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一下，这应该是我第三次参加贺照田老师“陈映真文”{1}的讨论。第一次是20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会者很多是所里长期研究台湾文学的同事，讨论集中于对陈映真思想历程的解读。如果没有记错，我当时就对作者在论文题记中所言——“本文刚写出草稿，就有朋友指出：文章讲的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实际在处理的却是大陆当代史”——印象深刻，不仅因为它特别符合我对论文的阅读感受，还被论文本身那种富于灵感的思想史研究方式所深深触动：一种迂回而参差对照的交叉视野如何能激发出对两种身处异境却高度相关的思想状况的有效赋形和反思性把握。第二次是今年（2021年）一月份在线上举办的“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讨论。余旸提交的论文《从“反思自我”到“理想主义重构”兼及理想主义重构的当代可能性——以贺照田“陈映真文”为讨论中心》鲜明地把“理想主义重构”从涉及“一个人，一段历史”的历史性论题拉到了今天的现实语境中，从其个人触动出发提出如何把当年陈映真“重构理想主义”的尝试转化为今天的现实批判资源，揭示出在当今语境下重新激发“理想主义”讨论的必要与可能。这其实积极回应了贺照田当年写作“陈映真文”以及一系列相关研究时蕴含的期待——“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能使一些大陆思想者把大陆一些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理解与思考，和陈映真当年这些思想、实践探索关联起来认识”。经由一月份的讨论，尤其是这个讨论的构成有意打破学术界、知识领域的学科界限，将当代众多从事社会实践的青年所遭遇的问题、难题纳入议题和讨论中，这就使得“陈映真文”这样一篇“寂寞”的文章所包含的当代性能量被大大激发出来。当“理想主义重构”不仅是一段历史，不仅是历史中曾经发生的思想状况，它同时甚至更应被视为今天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思想课题时，它的“原理”的一面、“历史”的一面、“认识”的一面、“实践”的一面就不能被割裂、分别地看待、处理，而要置于一个熔炉中检讨、锤炼。
　　不过，当“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讨论转向直面当代“理想主义”的讨论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或许会有一种不适感。毕竟，“人文知识思想”的反思还是植根于自己一向从事、熟悉的知识工作领域中，而当代“理想主义”的命运和困境这一论题则跨越至整个当代社会以及精英、民众所普遍置身的思想、精神、意识处境中。何况“理想主义”这一说法在今天的日常语境中已变得相当陌生、突兀，以至于人们更多把它视为一种书本上的意识形态而远离自己的生活实际。因此，这次“理想主义”讨论最大的收获在于大家共同确认了当代思想、精神状况既是每个人的自我构造、成长的前提，也是我们从事的知识工作的前提，还是一切社会实践性工作获取价值、方向的前提，而这三者间的互动、统合、相互支撑迫切需要这种摆脱了被固化的“理想主义”作为动力和原点。如此“及身的”理想主义不再是“不切实际”“（空想）乌托邦”“神话”的代名词，而是生活、社会实践和知识工作中的必需品，是我们的“盐”。正因为它是如此必要、内在，所以它的存在形态须是如盐入水式的，它无法以口号、号召的形式存在，而是被生活、精神的切实困境所渴求，它只能被溶化在有品质的实践性探索和知识工作中。同时，这些蕴含着理想主义因素的实践性探索和知识工作一方面需要被及时、充分地看到，也迫切需要被检讨。这意味着，理想主义不仅是一种动力和引导，也构成一种批判视野。事实上，贺照田的“陈映真文”就是把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和实践努力变成了批判、反思当代思想的认知资源。这样一种认知上的努力，或者说，在历史认知和思想方法上的“理想主义”式探索正是在时代状况下重新调动、激发理想主义的一种看似迂回实则根基性的工作。
　　事实上，三次讨论前我都会把“陈映真文”仔细重读一遍，每次的感觉重点、启发性都有所不同。这次重读，尤其引起注意的是论文的第二部分，就是“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与陈映真民主理解、民族主义理解的重构”那一节。本来，整个论文的重心毫无疑问应该是第三节，即“理想主义重构”部分，因为里面特别提出了在革命前景乃至系统性真理不存在（幻灭）的情况下如何重构理想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在一种“后革命”的处境下可能展开什么样的认知工作与实践工作的构想。我简单列举其中的一些要点：
　　首先，新理想主义的工作由于“和革命路径要求的目标指向和认知着重点不同”，因此，“必需更细腻地伸进许多有革命路径可走时不需伸进的课题，处理相同课题的角度和方法也不完全相同”{1}。其次，基于“希望”与“爱”的新理想主义路径不同于革命所诉诸的“不回避恨”乃至“有意动员、利用这些心理情绪”的思想倾向，而自觉地强调“爱仅仅是出发点是不够的，它必须也同时是目的和手段”。{2}第三，源自解放神学的“简单又深刻的福音”意味着“既要对这当中人和他所生存的历史和社会互相生产的一面有深刻认识，又要对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有准确深刻把握，并对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如何调动这些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以重构和改善我们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社会状态有深刻的解悟”。③第四，从甘地经验中体会到的“广大第三世界要根本改善，除要对世界不平等结构进行变革，还必须在它内部产生有力的精神运动”{4}。第五，从《人间》杂志的创造性实践中看出的，要“把看起来进入并享受了这个社会‘进步’、‘现代化’的人们的精神与思想荒废的改善问题，与这个社会被损害、被牺牲人们状况的改善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5}。
　　虽然这些命题都是贺照田借由对陈映真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涌流”的钩沉所总结出来的，但感觉每个方向其实都经过了充分、深入的引申、阐发，所以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可以看成是贺照田对在后革命状况中如何重建一种新理想主义所作的一些脉络性思考。就此而言，这里呈现的不仅是陈映真的新理想主义论，更是贺照田的新理想主义论。只是他采取了一种述而不作的方式，借由分析陈映真的思想涌流而把相关思考予以赋型和阐述。并且，特别能看出来，恰如贺照田在论文前半部分强调的，陈映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入狱前后对大陆的革命理想主义曾抱有充分的信仰，包括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反思“文革”、以“人民论”重构民主和民族主义理解的路径也同彼时大陆反思革命的方式具有高度同构性。这意味着，陈映真的“新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涌流”是与大陆的革命理想主义构成了一种潜在且内在的对话关系。因此，仔细琢磨，这篇论文所勾勒的陈映真“新理想主义”的创造性、针对性，无一不是指向大陆曾经的革命理想主义及其思想、实践和社会、历史后果。所以，贺照田所闡发的陈映真“新理想主义”探索所开展出的各种思想资源、实践方式、认知路径，实际上足以构成大陆在一种“后革命”状况下要突破革命的自我论述和反思路径两者叠加、纽结造成的认知难题所亟须参照、借鉴的资源。这也是很多人读完这篇论文后的普遍感觉：与其说它是在讨论台湾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思想问题，不如说是在讨论今天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准确地说是如何从基于对革命的反思不足和反思偏差所造成的当代思想惯性、思想困境中突围。这个思想困境的核心表征之一就是：经历过革命理想主义的社会，如今这种理想主义不仅遭遇放逐而且在有些人那里变得几无容身之地。 　　如何认识这个思想、精神困境的根源和寻求对它的突破，是贺照田多年来知识工作的一个贯穿性问题。恰如贺照田通过“陈映真文”“潘晓文”{1}所指出的：来自于革命时代的思想、认知构型并未在后革命时期得到真正的清理和突破，新时期的革命反思、革命批判不自觉仍处于革命认知的范型中，其所提出的救治方案也产生了“病药相发”的效果。同时，贺照田在“潘晓文”中专门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动力仍在，但彼时的思想界却没有找到有效转化它们的路径。因此，今天大陆的思想状况相当程度上是——革命时代的思想、认知构型和后革命时代表面反思、批判前者但深层仍受制于前者并产生新的偏差——两相叠加、迁延而产生的结果。“陈映真文”为突破这种思想困境提出了一系列作为思想资源和解决方向的参考。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一些问题。首先，这些思想资源和方向是紧紧扣合于陈映真的主体性过程，因而不能作为普遍原理来把握、使用的，至少，需结合其思想、意识构造的整体过程才能转化为资源。其次，陈映真“新理想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对话关系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他自己思考、实践的内部辩证关系中，而他要面对、处理的台湾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类似大陆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实践的洗礼。这一点，恰是今天大陆思想界重建理想主义时不可避免的问题。大陆当今的理想主义境遇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历史的曲折发展后果，包括新时期之后大家对理想主义的态度也和对革命的看法、心理感受有着紧密关联。无论是回避理想主义或者是重新想象理想主义，既有的中国革命认知都是人们无法摆脱的“前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革命历史认知、感受实际上是受到革命年代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后革命时代不完善的革命反思双重塑造的。对于前者，经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人们或不会被其直接左右;但近年来“国家主义”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利用又使得“革命神话”被再度调动、激发，由此已产生诸多值得反思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倾向。而对于后者——即新时期的革命反思——尤其缺乏深入肌理的清理、批评，这也造成了今天力图重建左翼理想主义的人事实上无形受制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官方与民间合力构成的那种后革命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被高度重构而变形的“革命”滤镜。这一方面增加了真正把握革命时代思想意识和经验脉络的难度，另一方面，在试图突破革命意识形态限定，想象新的社会改造、社会实践方式时则缺乏既能反思批判革命意识形态又能与中国社会中潜在的革命历史影响形成对话和转化关系的资源。
　　贺照田在直接讨论陈映真新理想主义之前，特別分析了受大陆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反思思潮影响的陈映真在重构民主、民族主义理解时所遭遇的问题：包括其“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人民性”）为核心来重构民主、民族主义认识中所隐含的一系列认识陷阱：
　　一、过度肯认国家权力和人民两分的有效性;二、对国家权力和人民内部可能蕴含的复杂性和张力的重要性重视不足;三、过度假设人民立场的必然正确性;四、实际等于认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批评自然代表人民。{2}
　　这些陈映真彼时的认识缺陷与大陆新时期之初革命反思方式有着高度同构性，不难看出，贺照田的这些分析同时也是对后者认识缺陷的检讨。对陈映真这一系列潜在思想探索的钩沉之所以对理解大陆当代思想史特具启发意义，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在提示大陆的革命反思方式可能会具有的不同路径，尤其是在后革命时代，如何能既顺承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基础和动力，不因否定革命而使青年陷入虚无，同时又真正清理革命意识形态所隐含的诸种认知局限和缺陷，从不一样的人性、社会理解出发创造新的具有理想主义品质的思想与实践形式。同时，对陈映真这些思想经验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也非常有助于我们今天去再认识、再打开中国革命的经验历史。因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展开本身并不是革命思想的自然后果，它的曲折、丰富的历程就是与同时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想、实践形式相碰撞、相融合的过程。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简化、阻碍了我们深入认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的能力。我们要真正进入中国革命的经验世界也特别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丰富的、有创造活力的社会思想认知形态，才能去洞察历史上那些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革命形态。而要获得这种新的社会思想认知形态，恰如“陈映真文”所提示的，应当特别重视、体会那些有着高度主体性的思想者、实践者的摸索经验，不仅从他们的思想成果，更从他们的思想苦恼、思想涌流中挖掘还未充分成形但带着更大批判与突破能量的思考、实践方向以及感知、认知能力，使之作用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批判和对现实的认识、实践中。这不失为在当代状况下重新调动理想主义的一个切实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