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曾说过他一生的头等大事是他父亲的藏书室，他大部分的书都是在那里读的。我也是从父亲的藏书开始阅读的。我父亲虽然只读到初中毕业，但是在他年轻时就显示出了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我隐约记得在我幼年时期的一个冬天，他在我家狭小的客厅专注地用石膏做一个女神的塑像，我记得他在我的小学图画本上画出过栩栩如生的小鸟，他写一手好字，硬笔和软笔兼修，但是这些我都没有继承。他曾教我练习书法，发现我并无兴趣，就放弃了。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他占据家具一角的一大柜子藏书，《红楼梦》《唐诗三百首》《宋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爱》《汪国真诗集》等，有他的文艺女神三毛的所有作品，还有他常年订阅的《读者》《文摘》《辽宁青年》……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北方乡村已经实属难得。受时代的影响，我父亲也是个汪国真式的抒情诗人，年轻时发表过诗歌。他记忆力非常好，经常给我大段地背诵诗歌和文章的片段，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他具体背诵过什么了，回想起来应该多是些关于生活哲学的;我也不记得我看过的父亲的那些书对我有什么具体影响，只知道自己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囫囵吞枣地读了那些书，我当时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很多东西的。
　　但博尔赫斯说：“理解并不重要。正如我所说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感受诗歌……是父亲把诗歌带给我。”同样，是我的父亲把阅读和诗歌带给了我，给我埋下了诗歌形式的种子。直到我大学时期，当我读到海子、顾城、欧阳江河、北岛……及论坛时代很多当代诗人的诗歌，读到辛波斯卡、里尔克、勒韦尔迪、艾吕雅……我的诗句终于冲出我的肉体而出现了。其实我大学时代还读了一些国内外小说、散文，喜爱过鬼子、毕飞宇、迟子建、陈染、米兰·昆德拉、弗吉尼娅·伍尔夫、玛格丽特·杜拉斯，但我最终选择了诗歌，也许是诗歌选择了我。
　　如果说父亲带给我的是形式的，那母亲带给我的则是气质的、精神的，或者说是母亲教导我该持怎么样的生命态度。我母亲曾经是个民办小学教师，年轻时是公社里的文艺骨干，我曾在我外祖父家看到过她年轻时穿着藏族服饰演出的照片，耀眼，自信，仿佛身上有光，像那个时代的明星。婚后，她先是舍弃了工作，后又因与我父亲感情不和，加上生活的起伏波折，她渐渐失去了那种光彩。我几乎是在他们的吵吵闹闹中长大的。我曾经偷看过母亲的日记，大概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写对父亲的咒怨和内心的悲伤，但是没有，一本厚厚的日记本里只有一篇日记，只有寥寥几行字，云淡风轻地记录了那天她做了什么，孩子们在干什么。不怨怼，不激烈，看不出悲伤，也没有对命运的诘问，有的只是悲痛后的接受，节制，隐忍，坚韧，透出继续生活的决心。母亲的确有这种能力，很多次，我在夜晚听到她和父亲争吵不休，第二天早上母亲却如常起床，如常操持新的一天。但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并不能理清自己的感受，我只是担心她不开心。她当然是痛苦的，我也是痛苦的，母亲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但是生而为人，我们不能选择不痛苦，也许痛苦也是上帝给予人的礼物。尤其对诗人来说，痛苦给诗人带来某种阻滞和停顿，带来思考和感知的空间延宕，带来情绪的积累和诉说的欲望。事实上直到我读到索伦·克尔凯格尔：“幸福是把所有经历都投注进去就能求得解脱的痛苦。”我终于明白：面对命运的诘难，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像我母亲那样沉默地接受，倾尽自己，倾尽全力，泅浸其中，沉默地穿越那些痛苦的日子。我的母亲在沉默中，在那一代人朴素的坚持中，在毫不自知中，把自己活成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样本，也成为我不自知地去效仿的沉浸式生活范式的对象。
　　这造就了我的生存哲学，成为母亲那种在生活中沉默而坚强地穿越的人，也造就了我的诗歌理想，节制地倾诉，哪怕倾诉对象只是一张纸。写诗是我为自己找到的“树洞”。写诗对我而言是严肃的、神圣的，我不会轻易写下诗句，正如我平日里话语很少，不会轻易交谈。
　　圣埃里金纳说“世界是一场盛大的神启”，我想说的是：神启通过诗歌抵达。我写诗必须在一种极其安静的状态下，就是那种只能感受到自己，仿佛四下空寂，只有我一个人的那种情境。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才能理清思绪，仿佛从虚无之境递过来的手中接过一根丝的起点，我必须认真谨慎，才能沿着思绪，一点点把那根丝抽出来，去织成一首诗。每当这时候，我会有瞬间的自我满足感，我终于让那些无法被看见、被触摸的，从“虚无”之境飘来的虚无的意识——认知？神启？物化为一种被称为诗的文字。它们会被看见，被阅读，再次化为无物进入意识的维度么？它们会被人于茫茫虚无中撷取，给予他人某种启示？它们会被用另外的形式表达出来，转化为音乐、艺术，某种别的生产力？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刻我完成了自己，类似于蚕吐出它的丝，这仅仅是一种自由倾诉的渴望，是一次关于自我的简单的生命冲动。
　　但这种状态很难获得。如果没有想清楚，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对灵感的依赖，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不是那种依赖灵感写作的诗人，如果那样，我的写作将永远成为被动的等待，而非主动的表达。我从不信任灵感，换句话说我不认为灵感是不请自来的，相反它有赖于我们不懈地对人类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思想意识和随之带动的行为方式的敏锐观察和不断捕捉，我们必须勤奋，像不停歇的捕梦的网。我读过美国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巫士唐望的教诲》，这本书记录了他跟随在墨西哥沙漠偶遇的印第安巫师唐望学习巫术的过程，他的认知变化过程。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本书中唐望并不是一位只教授巫术实施技巧的技术层面的教练，而是一位教育作者进入全新认知系统的精神导师。我对其中的一段师徒对话印象深刻：“我要怎么做才能达到那个地步呢（是指进入一种境界，看见某种在正常状态下觉察不到的现象，领受某种启示或者洞悉某种秘密。所以我不认为巫术是一种迷信，它应该是一种遵循某种规律的科学，比如巫医用草药治病。有人认为这是一本作者杜撰的小说，但作者强调这是真实经历），唐望？”“你必须是个坚强的人，你的生活必须是真诚的。”“什么是真诚的生活呢？”“一种深思熟虑的，一种好的、坚强的生活。”这也是我理解的诗歌态度，即一种对生活极其忠诚的态度，一种坚持不懈地对自身存在的感知训练，一种对启示细致入微的捕捉能力训练。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才能被激发，才能抵达，我们的诉说才有意义，有力量。所以“好诗近巫”，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甚至揭示了某种不为常识、不容易察觉的认知、规律和本质，它加重、加深我们的感受，让我们的精神总是试图挣脱躯体的奴役，向未知拓进。
　　当然，作为女性，我的诗歌必须也无法避免地从女性本身出发，用女性的身体、感官感知这个世界，反映、书写女性视角的看见、思考、经历、体验。有人说“现在女性的诗歌写作缺乏社会意识”。我不以为然，女性当然有权利从身体出发，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女性存在状态的标本，女性是人类的部分，是无数个个性组成的“共同体”，所以女性的也是人类的，社会的。但我明白他们要说的“女性写作”的那种欠缺，女性往往容易陷入狭隘的女性经验，浅层地对表象的叙述和自身小情绪的抒情，且同质化倾向非常明显，从写作追求的角度出发，我认同这样的评判，但这不单纯是女性诗歌写作者的问题，与之相对的是男性写作也容易陷入对生活日常、自然环境的扁平叙述和浅层哲思，如何避免陷入这种写作窘境是所有真正追求诗歌写作的人都要警惕的。
　　但我似乎找到了克服它的方法：坚强而真诚地去生活，去体验，去求得那种“解脱”和“救赎”。正如我母亲和唐望教诲的那样。如果深究，也许它的原动力来自于我的原生家庭让我过早地体验了生活的艰辛，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的多种存在：真实的生活，表演的生活，理想的生活，精神的生活……以及对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理解、尊重。所以，我们的诗歌也是多样的，有生活的诗歌、想象的诗歌、精神的诗歌……
　　当然，在生命不断送来新的体验和寻求表达的自我平衡中，我们必须做到语言的精准——如何让公共语言成为自己的诗歌语言。布罗茨基说“你必须像对待银行账户那样地去积累自己的语言”，即便是卡夫卡，也认识到充分表达的不可能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对自我认知边界的不断更新和扩展中，在不断采撷语言试图寻求体验和表达的自我平衡中，在无法被替代的个体生命历程以及生命不断的自我完善中，在日复一日的现世生活中，诗给我们自己挖掘了一个精神出口，一个神奇的“树洞”，抵御了日常的枯燥、孤独和无谓的耗损，让我得以诉说，而对于无法言说的部分，我只有暂时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