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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问题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我国绝大多数市县政府已普遍建立了保障性住房制度与供应体系。按供应对象的可支付水平，全国各地市县政府已推出了包括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和两限商品房四类保障性住房，但全国各地普遍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向中低收入供应保障住房。
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全面停止福利分房，采取了住房分配货币化和市场化的彻底改革。但如何让处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能够买得起适宜的住房的问题也同时摆在了我国各级政府的面前。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标志着以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基本建立。
自1998年初步建立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住房保障体系后的10余年问，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就始终在质疑责难声中、在各级政府美好的愿望中、在广大中低收入群众的期盼中，始终不懈地建设着。10余年来，虽各级各地政府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更新政策、制定规划、加大投资力度，但终因一方面政策、制度还存在严重缺陷、执行乏力，另一方面保障房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最终致使保障房的保障作用和功能大打折扣，“保障性住房的初衷彻底被扭曲”。当前，保障性住房存在的问题已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一是政府投入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二是政府投向保障性住房的土地放量过少。因此造成保障性住房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特别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建设无法满足众多特别困难的家庭需要。根据收入测算，属于中低收入的家庭一般占社会总家庭的比重为80％。也就是说，市场上住房总量的的80％应纳入保障房体系供应。但事实上，不论从保障房的投资总额，还是开工面积都远远低于一般商品房的水平。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产生，有限的政府投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低收入的家庭的住房问题。短时间内，政府不可能解决大多数家庭的住房问题。
二、保障房类型体系不清。目前，政府向社会家庭提供的保障住房类型主要包括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和公共租赁房四种类型。有些地方为了回笼资金，廉租房也公开向社会出售，成了事实上的“廉售房”。而各类型保障房之间的衔接关系不能很好地覆盖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出现了“租不到、买不起”或“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夹心层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保障房类型体系设计不合理造成。缺乏满足不同收入层次家庭需要的差别化保障住房体系的详细设计，对各种房型的保障功能定位不清、保障层次的厘定不明。
三、居民收入审查形同虚设。按政策规定，保障性住房只能出租或出售给中低收入的家庭，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已经基本失去了意义。不排除保障房还是解决了一批生活非常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但一些保障性住房被高收入家庭或已有一套或多套住房的家庭所租用或购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众多学者呼吁取消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原因。出现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形同虚设的审查制度以及缺少相应的公开透明的程序所造成。众所周知，按照我国目前的就业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家庭理财体系(包括家庭储蓄、投资、继承，等等)，就凭单位一纸证明很难核定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财产价值。而在核定上述收入上，又没有详细的规定。因此，在收入核定上，瞒报、少报、不报现象普遍存在，弄虚作假随处可见。造成这种审核失控局面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成分。如果我们在主观上，加强审核管理、改进审核办法，也能够大大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准确度。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
四、保障房标准过高。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标准也是备受争议和被广大群众、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为了满足部分人的不当需求，将经济适用房的“经济、适用”的要求抛在一边，曾一度出现超大面积、超高标准流行的风潮。经济适用房变成了面积200～30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复式房”或“经济适用别墅”。同样人多地少且住房保障制度运作良好的香港地区，廉租房(公屋)和经济适用房(居屋)面积分别在30平方米(4口之家)和60平方米以下，而我国内地的面积标准大都超过90平方米。经济适用房还存在功能或用材标准过高的问题。有的经济适用房有复式层、大露台、大阳台、高档外装修，等等。而香港的经济适用房则是在保证基本功能和建筑质量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一些档次较高的功能或用材，如香港经适房一般就没有窗台。标准过高，势必造成总价过大，中低收入人群同样买不起，最终还是落人高收入群体家庭，也就失去经济适用的意义。标准过高还会大大降低保障房的供给，加剧房源紧张的局面。
五、缺乏科学的轮候制度。保障性住房的分配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按照一定的公平合理的规则进行，不能采取市场的方法。除了严格的资格准人制度外，还要有科学合理的轮候制度。在保障性住房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轮候制度才能保证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和公平性。我们现在采取排队、先到先得，或大规模抽签的做法存在着很多弊端。第，严重失去了公平性；第二，容易造成群体事件；第三，还会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第四，容易滋生腐败行为。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缺乏科学合理的轮候制度，以至于大量出现分配不公、事件频发、不法分子猖獗、腐败横生的局面。
六、定向分配导致变相福利分房。保障性住房应该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出租或发售，任何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都有资格按照公平合理的轮候顺序租到或买到保障性住房。然而，很多地方政府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部分或全部被指定给特定的单位或特定的群体租用或购买。更有甚者，分配到特定单位或群体后，在分配时，就演变了福利分房，按照职务高低、资历深浅，不管是否具备经济适用房的资格，都可购买。定向分配造成了许多高收入群体具有购买保障性住房的机会，严重损坏了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平性，剥夺了社会上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权利和利益。定向分配还很容易向特权阶层倾斜，也容易助长腐败行为。不少地方超标准建设的公务员小区就是典型事例。定向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倒退，而其又在缺失了福利分房时代的严格轮候制度特定环境下，给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制度造成了混乱或产生特权的集体寻租行为。
未来
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自从建立那天起，就带着先天不足，在质疑声中一路走过10余年的历程。虽然说10 余年来保障住房的建设解决了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困难，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原本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保障性住房在现实操作中难以实现政府的初衷，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日益暴露和突出，使保障性住房的发展面临着重大考验。
历年“两会”期间，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住房问题，都会引发代表委员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方式的激烈争论。针对保障性住房中的主体——经济适用房的未来发展形成了三派观点：一派观点是肯定经济适用房在保证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平抑商品房价格、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必须坚持，并逐步完善该制度；另一派观点是强烈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制度，认为经济适用房在解决我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上收效甚微，还导致了许多问题，如政策失效和滋生腐败等；第三派观点是认为国家应该转变经济适用房制度，在保障性住房政策思路上，积极探讨廉租房的建设，以此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那么，如何看待我国保障性用房的未来发展，则是摆在中国政府、专家学者、社会大众面前的一个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拥有适当的住房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之一，与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障一样，也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住房权是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从实践上看，世界各国和地区也普遍实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住房保障制度，而且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因此，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建立有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从我国10余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成果上分析，虽然存在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但保障房建设取得的成绩也显而易见。首先，确实有一大批中低收入的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保障性住房制度是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次序解决住房问题，而商品房制度在市场机制中，客观上永远是从高收入到低收入次序解决住房问题。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制度，中低收入家庭将会长期或永远也不能获得基本住房权。至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实施，让一部分中低收入的家庭实现了住房梦，让更多的家庭也看到了拥有住房的希望。因而，在众多的质疑声中，也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和家庭的认同。其次，保障房建设对调控房地产市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已将土地供给作为第四大宏观调控手段，保障房的建设就是土地宏观调控的有力政策工具。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减少商品房用地投入市场，可以降低房地产总体价格水平，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能抑制房地产过热。实践证明，一些以保障住房供应为主题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我国香港，住宅市场运行都较为平稳。
为此，我们看到，10余年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不但没有削弱或停止，而且越来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也逐步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和社会群众的认同。近几年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和投入说明，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0年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强化政府责任，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而已经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中的《住房保障法》则会将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地方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各地根据中央的政策，正在迅速完善保障住房体系建设、制度体系建设、投资体系建设。未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成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
发展障碍
然而，要想建立一个有效的住房保障体系，还必须克服一系列制度上的发展障碍，深入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而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障碍还要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基本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基础上得到根本消除。保障性的住房建设实际上是一个长期需要落实的政策，这个政策不可能凭一次运动或者一次运动型的整顿得到很好的效果。
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客观上形成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必然造成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和投资不足。地方政府一时不能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商业用地供应比例过高，而保障性住房供应比例过低的局面就会存在。而土地收益游离财政预算之外或用途监管失控，更不能保证用于民生的保障性住房投资得到满足。土地出让制度的确立虽说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发展进步，但在缺少相应制度，如物业税制度、土地收益的使用及监管制度等调整与约束，则会形成保障住房制度建设的障碍。
不合理或缺失的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个人税收制度、信用制度和财产登记申报监管制度阻碍了保障性住房制度建立、完善和实施。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与个人税收制度，以及财产的登记制度(如房产登记)不能为申请保障性住房提供可靠的收入及个人资产审核的依据。这就很容易造成申报者、申报人所在单位和审核者的弄虚作假行为。而对于弄虚作假行为没有相应完善的制度加以规范和制裁，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没有明确应该纳入刑法调节范围的行为。
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开透明的程序，也是影响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实质性信息披露，而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已引起学界和公众强烈反响，甚至呼吁取消经济适用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进程的背景下，要真正做到信息公开、程序透明，还要相关部门做出巨大努力。
以部门和单位为基础的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体制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分配方式。以部门或单位定向分配以及单位集资、单位自建与单位内部分配的住房分配形式消减了保障性住房的社会供应能力，加剧了不合理程度，也带来了保障性住房分配的严重不公平性和集体寻租行为、乃至个人寻租行为。以部门或单位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和管理的体制会严重阻碍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我国绝大多数市县政府已普遍建立了保障性住房制度与供应体系。按供应对象的可支付水平，全国各地市县政府已推出了包括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和两限商品房四类保障性住房，但全国各地普遍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向中低收入供应保障住房。
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全面停止福利分房，采取了住房分配货币化和市场化的彻底改革。但如何让处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能够买得起适宜的住房的问题也同时摆在了我国各级政府的面前。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标志着以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基本建立。
自1998年初步建立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住房保障体系后的10余年问，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就始终在质疑责难声中、在各级政府美好的愿望中、在广大中低收入群众的期盼中，始终不懈地建设着。10余年来，虽各级各地政府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更新政策、制定规划、加大投资力度，但终因一方面政策、制度还存在严重缺陷、执行乏力，另一方面保障房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最终致使保障房的保障作用和功能大打折扣，“保障性住房的初衷彻底被扭曲”。当前，保障性住房存在的问题已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一是政府投入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二是政府投向保障性住房的土地放量过少。因此造成保障性住房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特别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建设无法满足众多特别困难的家庭需要。根据收入测算，属于中低收入的家庭一般占社会总家庭的比重为80％。也就是说，市场上住房总量的的80％应纳入保障房体系供应。但事实上，不论从保障房的投资总额，还是开工面积都远远低于一般商品房的水平。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产生，有限的政府投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低收入的家庭的住房问题。短时间内，政府不可能解决大多数家庭的住房问题。
二、保障房类型体系不清。目前，政府向社会家庭提供的保障住房类型主要包括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和公共租赁房四种类型。有些地方为了回笼资金，廉租房也公开向社会出售，成了事实上的“廉售房”。而各类型保障房之间的衔接关系不能很好地覆盖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出现了“租不到、买不起”或“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夹心层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保障房类型体系设计不合理造成。缺乏满足不同收入层次家庭需要的差别化保障住房体系的详细设计，对各种房型的保障功能定位不清、保障层次的厘定不明。
三、居民收入审查形同虚设。按政策规定，保障性住房只能出租或出售给中低收入的家庭，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已经基本失去了意义。不排除保障房还是解决了一批生活非常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但一些保障性住房被高收入家庭或已有一套或多套住房的家庭所租用或购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众多学者呼吁取消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原因。出现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形同虚设的审查制度以及缺少相应的公开透明的程序所造成。众所周知，按照我国目前的就业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家庭理财体系(包括家庭储蓄、投资、继承，等等)，就凭单位一纸证明很难核定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财产价值。而在核定上述收入上，又没有详细的规定。因此，在收入核定上，瞒报、少报、不报现象普遍存在，弄虚作假随处可见。造成这种审核失控局面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成分。如果我们在主观上，加强审核管理、改进审核办法，也能够大大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准确度。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
四、保障房标准过高。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标准也是备受争议和被广大群众、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为了满足部分人的不当需求，将经济适用房的“经济、适用”的要求抛在一边，曾一度出现超大面积、超高标准流行的风潮。经济适用房变成了面积200～30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复式房”或“经济适用别墅”。同样人多地少且住房保障制度运作良好的香港地区，廉租房(公屋)和经济适用房(居屋)面积分别在30平方米(4口之家)和60平方米以下，而我国内地的面积标准大都超过90平方米。经济适用房还存在功能或用材标准过高的问题。有的经济适用房有复式层、大露台、大阳台、高档外装修，等等。而香港的经济适用房则是在保证基本功能和建筑质量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一些档次较高的功能或用材，如香港经适房一般就没有窗台。标准过高，势必造成总价过大，中低收入人群同样买不起，最终还是落人高收入群体家庭，也就失去经济适用的意义。标准过高还会大大降低保障房的供给，加剧房源紧张的局面。
五、缺乏科学的轮候制度。保障性住房的分配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按照一定的公平合理的规则进行，不能采取市场的方法。除了严格的资格准人制度外，还要有科学合理的轮候制度。在保障性住房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轮候制度才能保证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和公平性。我们现在采取排队、先到先得，或大规模抽签的做法存在着很多弊端。第，严重失去了公平性；第二，容易造成群体事件；第三，还会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第四，容易滋生腐败行为。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缺乏科学合理的轮候制度，以至于大量出现分配不公、事件频发、不法分子猖獗、腐败横生的局面。
六、定向分配导致变相福利分房。保障性住房应该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出租或发售，任何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都有资格按照公平合理的轮候顺序租到或买到保障性住房。然而，很多地方政府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部分或全部被指定给特定的单位或特定的群体租用或购买。更有甚者，分配到特定单位或群体后，在分配时，就演变了福利分房，按照职务高低、资历深浅，不管是否具备经济适用房的资格，都可购买。定向分配造成了许多高收入群体具有购买保障性住房的机会，严重损坏了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平性，剥夺了社会上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权利和利益。定向分配还很容易向特权阶层倾斜，也容易助长腐败行为。不少地方超标准建设的公务员小区就是典型事例。定向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倒退，而其又在缺失了福利分房时代的严格轮候制度特定环境下，给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制度造成了混乱或产生特权的集体寻租行为。
未来
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自从建立那天起，就带着先天不足，在质疑声中一路走过10余年的历程。虽然说10 余年来保障住房的建设解决了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困难，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原本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保障性住房在现实操作中难以实现政府的初衷，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日益暴露和突出，使保障性住房的发展面临着重大考验。
历年“两会”期间，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住房问题，都会引发代表委员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方式的激烈争论。针对保障性住房中的主体——经济适用房的未来发展形成了三派观点：一派观点是肯定经济适用房在保证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平抑商品房价格、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必须坚持，并逐步完善该制度；另一派观点是强烈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制度，认为经济适用房在解决我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上收效甚微，还导致了许多问题，如政策失效和滋生腐败等；第三派观点是认为国家应该转变经济适用房制度，在保障性住房政策思路上，积极探讨廉租房的建设，以此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那么，如何看待我国保障性用房的未来发展，则是摆在中国政府、专家学者、社会大众面前的一个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拥有适当的住房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之一，与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障一样，也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住房权是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从实践上看，世界各国和地区也普遍实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住房保障制度，而且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因此，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建立有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从我国10余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成果上分析，虽然存在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但保障房建设取得的成绩也显而易见。首先，确实有一大批中低收入的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保障性住房制度是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次序解决住房问题，而商品房制度在市场机制中，客观上永远是从高收入到低收入次序解决住房问题。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制度，中低收入家庭将会长期或永远也不能获得基本住房权。至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实施，让一部分中低收入的家庭实现了住房梦，让更多的家庭也看到了拥有住房的希望。因而，在众多的质疑声中，也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和家庭的认同。其次，保障房建设对调控房地产市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已将土地供给作为第四大宏观调控手段，保障房的建设就是土地宏观调控的有力政策工具。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减少商品房用地投入市场，可以降低房地产总体价格水平，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能抑制房地产过热。实践证明，一些以保障住房供应为主题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我国香港，住宅市场运行都较为平稳。
为此，我们看到，10余年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不但没有削弱或停止，而且越来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也逐步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和社会群众的认同。近几年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和投入说明，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0年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强化政府责任，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而已经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中的《住房保障法》则会将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地方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各地根据中央的政策，正在迅速完善保障住房体系建设、制度体系建设、投资体系建设。未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成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
发展障碍
然而，要想建立一个有效的住房保障体系，还必须克服一系列制度上的发展障碍，深入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而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障碍还要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基本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基础上得到根本消除。保障性的住房建设实际上是一个长期需要落实的政策，这个政策不可能凭一次运动或者一次运动型的整顿得到很好的效果。
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客观上形成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必然造成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和投资不足。地方政府一时不能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商业用地供应比例过高，而保障性住房供应比例过低的局面就会存在。而土地收益游离财政预算之外或用途监管失控，更不能保证用于民生的保障性住房投资得到满足。土地出让制度的确立虽说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发展进步，但在缺少相应制度，如物业税制度、土地收益的使用及监管制度等调整与约束，则会形成保障住房制度建设的障碍。
不合理或缺失的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个人税收制度、信用制度和财产登记申报监管制度阻碍了保障性住房制度建立、完善和实施。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与个人税收制度，以及财产的登记制度(如房产登记)不能为申请保障性住房提供可靠的收入及个人资产审核的依据。这就很容易造成申报者、申报人所在单位和审核者的弄虚作假行为。而对于弄虚作假行为没有相应完善的制度加以规范和制裁，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没有明确应该纳入刑法调节范围的行为。
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开透明的程序，也是影响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实质性信息披露，而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已引起学界和公众强烈反响，甚至呼吁取消经济适用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进程的背景下，要真正做到信息公开、程序透明，还要相关部门做出巨大努力。
以部门和单位为基础的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体制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分配方式。以部门或单位定向分配以及单位集资、单位自建与单位内部分配的住房分配形式消减了保障性住房的社会供应能力，加剧了不合理程度，也带来了保障性住房分配的严重不公平性和集体寻租行为、乃至个人寻租行为。以部门或单位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和管理的体制会严重阻碍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