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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寿终正寝。伪满垮台后，伪满“皇帝”溥仪的命运如何呢？随着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公布，揭示了溥仪被苏军俘虏后在苏联远东地区特别监狱中的生活的真实情况。
在苏联被拘留期间，溥仪在生活上倒也得到优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宣布“退位”，历时13年的伪满洲国寿终正寝。日本驻伪满皇宫代表吉岗动员溥仪去日本。8月16日，溥仪、溥杰等人在沈阳机场等待赴日本的飞机到来时，一架苏联飞机从天而降。全副武装的苏军伞兵缴了机场日本守军的械，俘虏了溥仪等人。
溥仪等人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在通辽机场转机时，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的皇帝，都兴致勃勃地围拢过来一开眼界，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诙谐地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远东城市赤塔。1945年8月17日晚，押送溥仪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在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苏军卫戍司令宣布：“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
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溥仪感到很侥幸。一个月后，溥仪被迁往另一所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先是单独关押在郊区红河子别墅，后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监狱，与日本战犯关押在一起。这主要是为苏联有关方面写为东京审判作准备的材料。
1946年8月，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伪满洲国的“皇帝”出庭，引起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一时间成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1946年3月、8月、11月，1947年9月和1948年3月，国民政府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据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日记记载，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师彼得罗夫来访，“询问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注意。予答以当然注意”。
苏联政府开始时答应移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祯也很乐观地向记者表示：“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因彼为战争罪犯也。”不料从东京审判时起，苏联政府态度大变，一直未置可否，对中国要求引渡溥仪一事不予理睬。1946年8月18日的《申报》，以“我要求引渡溥仪，苏竟食言”为题进行了报道。1947年9月，西方的一些人开始散布舆论，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亲苏的“缓冲国”，就像日本人利用溥仪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愿意失去对溥仪的控制，以“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溥仪在苏联远东拘留期间，在生活上享受优待，一日三餐颇为丰富，还有面包、果品、奶油等午茶。另外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和治病。溥仪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侄儿和原随侍伺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
在溥仪看来，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出来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吃穿用度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被苏联关押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数次上书苏联政府，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回忆说，溥仪当时担心以后会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所以数次给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写信，要求留在苏联。
与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将军对新中国的向往，与溥仪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俄罗斯国家对外档案馆的解密档案显示，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狱中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请愿书”，请求长期居留苏联。在信中，溥仪对苏联极力称颂，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申请长期居住苏联。溥仪在信中说：“……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志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这封信转到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手中，他给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请示如何处理溥仪的申请。根据克鲁格洛夫的请示我们得知，溥仪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爱新觉罗·毓彦也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对于溥仪的申请，苏联政府一直没有进行答复。在溥仪申请居留苏联的同时，1949年5月4日，一同关押在第45号特别监狱的张景惠、熙洽、南欣等36名原伪满洲国大臣、将军，联名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提出回国的请求。
在信中，张景惠等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张景惠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但是他们对祖国充满了向往之情：“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在这封信中，张景惠等人除了勇于承认错误外，“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跃然纸上，非常感人。
溥仪申请加入联共（布），希望成为第一个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皇帝
苏联政府迟迟不给予答复的态度，令溥仪感到忐忑不安。1949年7月29日，他直接向斯大林写信提出申请。在信中，溥仪以极为尊敬的态度，以几乎讨好的语气，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居留苏联。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在信中，溥仪对斯大林可以说是毕恭毕敬：“我觉得非常光荣的（地）给您写这封信，同时我为阁下在内外一切国务极繁忙之际，是非常抱歉的。但是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您的英明的预先判断德国希特拉匪邦的必然崩溃，更见您从容地指挥一切军务国务的事实，更挽救了全世界人类免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匪徒覆吞的危险。”同时，溥仪对苏联进行了歌颂：“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为了实现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最后再次对斯大林进行了“感谢”：“……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现在我向您再郑重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敬意，并愿您长寿。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全苏联的人民的福祉。我敬祝全苏联人民的永久幸福和兴盛，并敬祝您永久健康和幸福。”
溥仪的这封讨好信写得可以说有些肉麻。溥仪的侄子、一同关在第45特别监狱的爱新觉罗·毓瞻的回忆，戳穿了溥仪“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的谎言。他说：“溥仪说将来的话咱也不能老在苏联呀，咱得由苏联接着上南美洲去吧。一看过去那时候可能是别的国家有些个皇帝，到南美洲当寓公去了，他也想着那个呢。”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溥仪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监狱管理人员，对他们必恭必敬，对他们的各种索取要求是有求必应，把自己携带的许多贵重物品赠与他们。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看上了溥仪的手表，那是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价值昂贵。这位军官伸出没有手表的手腕给溥仪看，溥仪心领神会，立即将手表戴在了军官的手腕上。第45号特别监狱负责人看到溥仪的一条项链十分华美，便以羡慕的语气说：“我要是有这样一条项链送给我妻子，那她该多么高兴啊！”溥仪当场将这条项链送给了他。第45号特别监狱的一位苏联翻译拿捏准了溥仪的心态，屡次讹诈溥仪。翻译有次故意对溥仪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溥仪顿时惊慌不已，马上送了他好多东西请求通融。
为了讨好苏联，实现居留苏联的目的，溥仪于1946年5月10日给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接受属于他个人的贵重物品，目的是“……把它们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苏联内务部估计，这些首饰、钟表、贵重金属和宝石等贵重物品按1946年收购价格值47.3万卢布。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监狱的学习中和广播里，溥仪听到最多的名词就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他不解地问看守军官：“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关系？”军官告诉他：“苏维埃是政权，布尔什维克是政党。”溥仪似懂非懂地说：“我懂了，在贵国布尔什维克是上等的人。”
于是，一个天真可笑的想法产生了。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一样，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那么只要由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就能留居在苏联了。溥仪找到看守的军官问：“你们布尔什维克接纳皇帝吗？”，并申请加入联共（布）。看守军官十分肯定地回答：“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接纳过皇帝，我相信永远也不会。”十月革命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很快就被秘密处决。溥仪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还颇不理解地说：“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苏联同意把溥仪移交给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了苏联。在与苏方的会谈中，毛泽东指示中方代表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毛泽东的理由是：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立即给予外交承认，因此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合法权利，增进中苏两国的联盟和友谊，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望，有必要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藉以迫使某些西方国家最终承认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因此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给予了支持。1950年3月1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在长春参观了溥仪住过14年的伪满皇宫。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联名致函斯大林，就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提出处理建议——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7月6日，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再次联名致函斯大林，建议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确定于1950年8月3日在中国黑龙江绥芬河车站移交溥仪等人。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在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监狱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在苏联的意愿。别尔面阔夫明确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
俄罗斯解密档案收入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向中国当局移交战俘情况致斯大林等人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得知：7月18日，在绥芬河车站，苏方向中方外交部代表鲁西（ЛуСи）（按：即陆曦）移交了969名日本战俘，其中有17名将军。8月3日，苏方向中方代表移交了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伪满洲国政府部长、将军和官吏共计58人及属于他们的私人物品。
这个报告还记录了溥仪当时的情绪：“在溥仪及其随从人员从哈巴罗夫斯克起程之前，曾收到谍报，说溥仪担心自己的命运，表现得十分神经质，并表达了想要自杀的念头。这是他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怂恿他这么干的。鉴于这种情况，将溥仪与其亲属、其余战俘和拘押者隔离开来，并在加强监视下送到向中国当局的移交地。”
8月3日凌晨6时，一列苏联客车缓缓开入绥芬河车站。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东北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引渡这批战俘的工作。在火车车厢上，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了移交工作。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介绍了这批战俘的情况。他说，这58人在苏联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复杂的。科富托夫还通报说：溥仪原计划逃亡日本。当被他们俘虏后，他又想留在苏联。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放走，一个也不留下。
移交结束时，溥仪给苏方写封感谢信，这封信原件保留在俄罗斯档案馆。在信中，溥仪说：“在苏联逗留期间，我受到了苏联政府方面以及斯大林大元帅本人的关怀。现在，在我即将离开苏联领土的时候，我对你们对我表现出的良好态度，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感谢。祝愿苏联人民永远繁荣昌盛，祝愿斯大林大元帅健康长寿。”
溥仪回国以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从1950年8月起，溥仪的改造生活开始了。1955年，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关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并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谈到镇反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对溥仪的处理办法：“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59年夏，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和伪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的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1959年9月14日，在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的建议。9月1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名单的第一名，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962年1月31日，在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等人的作陪下，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溥仪。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一起走进餐厅，他热情地把溥仪让到主宾席位上，还开玩笑说：“当年我们都是你的老百姓嘛，你当然要坐上席喽！”说完，开怀大笑。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旅途。
在苏联被拘留期间，溥仪在生活上倒也得到优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宣布“退位”，历时13年的伪满洲国寿终正寝。日本驻伪满皇宫代表吉岗动员溥仪去日本。8月16日，溥仪、溥杰等人在沈阳机场等待赴日本的飞机到来时，一架苏联飞机从天而降。全副武装的苏军伞兵缴了机场日本守军的械，俘虏了溥仪等人。
溥仪等人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在通辽机场转机时，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的皇帝，都兴致勃勃地围拢过来一开眼界，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诙谐地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远东城市赤塔。1945年8月17日晚，押送溥仪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在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苏军卫戍司令宣布：“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
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溥仪感到很侥幸。一个月后，溥仪被迁往另一所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先是单独关押在郊区红河子别墅，后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监狱，与日本战犯关押在一起。这主要是为苏联有关方面写为东京审判作准备的材料。
1946年8月，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伪满洲国的“皇帝”出庭，引起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一时间成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1946年3月、8月、11月，1947年9月和1948年3月，国民政府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据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日记记载，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师彼得罗夫来访，“询问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注意。予答以当然注意”。
苏联政府开始时答应移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祯也很乐观地向记者表示：“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因彼为战争罪犯也。”不料从东京审判时起，苏联政府态度大变，一直未置可否，对中国要求引渡溥仪一事不予理睬。1946年8月18日的《申报》，以“我要求引渡溥仪，苏竟食言”为题进行了报道。1947年9月，西方的一些人开始散布舆论，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亲苏的“缓冲国”，就像日本人利用溥仪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愿意失去对溥仪的控制，以“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溥仪在苏联远东拘留期间，在生活上享受优待，一日三餐颇为丰富，还有面包、果品、奶油等午茶。另外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和治病。溥仪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侄儿和原随侍伺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
在溥仪看来，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出来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吃穿用度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被苏联关押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数次上书苏联政府，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回忆说，溥仪当时担心以后会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所以数次给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写信，要求留在苏联。
与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将军对新中国的向往，与溥仪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俄罗斯国家对外档案馆的解密档案显示，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狱中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请愿书”，请求长期居留苏联。在信中，溥仪对苏联极力称颂，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申请长期居住苏联。溥仪在信中说：“……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志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这封信转到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手中，他给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请示如何处理溥仪的申请。根据克鲁格洛夫的请示我们得知，溥仪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爱新觉罗·毓彦也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对于溥仪的申请，苏联政府一直没有进行答复。在溥仪申请居留苏联的同时，1949年5月4日，一同关押在第45号特别监狱的张景惠、熙洽、南欣等36名原伪满洲国大臣、将军，联名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提出回国的请求。
在信中，张景惠等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张景惠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但是他们对祖国充满了向往之情：“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在这封信中，张景惠等人除了勇于承认错误外，“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跃然纸上，非常感人。
溥仪申请加入联共（布），希望成为第一个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皇帝
苏联政府迟迟不给予答复的态度，令溥仪感到忐忑不安。1949年7月29日，他直接向斯大林写信提出申请。在信中，溥仪以极为尊敬的态度，以几乎讨好的语气，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居留苏联。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在信中，溥仪对斯大林可以说是毕恭毕敬：“我觉得非常光荣的（地）给您写这封信，同时我为阁下在内外一切国务极繁忙之际，是非常抱歉的。但是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您的英明的预先判断德国希特拉匪邦的必然崩溃，更见您从容地指挥一切军务国务的事实，更挽救了全世界人类免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匪徒覆吞的危险。”同时，溥仪对苏联进行了歌颂：“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为了实现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最后再次对斯大林进行了“感谢”：“……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现在我向您再郑重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敬意，并愿您长寿。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全苏联的人民的福祉。我敬祝全苏联人民的永久幸福和兴盛，并敬祝您永久健康和幸福。”
溥仪的这封讨好信写得可以说有些肉麻。溥仪的侄子、一同关在第45特别监狱的爱新觉罗·毓瞻的回忆，戳穿了溥仪“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的谎言。他说：“溥仪说将来的话咱也不能老在苏联呀，咱得由苏联接着上南美洲去吧。一看过去那时候可能是别的国家有些个皇帝，到南美洲当寓公去了，他也想着那个呢。”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溥仪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监狱管理人员，对他们必恭必敬，对他们的各种索取要求是有求必应，把自己携带的许多贵重物品赠与他们。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看上了溥仪的手表，那是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价值昂贵。这位军官伸出没有手表的手腕给溥仪看，溥仪心领神会，立即将手表戴在了军官的手腕上。第45号特别监狱负责人看到溥仪的一条项链十分华美，便以羡慕的语气说：“我要是有这样一条项链送给我妻子，那她该多么高兴啊！”溥仪当场将这条项链送给了他。第45号特别监狱的一位苏联翻译拿捏准了溥仪的心态，屡次讹诈溥仪。翻译有次故意对溥仪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溥仪顿时惊慌不已，马上送了他好多东西请求通融。
为了讨好苏联，实现居留苏联的目的，溥仪于1946年5月10日给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接受属于他个人的贵重物品，目的是“……把它们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苏联内务部估计，这些首饰、钟表、贵重金属和宝石等贵重物品按1946年收购价格值47.3万卢布。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监狱的学习中和广播里，溥仪听到最多的名词就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他不解地问看守军官：“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关系？”军官告诉他：“苏维埃是政权，布尔什维克是政党。”溥仪似懂非懂地说：“我懂了，在贵国布尔什维克是上等的人。”
于是，一个天真可笑的想法产生了。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一样，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那么只要由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就能留居在苏联了。溥仪找到看守的军官问：“你们布尔什维克接纳皇帝吗？”，并申请加入联共（布）。看守军官十分肯定地回答：“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接纳过皇帝，我相信永远也不会。”十月革命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很快就被秘密处决。溥仪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还颇不理解地说：“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苏联同意把溥仪移交给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了苏联。在与苏方的会谈中，毛泽东指示中方代表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毛泽东的理由是：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立即给予外交承认，因此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合法权利，增进中苏两国的联盟和友谊，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望，有必要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藉以迫使某些西方国家最终承认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因此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给予了支持。1950年3月1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在长春参观了溥仪住过14年的伪满皇宫。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联名致函斯大林，就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提出处理建议——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7月6日，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再次联名致函斯大林，建议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确定于1950年8月3日在中国黑龙江绥芬河车站移交溥仪等人。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在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监狱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在苏联的意愿。别尔面阔夫明确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
俄罗斯解密档案收入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向中国当局移交战俘情况致斯大林等人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得知：7月18日，在绥芬河车站，苏方向中方外交部代表鲁西（ЛуСи）（按：即陆曦）移交了969名日本战俘，其中有17名将军。8月3日，苏方向中方代表移交了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伪满洲国政府部长、将军和官吏共计58人及属于他们的私人物品。
这个报告还记录了溥仪当时的情绪：“在溥仪及其随从人员从哈巴罗夫斯克起程之前，曾收到谍报，说溥仪担心自己的命运，表现得十分神经质，并表达了想要自杀的念头。这是他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怂恿他这么干的。鉴于这种情况，将溥仪与其亲属、其余战俘和拘押者隔离开来，并在加强监视下送到向中国当局的移交地。”
8月3日凌晨6时，一列苏联客车缓缓开入绥芬河车站。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东北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引渡这批战俘的工作。在火车车厢上，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了移交工作。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介绍了这批战俘的情况。他说，这58人在苏联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复杂的。科富托夫还通报说：溥仪原计划逃亡日本。当被他们俘虏后，他又想留在苏联。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放走，一个也不留下。
移交结束时，溥仪给苏方写封感谢信，这封信原件保留在俄罗斯档案馆。在信中，溥仪说：“在苏联逗留期间，我受到了苏联政府方面以及斯大林大元帅本人的关怀。现在，在我即将离开苏联领土的时候，我对你们对我表现出的良好态度，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感谢。祝愿苏联人民永远繁荣昌盛，祝愿斯大林大元帅健康长寿。”
溥仪回国以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从1950年8月起，溥仪的改造生活开始了。1955年，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关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并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谈到镇反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对溥仪的处理办法：“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59年夏，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和伪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的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1959年9月14日，在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的建议。9月1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名单的第一名，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962年1月31日，在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等人的作陪下，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溥仪。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一起走进餐厅，他热情地把溥仪让到主宾席位上，还开玩笑说：“当年我们都是你的老百姓嘛，你当然要坐上席喽！”说完，开怀大笑。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