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开学时，家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的幼儿小溪与她的家人又发愁了，因为开学就意味着每天上下学就必须往返于香港和深圳之间。小溪就读于香港天水围一家幼儿园。虽然幼儿园9点才上课，但每天早上6点钟，小溪就要准时起床。每日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小溪出生于香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属于典型的“双非儿童”（香港出生，但父母均不是香港人）。
　　奇特的“跨境”上学
　　在深圳罗湖口岸常见以下情景：背着书包，穿着校服，脖子上挂着过关证件的小朋友们，刚刚在深圳边检刷过卡，又排队等待过关，父母们把孩子送上去边检大楼的校车后，小朋友们就要开始自己一天的跨境上学生活了。这样的奔波，在成人看来都甚是辛苦，但孩子们却觉得很有意思，每天可以和同学一起排队坐校车，刷胸前的卡片，过关；上幼儿园下午班的跨境儿童在保姆的带领下去香港上学。
　　据香港教育局公布数据显示，2012至2013学年，跨境学童已达1.6万人，是1997年500人的30倍。2001年7月20日“双非”港生子庄丰源一案最终判决后，确立了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内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从而引发了内地孕妇赴港产子潮。据悉，“双非儿童”在香港出生，只有居港权，没有深圳户籍，在深圳只能上民办学校或学费高昂的国际学校。有些家长想为孩子办内地户籍，却由于内地相关法律规定，居港权和内地户口不可兼得，要入内地户籍必须先放弃居港权。不愿放弃居港权的双非家长，只能面对跨境教育或者内地高昂学费这两种选择。小溪的母亲说：“既然孩子已经获得香港身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还是希望她能尽早适应香港的生活和文化，毕竟两地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很不一样，而且孩子在深圳也很难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所以在幼儿园阶段就不得不让小溪每日奔波于深港两地。”
　　香港统计处数字显示，82%的“双非家长”认为香港较好的教育制度是他们让子女争取留港生活的主要原因。香港的教育福利吸引了“双非家长”选择每天不辞辛劳送孩子跨境读书。据了解，香港教育局每年都以“学券”形式，直接资助每名符合资格的幼儿入读香港的幼儿园。2012至2013学年，每名符合资格的学童都可获得16800港元的补贴。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服务总监、深圳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总监张玉清认为，香港教育制度公开透明，学习环境公平公正，注重价值观方面的培养。同时，学童在香港可以更好地提升英语水平。
　　就读面临诸多问题
　　目前，幼儿园的跨境幼童数量也在增加。“以前去香港是读小学的多，近年来年龄越来越小了。”张玉清介绍，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很多不在香港上幼儿园的小孩子在香港读小学很吃力，所以越来越多的跨境儿童选择在港上幼儿园后再升入小学。跨境学生除了每天奔波，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外，还面临着安全、生活习惯融入等多方面问题。
　　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调查显示，禁区纸（禁区纸，边境禁区通行证的俗称，是发给在香港边境禁区内居住、探望亲友、工作、通行或接送学童上学、放学的“特定人士”用）不足，导致不少小学三年级的学童要独自过关坐火车上学。随着跨境学童的年龄愈来愈小，禁区纸的配额都给了幼儿园跨境学童。同时，六七岁的儿童在上学回家的途中，屡屡出现被人欺侮、跌伤、掉失证件等多种情况。此外，跨境学童虽称“香港人”，但其“香港经验”只局限于学校生活。跨境学童放学后马上返回深圳，周末及节假日也多留在深圳，他们对香港整体社会的认识及经验缺乏，对香港的历史、习惯、价值观、公民责任等均无从体验及感受。要让跨境学童成为“真正的香港人”，只有把香港人的习惯及价值观深植在学童心中， 把“香港精神”传承至下一代。
　　近年来，深港两地已经有不少专门为跨境学童及其家庭服务的社会组织。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与深圳罗湖区妇女联合会合办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与深圳市人本社工服务社合作开展深港一家——准来港及跨境家庭服务计划。这些项目为跨境学童家庭提供功课辅导和香港学校教育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咨询。为保障学童安全，目前深圳文锦渡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及深圳市罗湖区妇女联合会已与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形成联络交流机制，协助跨境学童安全过关。
　　寄养在校变“问题儿童”
　　今年11岁的叶敏聪，父母是广州白云区人。父亲原本是一家小型建筑公司的老板，颇有经济实力。在大儿子出生之后，他们追随潮流，在香港生下了敏聪。敏聪父母最初选择赴港生子，纯粹是希望他有个香港身份，长大了可以到香港发展，也算是多了个人生选择。因此，他们其实并没有打算让孩子去接受香港的教育。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送孩子去广州最好的国际学校念书。
　　可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打乱了敏聪父母的计划。他们没有办法支付敏聪在国际学校的高昂学费了。由于敏聪没有广州市户口，就读普通学校，也需要价格不菲的择校费。于是，他们一咬牙，把敏聪送到香港公立学校就读。然而，因为在香港没有亲帮忙照顾，只好把敏聪送进了香港的一家“儿童之家”托管，只有放假才能回广州来跟家人团聚。据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社工梁秋莎介绍，香港的“儿童之家”是为孤儿或者父母没有能力照顾的孩子提供家庭服务的机构。有父有母有兄弟的小敏聪跟那些孩子在一起，觉得自己也成了孤儿。他的这种心理慢慢地表现在行为上，开始经常跟其他孩子打架，性格越来越孤僻。直到他变成了人们眼中的“问题儿童”，才引起父母的警醒。
　　“‘双非父母’赴港生子的本意是爱孩子，最终却往往害了孩子。”梁秋莎说，“如果是为了香港的教育和社会福利而选择赴港生子，意义不大。且不说无论是教育，还是福利、经济的发展，内地和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即使你认为香港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优于内地，但实际上要享受起来，也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甚至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伤害。”梁秋莎建议，如果父母不能去香港生活，选择在香港生子一定要谨慎。“如果已经生了，也最好留在父母身边接受教育，千万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去香港生活。因为孩子在年幼时，父母的爱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教育只是几年的事情，而父母之爱的缺失，影响孩子一辈子。” 　　“双非”家庭进退两难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12年数字显示，3岁左右的“双非”儿童人数已由2003年的709升至今年的2.98万，9年间激增41倍。随着“双非儿童”涌进香港，香港靠近深圳的北区幼儿园名额已经接近饱和。北区凤溪幼儿园校监兼凤溪第一小学校长廖子良称，港府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多年来一直研究“双非”问题，但教育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希望政府能尽快推出措施，减轻跨境学童来港升学压力”。有分析认为，一名在港出生的婴儿从入幼儿园至大学毕业，保守估计，政府需为每名学童付出115万港元，“当局应阻止‘双非’学童入港读书”。2012年以来，随着“蝗虫论”等事件的爆发，陆港民间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港“双非”家庭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新移民被丑化成资源抢夺者。面对越来越难以自持的尊严和坚硬的现实，一些“双非家庭”开始酝酿逃离香港，却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难题——陷入陆港两地户籍壁垒的夹缝中，一边是“退不得”，一边是“进不了”。
　　今年5月，在儿子当了近6年香港人后，来自湖北的梁楠夫妇，决定撤回原点——让孩子做回内地人。这意味着，他们不用再挤在香港狭窄的出租屋，也不用为高昂的生活费焦虑，更不用忍受“北佬”的污蔑。他们将在深圳一套160多平米的公寓内开始新生活。在两三年前，梁楠的这个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让孩子成为香港人”曾是众多冒着生命危险“冲关”的“双非家庭”力源泉。长期以来，这些极富冒险精神的父母认为，在经济更为发达的香港，他们的孩子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和更丰厚的福利，从而有更光明的前途。而今，他们都与梁楠一样，发现退回内地比当年挤进香港还要艰难。梁楠开始为孩子铺设“退路”——让孩子返回内地读书。新难题却接踵而至。2012年9月，深圳市落实公立小学不收港澳生的政策，向“双非”儿童关闭大门。私立学校的学位由此变得供不应求。梁楠说：“以往双非孩子上公立学校，交‘赞助费’就可以：现在不行了，而外籍或台湾籍孩子却可以。”梁楠感到意外。她没有想到，阻拦儿子上内地学校的壁垒，竟是曾引以为豪的香港身份。“那就彻底退出（港籍）吧。”梁楠打算。但事情却变得更复杂，由于陆港两地实行不同的户籍制度。根据内地相关条例，一个自然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即居港权与内地户口不可兼有，一定要放弃其一。梁楠前往派出所咨询，被告知要为孩子上户口“必须放弃香港身份”。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答复是：香港居留权的原则是“一经拥有，永不丧失”，“香港现行法例并无放弃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条款”这成为一个难解的悖论。在香港，公民身份的确立实行“落地原则”，只要一出生就自然拥有且很难自由放弃，但内地的户籍制度又执行单一户籍原则。这些“双非”家庭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只想孩子能尽快拿到内地户籍，一家团聚，回到原点。”梁楠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梁楠的新方案迅速“出台”：第一招是买房落户，到深圳或京津地区。经过查询，梁楠发现，执行多年购房入户政策的深，圳自2012年停止执行。随后，梁楠打听到，天津有允许港籍人士全款买房给予“蓝印户口”的政策，她和丈夫都很兴奋。张侃准备“咬咬牙买房，全家搬到天津”时，附加条件又如一盆冷水泼下来：限18岁以上港人入户，“双非”孩童不可以。
　　最后，梁楠还是用了最不想用的那招——造一个“隐形的孩子”。事实上是给儿子造一个虚假的内地身份：改年龄，改名字，以及一个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证”。这个证的获得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关系和钱找医院开，另一个是找造假证的。这与许多同样一筹莫展的“双非”家长不谋而合。梁楠说，她5岁儿子问到“妈妈，我是香港人吗”，自己不知如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