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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本由美国资深外交官陶涵(Jay TayIor)教授撰写的《蒋经国传》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这本传记是大陆的出版集团第一次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首次在大陆刊发出版了蒋经国先生生前40张珍贵照片。而从19岁起就嫁给蒋经国、一直到88岁去世的蒋方良,也随之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这位仿佛蒋家王朝隐形人一般度过了一生的俄罗斯女人,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坚韧和包容,来融入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和她所深爱的蒋氏家族。
与处处喜欢锋芒毕露的婆婆宋美龄不同,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的蒋方良(1916年5月15日～2004年12月15日)一生处事低调,尽量避免介入政治生活。在台湾历来的领导人夫人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李登辉夫人曾文惠、陈水扁夫人吴淑珍等),她是公认的“隐形人”,从来听不到她对于任何事情公开发表意见。“中国的传统美德——温良恭俭让,她做得比中国女性还好,甚至宁波话都比蒋经国讲得好,还做得一手味道正宗的江浙菜肴。”台湾的媒体人曾经这样评价蒋方良,这一切都足以看出,作为一个俄罗斯人,蒋方良为了成为蒋家称职的儿媳妇所做的不懈努力与牺牲。
“塔哈”火车站的奇遇
美丽的俄罗斯少女芬娜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在一个叫。。塔哈’。的小火车站救助了一名年轻的中国小伙子尼古拉,她一生的幸福美好和艰难苦涩都从这一天开始。
出身于没落的俄罗斯贵族,自幼父母双亡,与姐姐相依为命,如果没有17岁时的那场偶遇,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的一生或许只是一个平凡女子生活轨迹的又一次重复,可是因为救助了一位中国青年,她的一生就注定了要与20世纪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连在一起,随之辗转起伏。
1933年2月,17岁的芬娜刚从西伯利亚靠近乌拉尔山的斯夫洛斯克一所工人技术学校放寒假归来,急着回家见到唯一的亲人——姐姐。急速的脚步使得她颈上漂亮的红围巾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中,像一束跳动的火苗。当走到“塔哈”的小火车站时,寒风刮得更紧,连开水房的门都被风吹开了,芬娜便一头钻进开水房里想避避风雪。等她边拍打身上的雪花边巡视环境时,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男人。他衣衫单薄破旧,瑟缩着钻在一堆稻草里面取暖。随着一声痛苦的呻吟,那人翻过身来,露出一张苍白憔悴的脸,原来他正在生病。
芬娜急忙冲到风雪里,到邻近的村子找来了药和黑面包。她又从站台的雪堆里找出柴火点燃。很快,火焰就把小小的房间烘烤热了,水壶里的冰块也融化沸腾。“快,喝碗热水吧!”芬娜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开水,送到男人的面前。她解开了头巾,一张白晳的鹅蛋脸上是一双蓝得清澈见底的眼睛。“你……你是谁?”男人迟疑地问着。“我是芬娜!你是谁?为什么睡在这里?”“我叫尼古拉,是从石可夫村来,要到很远的阿尔泰金矿去。”
芬娜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贪婪地喝着热水、啃着黑面包的男人,就是中国赫赫有名的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此时的蒋经国是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的学生,8年前从中国来到了向往中的革命圣地莫斯科。1927年他在苏联塔斯社的《真理报》上刊登了《讨蒋声明》。蒋经国不惜与父亲决裂,以表明自己彻底革命的决心。可是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过王明的排挤,被发配到偏远荒凉的阿尔泰金矿。芬娜此时见到的正是处于人生最低谷的蒋经国。“芬娜,我真有死的念头,我早已失去了父爱,又远别了母亲,我衷心向往的革命又抛弃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为了安抚蒋经国的失落和痛苦,芬娜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眼前这个眼神中充满痛苦的男人勾起了她对身世的感怀,无依无靠的凄凉之感让他们的心贴在了一起。
蒋经国再次见到善良美丽的芬挪是在一年以后,他已被解除了改造,并进入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程师。芬娜从技校毕业之后,也被分配到了这家工厂。两人的重逢充满了惊喜和甜蜜。他们一起散步在密林深处,一起游泳,一起享受爱情带来的幸福和满足。在这期间,蒋经国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斗争和挫折,不过在芬娜的陪伴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很快他就冲出了困境,先是被任命为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接着又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1935年3月,这对佳偶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婚礼,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建立起了温暖的家,一年之后,长子爱伦(蒋孝文)出生,一家三口的生活更平添了很多欢乐。
可是,丈夫所特有的身世背景,使得芬娜注定无法如此安然平静地生活一辈子,1937年4月,她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对蒋经国而言,这是阔别家乡12年后的再次归国,而对于芬娜,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与孤立。自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俄罗斯儿媳融入蒋氏家族
为了取得蒋氏家族的认可,芬娜不但改名换姓,也努力适应着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对严厉的公公和精明的婆婆,这位坚强的女子将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让做到了极致。
在面见公公蒋介石之前,芬娜和丈夫按照指示,要先认过“蒋夫人”宋美龄。蒋经国离开中国已达12年之久,一直没有见过这位继母,不过他明白,宋美龄对父亲影响至深,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家庭内部,她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芬娜眼里,这个婆婆雍容华贵,浑身上下都透着精明干练。宋美龄虽然觉得这个俄罗斯儿媳有语言障碍,不过她长得俊俏端庄,也不多事多语,当儿媳妇是个不错的人选。于是,这第一面,为这对婆媳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
半个月后,芬娜又随蒋经国和儿子一起回到了老家奉化县的溪口小镇。芬娜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上车前,换上了一件深蓝色缎面旗袍,看上去别有一番风韵。蒋经国一见到阔别12年的父亲,当场跪下磕头,可是芬娜因为不懂中国的礼仪,傻傻地站在蒋经国的身后,茫然不知所措。蒋介石心里虽然有些不悦,不过看到芬娜怀里那个活泼可爱的孙子,立刻就开心起来。蒋经国将自己在苏联如何吃苦,芬娜又是如何在艰难的岁月中照顾他,对他不离不弃的事情一一告诉了父亲。蒋介石对这位儿媳的看法也改观不少。“言语不通,可以慢慢学,找一个懂俄语的老师来教她国语。只是,你应该让她入乡随俗才是,你的媳妇不仅要穿中式的衣服,还要有中国名字,那个‘芬娜’就不要再叫了。”
于是,蒋介石亲自为芬娜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蒋芳娘”,不过后来因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觉得对一个小辈称呼“娘”很不方便,于是给她改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于是,蒋方良这个名字就陪伴芬娜度过了之后的半个多世纪。
1937年农历三月二十日,平日里安静的溪口小镇一下子车水马龙热闹起来,街道被从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赶来的政府官员们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来参加蒋介石为蒋经国夫妇补办的婚礼的。这一天,小镇沿街所有的商铺都张灯结彩,附近的乡邻也都来看热闹。礼炮响起,新郎官蒋经国终于见到了一身凤冠霞帔,穿着中式婚服的蒋方良。这位地道的俄罗斯少女, 如今变成了蒋氏家族长子的妻子,她能胜任如此艰巨的任务吗?她能博得蒋氏家族大家长们的喜爱吗?所有人心里都不免有些担忧。
接下来的日子里,蒋方良每天必到专门从慈溪请来的女教师董淼那里学习国语,她学得很认真也很起劲,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普通话的原因,她把非常难学的江浙口音都学得很到位。她还留心学会了几道蒋介石非常爱吃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什锦笋片、罗汉大虾和凤凰爬窝,她都做得有滋有味,连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吃了都连连称赞。
从嫁给蒋经国那天起,一直到他在政坛位高权重之时,蒋方良始终不肯让人称呼她为“蒋夫人”。在她看来,蒋氏家族里面只有一位“蒋夫人”,那就是宋美龄,别人只要称呼她蒋方良就可以了。她的低调内敛和温柔谦和让她在蒋氏家族里面站稳了脚跟,大家也渐渐接受和喜爱上这个美丽端庄的俄罗斯女人。在没跟丈夫来中国以前,她生活上虽然不奢华,却很自由;西伯利亚虽然寒冷,却是生身之地。而今,远离家乡,置身在一个关系复杂、礼数繁多的大家庭,蒋方良将过去的一切深埋在心,时时做事谨慎,说话小心。昔日的芬娜早已留在了故国,今日的蒋方良生活在公婆和丈夫的身后,低调而富于忍耐精神。
婚姻中的惊涛骇浪
遭遇丈夫的背叛,仍然痴心不悔地守候着整个家族的宁静,蒋方良的敦厚和忍耐让公婆都忍不住为她“主持公道”。在爱情中她宁愿选择全然相信对方,哪怕在最心痛的时刻+她都没有想过放弃。在婚姻的惊涛骇浪中,她守住了内心的安稳。
有台湾媒体人在蒋方良去世之后评论她说,她一生都处在宋美龄的阴影之下。不敢抛头露面,不敢以蒋夫人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一另外也因为蒋方良来自红色的苏联,这在国民党内部是很难被接受的。于是她只能谨言慎行,尽量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以此减少犯错的几率。这些都能说明蒋方良在嫁入蒋家这个权倾一时的家族之后,所要承受的超出常人的压力。不过最让蒋方良感到难以负荷的,却是丈夫的背叛。
1939年,蒋经国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查专员之后,他身边多了位貌美多姿的女秘书——章亚若。蒋方良此时正在兴办赣州儿童福利新村,她喜欢孩子,甚至将毛福梅送给她的金银首饰全部都贴补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身上。高兴之余,她却从跟她关系要好的保育员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传言:“听说专员公署新近来了一位女秘书,好漂亮的姑娘!听说那个姑娘很得蒋专员的喜欢呢!”这不是空穴来风,蒋方良也渐渐意识到了威胁,因为很多次,她居然在家里看到了章亚若的身影,而且章亚若在蒋经国身边办公到很晚。
后来,蒋经国更是在赣州城东郊的赤珠岭开办了三青团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一连几个月都不回家。蒋方良风闻那个漂亮的女秘书章亚若也参加了培训班。各种传闻搅得她心烦意乱。这段轰轰烈烈的婚外情甚至惊动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可是当他们想从蒋方良那儿问清楚情况时,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母亲不必再问,他待我和孩子很好。我不能背地里讲他的坏话,不能听信谣言。更不能背地里中伤我的丈夫!”当宋美龄问起蒋经国这段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婚外恋时,蒋方良选择了相信,她相信丈夫不会真的走到抛妻弃子那一步,她坚信丈夫对他们过去的患难之情还心存眷恋。正是她含泪的隐忍让蒋介石和宋美龄更加要为她“主持公道”。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章亚若被送往桂林,在生下一对双胞胎之后,突然离世。
经历了这次情感波折,蒋经国也将心收了回来,全心放在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对家庭的关心上。随着地位的稳步提升,他也从原来支持蒋方良作为女性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变成了希望她能守在家里。于是蒋方良再一次遵从中国传统女性的习俗,选择了顺从丈夫的愿望,安心在家操持家务。这期间,她对书法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认真观看颜真卿的拓片,还临摹练习,几年下来居然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绘画上面她喜欢山水鸟兽与花卉,还在重庆举办过个人的小型画展。曾有内行人这样评价她的作品:“蒋方良画作的水平应该在中上程度,以一位外国女人的身份,来中国9年竟有如此的水平,堪称难能可贵。”
作为政治家的夫人,除了人前的表面风光,还要承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危险。就在蒋方良准备迎接她的第四个孩子的时候,蒋经国却因为在上海担任经济管制副督导员,对上海本地展开“打虎”行动而得罪了不少富商和帮派,其中就有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蒋方良经常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恐吓电话,她终日担心丈夫的安危。有一天清晨,一个电话吵醒了睡眼惺忪的蒋方良,电话里,一个女人告诉她,蒋经国正在汇丰银行。而8点那里将发生爆炸,目标就是蒋经国。
备受惊吓的蒋方良想也没想就冲出了家门,挺着即将分娩的肚子,坐车直奔汇丰银行。她不知道自己中了孔令侃的奸计,她被骗到汇丰银行门口,刚要下车时,一辆早就等候在那里的红色汽车,像箭一样撞向了蒋方良乘坐的轿车。车窗玻璃被震得粉碎,蒋方良在一声惨叫之后不省人事。等她醒过来才发现,自己第三个儿子蒋孝勇已经出世,虽然是早产,所幸母子平安。
忍看家族四散零落
在台湾,蒋经国经历了他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但是也因为子女身处一个特殊的家庭,压力和家族遗传病使得蒋方良的3个儿子先后离她而去,偌大个台北官邸,只有她一个人独自徘徊追思往事。
出生于苏联的蒋方良,来到中国大陆后便将故国藏于心底;而1949年随夫远走台湾后,她又必须割舍掉生活了十来年的大陆——她的又一个故乡。在这个气候与她的出生地截然相反的宝岛上,在一年四季都没有冬天的台湾,她体验着世态的冷暖,伴随着丈夫的如日中天而低调沉默地生活着。
蒋方良一生唯一的“官职”也在这里诞生,伴随着丈夫就任台湾领导人,她成为了“陆海空”三军幼稚园的董事长。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了,有了各自的职业和追求。为了排遣寂寞,蒋方良经常和幼稚园的孩子们一起玩乐。
可是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悲剧先是发生在长子孝文身上。1970年,蒋孝文因为家族遗传的糖尿病外加酗酒而突然昏迷,记忆力受损,紧跟着是长达19年的卧病在床。蒋方良看着儿子日渐消瘦的面容,只有暗自伤心垂泪。1988年,与蒋方良携手走过了53年风雨历程的“心灵支柱”蒋经国病逝,蒋方良觉得自己的世界顿时塌了一大半。厄运从此接二连三而来,1989年。在父亲去世一年之后,蒋孝文也溘然离世,年仅54岁。之后是孝武,1991年,他也因患慢性胰腺炎去世,年仅46岁。1996年,蒋方良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也因癌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短短8年的时间,家族就这样被病魔折磨得分崩离析。蒋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从官邸到荣民总医院的路,因为一踏上这条路,就意味着又有一位至亲的家人要被病魔带走。
蒋孝勇去世之后,蒋方良唯一的女儿蒋孝章也因早前执意要嫁给大自己十多岁的俞扬和而与家庭心生隔阂,久居美国。蒋方良独自一人度过了8年孤寂的时光,每天她要做的事情就是读报和对着丈夫和儿女们的相片发呆,靠往日幸福的回忆支撑自己走完生命最后的一程。2004年12月15日,88岁的蒋方良带着心底深深的遗憾,以及对蒋氏家族的忠诚和热爱,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而此时,她唯一的女儿也远在美国患病不起。据医护人员回忆,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向来寡言少语的蒋方良问医师:“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2004年12月27日,在孙儿蒋友松、蒋友柏等人主持下,蒋方良的骨灰移至台湾大溪头寮陵寝,与蒋经国的灵柩永远地相伴在一起。
与处处喜欢锋芒毕露的婆婆宋美龄不同,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的蒋方良(1916年5月15日～2004年12月15日)一生处事低调,尽量避免介入政治生活。在台湾历来的领导人夫人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李登辉夫人曾文惠、陈水扁夫人吴淑珍等),她是公认的“隐形人”,从来听不到她对于任何事情公开发表意见。“中国的传统美德——温良恭俭让,她做得比中国女性还好,甚至宁波话都比蒋经国讲得好,还做得一手味道正宗的江浙菜肴。”台湾的媒体人曾经这样评价蒋方良,这一切都足以看出,作为一个俄罗斯人,蒋方良为了成为蒋家称职的儿媳妇所做的不懈努力与牺牲。
“塔哈”火车站的奇遇
美丽的俄罗斯少女芬娜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在一个叫。。塔哈’。的小火车站救助了一名年轻的中国小伙子尼古拉,她一生的幸福美好和艰难苦涩都从这一天开始。
出身于没落的俄罗斯贵族,自幼父母双亡,与姐姐相依为命,如果没有17岁时的那场偶遇,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的一生或许只是一个平凡女子生活轨迹的又一次重复,可是因为救助了一位中国青年,她的一生就注定了要与20世纪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连在一起,随之辗转起伏。
1933年2月,17岁的芬娜刚从西伯利亚靠近乌拉尔山的斯夫洛斯克一所工人技术学校放寒假归来,急着回家见到唯一的亲人——姐姐。急速的脚步使得她颈上漂亮的红围巾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中,像一束跳动的火苗。当走到“塔哈”的小火车站时,寒风刮得更紧,连开水房的门都被风吹开了,芬娜便一头钻进开水房里想避避风雪。等她边拍打身上的雪花边巡视环境时,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男人。他衣衫单薄破旧,瑟缩着钻在一堆稻草里面取暖。随着一声痛苦的呻吟,那人翻过身来,露出一张苍白憔悴的脸,原来他正在生病。
芬娜急忙冲到风雪里,到邻近的村子找来了药和黑面包。她又从站台的雪堆里找出柴火点燃。很快,火焰就把小小的房间烘烤热了,水壶里的冰块也融化沸腾。“快,喝碗热水吧!”芬娜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开水,送到男人的面前。她解开了头巾,一张白晳的鹅蛋脸上是一双蓝得清澈见底的眼睛。“你……你是谁?”男人迟疑地问着。“我是芬娜!你是谁?为什么睡在这里?”“我叫尼古拉,是从石可夫村来,要到很远的阿尔泰金矿去。”
芬娜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贪婪地喝着热水、啃着黑面包的男人,就是中国赫赫有名的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此时的蒋经国是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的学生,8年前从中国来到了向往中的革命圣地莫斯科。1927年他在苏联塔斯社的《真理报》上刊登了《讨蒋声明》。蒋经国不惜与父亲决裂,以表明自己彻底革命的决心。可是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过王明的排挤,被发配到偏远荒凉的阿尔泰金矿。芬娜此时见到的正是处于人生最低谷的蒋经国。“芬娜,我真有死的念头,我早已失去了父爱,又远别了母亲,我衷心向往的革命又抛弃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为了安抚蒋经国的失落和痛苦,芬娜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眼前这个眼神中充满痛苦的男人勾起了她对身世的感怀,无依无靠的凄凉之感让他们的心贴在了一起。
蒋经国再次见到善良美丽的芬挪是在一年以后,他已被解除了改造,并进入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程师。芬娜从技校毕业之后,也被分配到了这家工厂。两人的重逢充满了惊喜和甜蜜。他们一起散步在密林深处,一起游泳,一起享受爱情带来的幸福和满足。在这期间,蒋经国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斗争和挫折,不过在芬娜的陪伴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很快他就冲出了困境,先是被任命为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接着又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1935年3月,这对佳偶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婚礼,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建立起了温暖的家,一年之后,长子爱伦(蒋孝文)出生,一家三口的生活更平添了很多欢乐。
可是,丈夫所特有的身世背景,使得芬娜注定无法如此安然平静地生活一辈子,1937年4月,她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对蒋经国而言,这是阔别家乡12年后的再次归国,而对于芬娜,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与孤立。自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俄罗斯儿媳融入蒋氏家族
为了取得蒋氏家族的认可,芬娜不但改名换姓,也努力适应着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对严厉的公公和精明的婆婆,这位坚强的女子将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让做到了极致。
在面见公公蒋介石之前,芬娜和丈夫按照指示,要先认过“蒋夫人”宋美龄。蒋经国离开中国已达12年之久,一直没有见过这位继母,不过他明白,宋美龄对父亲影响至深,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家庭内部,她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芬娜眼里,这个婆婆雍容华贵,浑身上下都透着精明干练。宋美龄虽然觉得这个俄罗斯儿媳有语言障碍,不过她长得俊俏端庄,也不多事多语,当儿媳妇是个不错的人选。于是,这第一面,为这对婆媳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
半个月后,芬娜又随蒋经国和儿子一起回到了老家奉化县的溪口小镇。芬娜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上车前,换上了一件深蓝色缎面旗袍,看上去别有一番风韵。蒋经国一见到阔别12年的父亲,当场跪下磕头,可是芬娜因为不懂中国的礼仪,傻傻地站在蒋经国的身后,茫然不知所措。蒋介石心里虽然有些不悦,不过看到芬娜怀里那个活泼可爱的孙子,立刻就开心起来。蒋经国将自己在苏联如何吃苦,芬娜又是如何在艰难的岁月中照顾他,对他不离不弃的事情一一告诉了父亲。蒋介石对这位儿媳的看法也改观不少。“言语不通,可以慢慢学,找一个懂俄语的老师来教她国语。只是,你应该让她入乡随俗才是,你的媳妇不仅要穿中式的衣服,还要有中国名字,那个‘芬娜’就不要再叫了。”
于是,蒋介石亲自为芬娜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蒋芳娘”,不过后来因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觉得对一个小辈称呼“娘”很不方便,于是给她改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于是,蒋方良这个名字就陪伴芬娜度过了之后的半个多世纪。
1937年农历三月二十日,平日里安静的溪口小镇一下子车水马龙热闹起来,街道被从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赶来的政府官员们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来参加蒋介石为蒋经国夫妇补办的婚礼的。这一天,小镇沿街所有的商铺都张灯结彩,附近的乡邻也都来看热闹。礼炮响起,新郎官蒋经国终于见到了一身凤冠霞帔,穿着中式婚服的蒋方良。这位地道的俄罗斯少女, 如今变成了蒋氏家族长子的妻子,她能胜任如此艰巨的任务吗?她能博得蒋氏家族大家长们的喜爱吗?所有人心里都不免有些担忧。
接下来的日子里,蒋方良每天必到专门从慈溪请来的女教师董淼那里学习国语,她学得很认真也很起劲,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普通话的原因,她把非常难学的江浙口音都学得很到位。她还留心学会了几道蒋介石非常爱吃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什锦笋片、罗汉大虾和凤凰爬窝,她都做得有滋有味,连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吃了都连连称赞。
从嫁给蒋经国那天起,一直到他在政坛位高权重之时,蒋方良始终不肯让人称呼她为“蒋夫人”。在她看来,蒋氏家族里面只有一位“蒋夫人”,那就是宋美龄,别人只要称呼她蒋方良就可以了。她的低调内敛和温柔谦和让她在蒋氏家族里面站稳了脚跟,大家也渐渐接受和喜爱上这个美丽端庄的俄罗斯女人。在没跟丈夫来中国以前,她生活上虽然不奢华,却很自由;西伯利亚虽然寒冷,却是生身之地。而今,远离家乡,置身在一个关系复杂、礼数繁多的大家庭,蒋方良将过去的一切深埋在心,时时做事谨慎,说话小心。昔日的芬娜早已留在了故国,今日的蒋方良生活在公婆和丈夫的身后,低调而富于忍耐精神。
婚姻中的惊涛骇浪
遭遇丈夫的背叛,仍然痴心不悔地守候着整个家族的宁静,蒋方良的敦厚和忍耐让公婆都忍不住为她“主持公道”。在爱情中她宁愿选择全然相信对方,哪怕在最心痛的时刻+她都没有想过放弃。在婚姻的惊涛骇浪中,她守住了内心的安稳。
有台湾媒体人在蒋方良去世之后评论她说,她一生都处在宋美龄的阴影之下。不敢抛头露面,不敢以蒋夫人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一另外也因为蒋方良来自红色的苏联,这在国民党内部是很难被接受的。于是她只能谨言慎行,尽量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以此减少犯错的几率。这些都能说明蒋方良在嫁入蒋家这个权倾一时的家族之后,所要承受的超出常人的压力。不过最让蒋方良感到难以负荷的,却是丈夫的背叛。
1939年,蒋经国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查专员之后,他身边多了位貌美多姿的女秘书——章亚若。蒋方良此时正在兴办赣州儿童福利新村,她喜欢孩子,甚至将毛福梅送给她的金银首饰全部都贴补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身上。高兴之余,她却从跟她关系要好的保育员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传言:“听说专员公署新近来了一位女秘书,好漂亮的姑娘!听说那个姑娘很得蒋专员的喜欢呢!”这不是空穴来风,蒋方良也渐渐意识到了威胁,因为很多次,她居然在家里看到了章亚若的身影,而且章亚若在蒋经国身边办公到很晚。
后来,蒋经国更是在赣州城东郊的赤珠岭开办了三青团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一连几个月都不回家。蒋方良风闻那个漂亮的女秘书章亚若也参加了培训班。各种传闻搅得她心烦意乱。这段轰轰烈烈的婚外情甚至惊动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可是当他们想从蒋方良那儿问清楚情况时,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母亲不必再问,他待我和孩子很好。我不能背地里讲他的坏话,不能听信谣言。更不能背地里中伤我的丈夫!”当宋美龄问起蒋经国这段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婚外恋时,蒋方良选择了相信,她相信丈夫不会真的走到抛妻弃子那一步,她坚信丈夫对他们过去的患难之情还心存眷恋。正是她含泪的隐忍让蒋介石和宋美龄更加要为她“主持公道”。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章亚若被送往桂林,在生下一对双胞胎之后,突然离世。
经历了这次情感波折,蒋经国也将心收了回来,全心放在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对家庭的关心上。随着地位的稳步提升,他也从原来支持蒋方良作为女性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变成了希望她能守在家里。于是蒋方良再一次遵从中国传统女性的习俗,选择了顺从丈夫的愿望,安心在家操持家务。这期间,她对书法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认真观看颜真卿的拓片,还临摹练习,几年下来居然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绘画上面她喜欢山水鸟兽与花卉,还在重庆举办过个人的小型画展。曾有内行人这样评价她的作品:“蒋方良画作的水平应该在中上程度,以一位外国女人的身份,来中国9年竟有如此的水平,堪称难能可贵。”
作为政治家的夫人,除了人前的表面风光,还要承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危险。就在蒋方良准备迎接她的第四个孩子的时候,蒋经国却因为在上海担任经济管制副督导员,对上海本地展开“打虎”行动而得罪了不少富商和帮派,其中就有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蒋方良经常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恐吓电话,她终日担心丈夫的安危。有一天清晨,一个电话吵醒了睡眼惺忪的蒋方良,电话里,一个女人告诉她,蒋经国正在汇丰银行。而8点那里将发生爆炸,目标就是蒋经国。
备受惊吓的蒋方良想也没想就冲出了家门,挺着即将分娩的肚子,坐车直奔汇丰银行。她不知道自己中了孔令侃的奸计,她被骗到汇丰银行门口,刚要下车时,一辆早就等候在那里的红色汽车,像箭一样撞向了蒋方良乘坐的轿车。车窗玻璃被震得粉碎,蒋方良在一声惨叫之后不省人事。等她醒过来才发现,自己第三个儿子蒋孝勇已经出世,虽然是早产,所幸母子平安。
忍看家族四散零落
在台湾,蒋经国经历了他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但是也因为子女身处一个特殊的家庭,压力和家族遗传病使得蒋方良的3个儿子先后离她而去,偌大个台北官邸,只有她一个人独自徘徊追思往事。
出生于苏联的蒋方良,来到中国大陆后便将故国藏于心底;而1949年随夫远走台湾后,她又必须割舍掉生活了十来年的大陆——她的又一个故乡。在这个气候与她的出生地截然相反的宝岛上,在一年四季都没有冬天的台湾,她体验着世态的冷暖,伴随着丈夫的如日中天而低调沉默地生活着。
蒋方良一生唯一的“官职”也在这里诞生,伴随着丈夫就任台湾领导人,她成为了“陆海空”三军幼稚园的董事长。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了,有了各自的职业和追求。为了排遣寂寞,蒋方良经常和幼稚园的孩子们一起玩乐。
可是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悲剧先是发生在长子孝文身上。1970年,蒋孝文因为家族遗传的糖尿病外加酗酒而突然昏迷,记忆力受损,紧跟着是长达19年的卧病在床。蒋方良看着儿子日渐消瘦的面容,只有暗自伤心垂泪。1988年,与蒋方良携手走过了53年风雨历程的“心灵支柱”蒋经国病逝,蒋方良觉得自己的世界顿时塌了一大半。厄运从此接二连三而来,1989年。在父亲去世一年之后,蒋孝文也溘然离世,年仅54岁。之后是孝武,1991年,他也因患慢性胰腺炎去世,年仅46岁。1996年,蒋方良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也因癌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短短8年的时间,家族就这样被病魔折磨得分崩离析。蒋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从官邸到荣民总医院的路,因为一踏上这条路,就意味着又有一位至亲的家人要被病魔带走。
蒋孝勇去世之后,蒋方良唯一的女儿蒋孝章也因早前执意要嫁给大自己十多岁的俞扬和而与家庭心生隔阂,久居美国。蒋方良独自一人度过了8年孤寂的时光,每天她要做的事情就是读报和对着丈夫和儿女们的相片发呆,靠往日幸福的回忆支撑自己走完生命最后的一程。2004年12月15日,88岁的蒋方良带着心底深深的遗憾,以及对蒋氏家族的忠诚和热爱,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而此时,她唯一的女儿也远在美国患病不起。据医护人员回忆,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向来寡言少语的蒋方良问医师:“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2004年12月27日,在孙儿蒋友松、蒋友柏等人主持下,蒋方良的骨灰移至台湾大溪头寮陵寝,与蒋经国的灵柩永远地相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