同时也是贫者与富者关系上的“平等”。甚至慈善人的尊严原本就来自于对受助对象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这种基于现代社会公民责任的“尊严慈善”应当被视为现代慈善的法则。②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体现资本精神的“财富观”。资本精神是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精神思想基础的专门概念，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及其背后的道德精神。资本形成、发展的动机，具体化为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以及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是一套涵盖了现代财富创造全过程的观念集合。因而，这种建立在资本精神基础之上的财富观，必然要求全体民众尤其是企业家拥有创造财富的激情。借用一个广泛流传的清教徒的说法，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花钱”。这种精神表现为人和社会对增加财富、为神圣目标而使用财富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和激情：一是激励人民以不懈的努力去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二是所赚的钱主要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一个他所高度认可的神圣目的，即慈善事业，“三个拼命”的财富观正是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③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正确看待“马太效应”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原则。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新约·马太福音》中有个按才受托的比喻：国王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去做生意。结果，第一个仆人赚了10锭银子，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赚了5锭，国王奖励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④《新约·马太福音》还有一则故事：一个青年财主对上帝说：“上帝，我要跟你上天堂。”上帝说：“可以，你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给我，我分给需要的人。”财主一想：这一二十年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就这样全部拿出来，舍不得，就不干了。所以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⑤ 第一则寓言中，由于“马太效应”，贫富差距得以产生；第二个故事则说明财富与责任的关系，财富多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重，而慈善本身就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因个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同时人们对财富进行配置的方式也不同，必然导致公民个人财富占有多少的不同，而从财富意味着责任的观点出发，也有利于缓解当前社会的仇富心态。因此，正确看待“马太效应”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原则，对于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以“平常心”看待公众尤其是富人的慈善行为。过去，国人常常将慈善行为同个体的“德行”乃至功利本质的“功德”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慈善的根本归属—公共责任则要求现代慈善必须完成从“个人美德”到“公民责任”的角色转变，基于此，慈善卸下了道德判断的束缚，转而成为文明社会中“平常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慈善观里，慈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而财富是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捐与不捐，捐多少，更多取决于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度。所以在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中才得以出现所谓“悄悄的慈善”，并成为了慈善行为的常态。这种将慈善尤其是“富人”的慈善归位为公民自我认可的“常态化”的社会责任，应成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
权利作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不竭动力
在承认慈善是公民个人责任的同时，必然也要承认“行善”是公民个人行使合法权利的过程。慈善的“权利内涵”已经界定了这种行为不能被强迫。但值得研究的是，社会应当为慈善主体创造有力的条件，较好地确保慈善的主体能够根据道德的要求较好地履行慈善权利，从而将现代慈善当做权利履行，并且尊重慈善人员心理的意愿。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捐赠之所以成为善，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行为是源自自由意志的主张。此外基于包含舆论或政治在内的外在压力勉强而为之的捐赠均不可成为慈善发展的动力，从本质上而言，慈善行为体现的是财产的拥有者对个人的合法财产所进行的自主安排，同时也是对社会履行责任的体现，反映的是自我价值认可及判断，而并非出于舆论压力进行的个人行为。⑥
进行慈善体现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履行，慈善者有权要求将捐赠真正用于慈善的场合。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捐献者有权要求慈善组织将善款善物用于其指定的慈善项目，即使捐赠者没有指定用途， 慈善组织也应当将其捐赠用于慈善目的。唯有如此，才不会违背捐赠者的本意和慈善事业的本源职责。
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要求尊重和保证慈善者的知情权。现代慈善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最大化效率的提高同时还可有效降低慈善的运行成本，现代慈善特有的社会分工由之形成：一部分人致力于创造财富，另一部分人致力于使用财富。后者拿出前者不具备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前者在有意义的领域，将前者积累的社会财富回馈给社会。这样一来，捐赠人员行使慈善权利的同时受托机构也对捐赠者履行义务，即慈善中介过程和中介组织要通过履行“说明义务”来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利”。
诚如某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所提出的慈善基金会运作应遵从“诚信、专业、规范、透明、高效”原则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保证善款善物获得有效、充分的运用。此外，在使用时或使用后，其使用结果均可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检验以及审核，由此慈善的权利行使及发挥的援助作用才具有更广的辐射范围及更大的效用，更多的慈善者才会更愿意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慈善行为也才获得生命力，有助于“慈善制度”的形成。
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还要求尊重慈善者采取自己所喜好的慈善模式去行善。进入21世纪，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多种慈善模式推动更多民众、企业家将慈善作为一份终身事业发展。如陈光标式“开放型”慈善。他的高调慈善，虽然有些惹眼，但却更为透明和实惠，陈光标本人对这种高调模式的喜爱，媒体与公众应当予以尊重。又如“华民”（华民慈善基金会）慈善模式，华民慈善基金会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为己任，通过“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倡导“纯粹慈善，尊严慈善，幸福慈善”，提倡现代慈善应具有“纯粹性、法制性、组织性、基金性、民间性、志愿性”特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应有之义。⑦
当代中国还有牛根生式、曹德旺式慈善等各具特点的慈善模式。总之，承认慈善是一种权利理念，就应尊重每一个慈善者的慈善理念与慈善理想；承认慈善是权利的行使，就更应该尊重每一个慈善者采取自己所喜好的慈善模式、方式行善。唯有如此，才能给公众尤其富人行善注入不竭的动力。
结语
对慈善“利他”本质的判断，历来有“效果论”和“动机论”的分野。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康德是动机论最著名的代表。他主张，对一个行为的评价根据，只能是他的“善良意志”。边沁和密尔是十九世纪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家，也是效果论最著名的代表。他们认为对人的行为善恶进行评价的依据，只能看行为的结果，离开行为对人们所产生的有利益的效果，也就不可能有道德上的善恶。⑧
事实上，对于慈善的评价也体现了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分配，并且这种分配的动力源泉来自利益的驱动以及慈善的心灵。利益驱动是个人对利益的理智选择，而慈善心灵则是人类固有的善良本性的反映。作为“第三次分配”方式的慈善，只要实现了社会财富“向贫困阶层和人群转移”这一目的，就实现了该行为的主体功能。世界上凡是具有成熟慈善文化的国家，无不完全接纳了慈善行为“既是责任、又是权利”的双重身份、双重性质。
本文探讨中国的慈善文化是基于责任与权利基础上进行的，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意义重大。只要当代中国社会认同，并坚守慈善既为责任、又为权利的双重性质，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培育就大有希望，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伦理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郑功成等：《中华慈善事业》，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②卢德之：《资本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③④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新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6年，第32页，第24～25页。
⑤卢德之：《资本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21页。
⑥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2011年5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首期中国公益慈善传媒研修班的演讲。
⑦罗国杰主编：《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7～424页。
⑧姚俭建，Janet Collin：“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责编/边文锋
【关键词】责任权利 中国慈善文化 和谐发展 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显著提高，然而也面临着贫富差距严重扩大的问题。因此，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可弥补市场竞争及政府调控的缺陷而带来的社会不公，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在场，即使在场往往也显得势单力薄。然而，我国的慈善事业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说明了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是巨大的。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慈善文化作为其精神支撑。为此，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是发展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再认识
慈善文化是植根于人类社会并随之变化而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慈善文化指的是社会就慈善态度或知识所体现的思想体系或意念模式。在历史上， 我国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民众也长期秉有乐善好施、互助友爱的良好氛围和乐于奉献的精神。然而，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当今时代，我们的慈善事业却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确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有一个再认识。
从生成基础来看。不同的民族及其生存环境是生成不同慈善文化及其独特表现形式的实践基础。小农经济和宗法血缘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由此形成了以“家国同构”为政治结构的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带有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和封闭的小农经济渗透于社会整体，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背景下生成的慈善文化也就具有显著的封闭性。
从人性论层面来看。人类历史上素有人性“善恶”之争。在性善论占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性善论作为慈善文化当中的哲学基础，体现的是人性的羞恶、恻隐、是非以及辞让这四个善端，同时也是指导人们发扬真善美及除恶的动力源泉。此外，还把“仁”当做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仁”属于伦理规范以及道德情感相互结合统一的范畴。但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下生成的慈善文化更停留于道德引领或号召， 没有强制力约束或制度规则， 最终也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意识和慈善意识。
从政治文化来看。“仁政”作为国家政文化以及治理的根本，造成民间的慈善公益活动与政府的“仁政”难以并存，因此，以往的慈善活动大部分是政府组织举办的，同时具有救济以及社会控制等功能。自古以来，政府就几乎包办了所有社会福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政府完全包办社会保障，慈善活动一度消失40年之久，直到中华慈善总会宣布成立（1994年），因此象征着我国的慈善事业得以恢复，然而，社会慈善事业的真正恢复并明确其定位及作用是在2004年以后。然由于非政府团体对政府带来的政治挑战或影响，造成国内慈善事业未能从 “官办模式”向“民办模式”转变，这都导致了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滞后。此外，我国的传统慈善文化有着内敛性特征，使得国内慈善对象的应有范围逐渐缩小，同时也会对部分普通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产生妨碍作用。①
责任作为培育我国慈善文化的前提保障
作为社会的范畴，慈善既不是政府进行公共服务项目的范畴，同时与市场当中利润的逻辑不相符合，它仅是慈善组织或公民内心基于某种价值判断表现出的行为责任的体现或行为。由此可见，公民行善的目是履行、承担社会责任并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并非出于个人所做的好事动机。同时，责任更是自我兑现社会责任或义务的体现，也是现代生活中人本思想的体现。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在中国现行慈善体制中，慈善组织自上而下地发展，突出体现为官民不分、行政化控制的状态。登记注册难的“合法性瓶颈”、获取本土捐款难的“资源瓶颈”以及某些地方政府直接操盘，大刮“慈善风暴”的行为，都导致了当今中国慈善生态的不乐观局面。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做到尊严慈善。现代慈善被定义为以慈善组织为中介而发生的对陌生的他者的伦理关怀，“平民”则是现代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慈善就是今天有能力的人帮助明天可能有能力的人，从而使人人都成为爱心火炬的传递手。因此，慈善的空间应当是人与人的平等空间，捐赠者与受助者相分离的关系也应当得到有效地维护，与此同时这种“平等”的关系是相互存在的，既体现富者对贫者的平等对待，同时也是贫者与富者关系上的“平等”。甚至慈善人的尊严原本就来自于对受助对象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这种基于现代社会公民责任的“尊严慈善”应当被视为现代慈善的法则。②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体现资本精神的“财富观”。资本精神是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精神思想基础的专门概念，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及其背后的道德精神。资本形成、发展的动机，具体化为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以及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是一套涵盖了现代财富创造全过程的观念集合。因而，这种建立在资本精神基础之上的财富观，必然要求全体民众尤其是企业家拥有创造财富的激情。借用一个广泛流传的清教徒的说法，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花钱”。这种精神表现为人和社会对增加财富、为神圣目标而使用财富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和激情：一是激励人民以不懈的努力去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二是所赚的钱主要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一个他所高度认可的神圣目的，即慈善事业，“三个拼命”的财富观正是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③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正确看待“马太效应”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原则。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新约·马太福音》中有个按才受托的比喻：国王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去做生意。结果，第一个仆人赚了10锭银子，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赚了5锭，国王奖励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④《新约·马太福音》还有一则故事：一个青年财主对上帝说：“上帝，我要跟你上天堂。”上帝说：“可以，你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给我，我分给需要的人。”财主一想：这一二十年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就这样全部拿出来，舍不得，就不干了。所以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⑤ 第一则寓言中，由于“马太效应”，贫富差距得以产生；第二个故事则说明财富与责任的关系，财富多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重，而慈善本身就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因个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同时人们对财富进行配置的方式也不同，必然导致公民个人财富占有多少的不同，而从财富意味着责任的观点出发，也有利于缓解当前社会的仇富心态。因此，正确看待“马太效应”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原则，对于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以“平常心”看待公众尤其是富人的慈善行为。过去，国人常常将慈善行为同个体的“德行”乃至功利本质的“功德”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慈善的根本归属—公共责任则要求现代慈善必须完成从“个人美德”到“公民责任”的角色转变，基于此，慈善卸下了道德判断的束缚，转而成为文明社会中“平常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慈善观里，慈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而财富是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捐与不捐，捐多少，更多取决于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度。所以在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中才得以出现所谓“悄悄的慈善”，并成为了慈善行为的常态。这种将慈善尤其是“富人”的慈善归位为公民自我认可的“常态化”的社会责任，应成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
权利作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不竭动力
在承认慈善是公民个人责任的同时，必然也要承认“行善”是公民个人行使合法权利的过程。慈善的“权利内涵”已经界定了这种行为不能被强迫。但值得研究的是，社会应当为慈善主体创造有力的条件，较好地确保慈善的主体能够根据道德的要求较好地履行慈善权利，从而将现代慈善当做权利履行，并且尊重慈善人员心理的意愿。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捐赠之所以成为善，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行为是源自自由意志的主张。此外基于包含舆论或政治在内的外在压力勉强而为之的捐赠均不可成为慈善发展的动力，从本质上而言，慈善行为体现的是财产的拥有者对个人的合法财产所进行的自主安排，同时也是对社会履行责任的体现，反映的是自我价值认可及判断，而并非出于舆论压力进行的个人行为。⑥
进行慈善体现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履行，慈善者有权要求将捐赠真正用于慈善的场合。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捐献者有权要求慈善组织将善款善物用于其指定的慈善项目，即使捐赠者没有指定用途， 慈善组织也应当将其捐赠用于慈善目的。唯有如此，才不会违背捐赠者的本意和慈善事业的本源职责。
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要求尊重和保证慈善者的知情权。现代慈善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最大化效率的提高同时还可有效降低慈善的运行成本，现代慈善特有的社会分工由之形成：一部分人致力于创造财富，另一部分人致力于使用财富。后者拿出前者不具备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前者在有意义的领域，将前者积累的社会财富回馈给社会。这样一来，捐赠人员行使慈善权利的同时受托机构也对捐赠者履行义务，即慈善中介过程和中介组织要通过履行“说明义务”来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利”。
诚如某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所提出的慈善基金会运作应遵从“诚信、专业、规范、透明、高效”原则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保证善款善物获得有效、充分的运用。此外，在使用时或使用后，其使用结果均可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检验以及审核，由此慈善的权利行使及发挥的援助作用才具有更广的辐射范围及更大的效用，更多的慈善者才会更愿意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慈善行为也才获得生命力，有助于“慈善制度”的形成。
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还要求尊重慈善者采取自己所喜好的慈善模式去行善。进入21世纪，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多种慈善模式推动更多民众、企业家将慈善作为一份终身事业发展。如陈光标式“开放型”慈善。他的高调慈善，虽然有些惹眼，但却更为透明和实惠，陈光标本人对这种高调模式的喜爱，媒体与公众应当予以尊重。又如“华民”（华民慈善基金会）慈善模式，华民慈善基金会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为己任，通过“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倡导“纯粹慈善，尊严慈善，幸福慈善”，提倡现代慈善应具有“纯粹性、法制性、组织性、基金性、民间性、志愿性”特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应有之义。⑦
当代中国还有牛根生式、曹德旺式慈善等各具特点的慈善模式。总之，承认慈善是一种权利理念，就应尊重每一个慈善者的慈善理念与慈善理想；承认慈善是权利的行使，就更应该尊重每一个慈善者采取自己所喜好的慈善模式、方式行善。唯有如此，才能给公众尤其富人行善注入不竭的动力。
结语
对慈善“利他”本质的判断，历来有“效果论”和“动机论”的分野。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康德是动机论最著名的代表。他主张，对一个行为的评价根据，只能是他的“善良意志”。边沁和密尔是十九世纪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家，也是效果论最著名的代表。他们认为对人的行为善恶进行评价的依据，只能看行为的结果，离开行为对人们所产生的有利益的效果，也就不可能有道德上的善恶。⑧
事实上，对于慈善的评价也体现了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分配，并且这种分配的动力源泉来自利益的驱动以及慈善的心灵。利益驱动是个人对利益的理智选择，而慈善心灵则是人类固有的善良本性的反映。作为“第三次分配”方式的慈善，只要实现了社会财富“向贫困阶层和人群转移”这一目的，就实现了该行为的主体功能。世界上凡是具有成熟慈善文化的国家，无不完全接纳了慈善行为“既是责任、又是权利”的双重身份、双重性质。
本文探讨中国的慈善文化是基于责任与权利基础上进行的，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意义重大。只要当代中国社会认同，并坚守慈善既为责任、又为权利的双重性质，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培育就大有希望，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伦理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郑功成等：《中华慈善事业》，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②卢德之：《资本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③④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新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6年，第32页，第24～25页。
⑤卢德之：《资本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21页。
⑥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2011年5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首期中国公益慈善传媒研修班的演讲。
⑦罗国杰主编：《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7～424页。
⑧姚俭建，Janet Collin：“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责编/边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