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忽视甚至无视社会心理会导致无察觉危机的发生。试图完全把控和防范危机出现的传统应对策略可能会一时有效，但从长远看，这种社会管理思路还存在问题。要消弭这种波动和震荡，不是一个个地去找“源头”，而是要从社会心理着手，整体地去思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因势利导，问计于民。
关键词： 无察觉危机；社会心理；疏导；
“非典”之后，我曾接到任务，预测一下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危机。当时我发表的意见是，所有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将来恐怕都不会导致大的危机；如果将来有危机发生，就一定是我们现在没有想到的。这个意思与“无察觉危机”应该是非常相近的，但思考问题的方向却又不同。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对某些结果是“酿成了大祸”的危机“无察觉”呢？譬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我们没想到，其实西方各国也没有事先察觉。这也许从反面告诉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高科技手段，试图完全把控和防范危机出现的应对策略可能会一时有效，但从长远看、从全局看，这样的社会管理思路似乎还是存在问题。
历史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确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具体的历史过程却充满了偶然性。所以，要从“源头”去把控历史过程中每个具体事件所有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我们目前的认识似乎还达不到如此水平。尤其是当我们见到一个费尽心机罗列出来的“源头”（似曾相见的历史事件）出现，马上要准确判断其此后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影响力，恐怕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简单类比、对照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就确认眼前的事情也会这样发展，就有可能陷入认识误区。这恐怕就是党的历史决议中一再提到的“错误估计形势”。如果按这样的思路部署把控和防范危机，结果恐怕适得其反。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多惨痛的教训。反思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者是因为有了“匈牙利事件”，所以中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者是因为有了“苏联修正主义”，所以阶级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所有的危机都与社会心理相关
以上所说，是否就证明危机无从把控和防范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寻找所谓的“源头”，并将其作为孤立的个案来进行研究，因为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是不可能周延的。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整合的思路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平心而论，当今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更扩大些，还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与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相关，这就是“社会心理”。所谓“社会心理”，就是人们对社会现象普遍的感受和理解，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风貌和人心向背，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力。国外学者有论证，社会心理就像是一面凸透镜，通常很难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反映社会事件的本来面貌，经过其折射反映出来的“映像”不是被夸大了就是被缩小了。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由于从众心理的影响，人们常常会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尤其是负面的东西加以夸大，由此而导致的隔阂、猜忌与不信任，可能会引发出许多非理性行为。如今发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其根源也许都在于此。
说社会心理对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有影响，人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其实，社会心理对经济的影响更大。经济运行的诸多环节中，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少消费乃至不消费，那么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佳，消费趋于保守，都会马上在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有社会心理这个“幽灵”在作祟。
因此可以说，所谓“危机”，就是在导致社会不满的社会现实逐渐积聚的基础上，其负面影响经过社会心理的放大，最终导致的社会失衡、失序乃至动乱。
中国人为什么会变“刁”
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不稀罕当“顺民”而更愿意当“刁民”了，对“端碗-放碗”现象的归纳就是一种言简意赅的写照。其实，这也与社会心理相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可以分成5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的需要，往上是安全的需要，再往上是被社会认可的需要，更高一层是自尊的需要，最高层次则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还总结出一个有关人的“需要”的发展规律：往往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理需要基本可以得到满足；近年来，因为社会保障制度逐渐“覆盖全民”，安全的需要也算有了盼头。于是，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被社会承认的需要，也就是说，想在自己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内，让大家承认世上有“我”这一份子。现在有了网络、有了微博，那么多人乐于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是人们在试图表达自己“希望被社会承认的需要”。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实是难以用外力来长久压制的。因此也可以解释，如今中国人为什么不再像以往那么“顺服”而变得越来越“刁蛮”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理解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需要”，非得要想方设法将其“扳回”到某一种“既定模式”中，吃力不讨好且不说，反而更有可能引起逆反心理和抵触行为。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因势利导
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大禹治水的故事，不仅仅反映了我们祖先治水的经验，更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社会管理的道理也是一样，对于 “可以载舟，亦能覆舟”的“民者之水”，是疏浚还是堙堵，实在是个大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用鲧的办法来治理“民者之水”的，仍然大有人在，“乌坎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广东省省委、省政府舍弃了以往常用的类似鲧的“息壤堙堵”的传统方式（即采取封堵的方法），而理性地改用禹“疏浚九河”的应对策略，从而使事件以各方共赢的大结局和平解决。
“乌坎事件”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发就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应该是各方沟通、互动，坐下来讨论、协商，最后大家妥协达成一致，这是一种基本的治理方式，而不是靠外力去压迫。因此我们说，真正的社会管理是让人民大众说话，而且他们说的话，决定政策的人要听得进去，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是赞同还是反对，决策者都要听。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做决策的时候若没有听到不同意见，反而要引起警觉，没有反面意见政府就不能做决策。一定要听到反面意见，要对反面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就是社会管理的整体思路。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要控制和防范的方式，因为“灭我之心不死”的种种势力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只要是“民者之水”愿意拥载，妄图“灭我”的邪风还是奈何不得的。
社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功能。社会要健康有序的发展，主要动力应该来自社会内部，即社会的需求。有了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会产生想要满足需求的动机，就会产生试图满足需求的行动，社会发展的“依据”就是来自这样的动机和行动。如若反过来说，这就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常常就是以社会为本。
因此我们说，社会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如果事事都试图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反倒隔了一层。属于社会的事情让社会去办，社会就会根据需要去组织动员，去统筹资源，然后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果都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的话，就会按照行政区划或单位体制去“执行”上级指令。这种管理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刀切”，往往跟基层的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不相符、甚至发生冲突。所以，用行政化的方式去管理社会是有问题的。我们处理社会事务、缓解社会矛盾，还是要把实际的社会需要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危机“无察觉”？是因为我们忽视甚至无视社会心理。危机的发生，原本就是从社会心理的波动乃至震荡开始的。要消弭这种波动和震荡，不是一个个地去找“源头”，而是要从社会心理着手，整体地去思考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做，才不会稀里糊涂地毫“无察觉”就陷身于危机之中。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心理只是处于社会现实和社会和谐之间的一个中介物。要真正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就要痛下决心真心实意地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在哪里？人民大众都明晰，不知道，可问政于民。这是解决“无察觉危机”的根本之道，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
责 编 / 范 文
关键词： 无察觉危机；社会心理；疏导；
“非典”之后，我曾接到任务，预测一下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危机。当时我发表的意见是，所有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将来恐怕都不会导致大的危机；如果将来有危机发生，就一定是我们现在没有想到的。这个意思与“无察觉危机”应该是非常相近的，但思考问题的方向却又不同。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对某些结果是“酿成了大祸”的危机“无察觉”呢？譬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我们没想到，其实西方各国也没有事先察觉。这也许从反面告诉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高科技手段，试图完全把控和防范危机出现的应对策略可能会一时有效，但从长远看、从全局看，这样的社会管理思路似乎还是存在问题。
历史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确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具体的历史过程却充满了偶然性。所以，要从“源头”去把控历史过程中每个具体事件所有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我们目前的认识似乎还达不到如此水平。尤其是当我们见到一个费尽心机罗列出来的“源头”（似曾相见的历史事件）出现，马上要准确判断其此后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影响力，恐怕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简单类比、对照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就确认眼前的事情也会这样发展，就有可能陷入认识误区。这恐怕就是党的历史决议中一再提到的“错误估计形势”。如果按这样的思路部署把控和防范危机，结果恐怕适得其反。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多惨痛的教训。反思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者是因为有了“匈牙利事件”，所以中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者是因为有了“苏联修正主义”，所以阶级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所有的危机都与社会心理相关
以上所说，是否就证明危机无从把控和防范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寻找所谓的“源头”，并将其作为孤立的个案来进行研究，因为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是不可能周延的。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整合的思路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平心而论，当今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更扩大些，还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与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相关，这就是“社会心理”。所谓“社会心理”，就是人们对社会现象普遍的感受和理解，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风貌和人心向背，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力。国外学者有论证，社会心理就像是一面凸透镜，通常很难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反映社会事件的本来面貌，经过其折射反映出来的“映像”不是被夸大了就是被缩小了。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由于从众心理的影响，人们常常会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尤其是负面的东西加以夸大，由此而导致的隔阂、猜忌与不信任，可能会引发出许多非理性行为。如今发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其根源也许都在于此。
说社会心理对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有影响，人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其实，社会心理对经济的影响更大。经济运行的诸多环节中，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少消费乃至不消费，那么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佳，消费趋于保守，都会马上在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有社会心理这个“幽灵”在作祟。
因此可以说，所谓“危机”，就是在导致社会不满的社会现实逐渐积聚的基础上，其负面影响经过社会心理的放大，最终导致的社会失衡、失序乃至动乱。
中国人为什么会变“刁”
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不稀罕当“顺民”而更愿意当“刁民”了，对“端碗-放碗”现象的归纳就是一种言简意赅的写照。其实，这也与社会心理相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可以分成5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的需要，往上是安全的需要，再往上是被社会认可的需要，更高一层是自尊的需要，最高层次则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还总结出一个有关人的“需要”的发展规律：往往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理需要基本可以得到满足；近年来，因为社会保障制度逐渐“覆盖全民”，安全的需要也算有了盼头。于是，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被社会承认的需要，也就是说，想在自己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内，让大家承认世上有“我”这一份子。现在有了网络、有了微博，那么多人乐于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是人们在试图表达自己“希望被社会承认的需要”。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实是难以用外力来长久压制的。因此也可以解释，如今中国人为什么不再像以往那么“顺服”而变得越来越“刁蛮”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理解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需要”，非得要想方设法将其“扳回”到某一种“既定模式”中，吃力不讨好且不说，反而更有可能引起逆反心理和抵触行为。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因势利导
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大禹治水的故事，不仅仅反映了我们祖先治水的经验，更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社会管理的道理也是一样，对于 “可以载舟，亦能覆舟”的“民者之水”，是疏浚还是堙堵，实在是个大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用鲧的办法来治理“民者之水”的，仍然大有人在，“乌坎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广东省省委、省政府舍弃了以往常用的类似鲧的“息壤堙堵”的传统方式（即采取封堵的方法），而理性地改用禹“疏浚九河”的应对策略，从而使事件以各方共赢的大结局和平解决。
“乌坎事件”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发就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应该是各方沟通、互动，坐下来讨论、协商，最后大家妥协达成一致，这是一种基本的治理方式，而不是靠外力去压迫。因此我们说，真正的社会管理是让人民大众说话，而且他们说的话，决定政策的人要听得进去，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是赞同还是反对，决策者都要听。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做决策的时候若没有听到不同意见，反而要引起警觉，没有反面意见政府就不能做决策。一定要听到反面意见，要对反面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就是社会管理的整体思路。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要控制和防范的方式，因为“灭我之心不死”的种种势力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只要是“民者之水”愿意拥载，妄图“灭我”的邪风还是奈何不得的。
社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功能。社会要健康有序的发展，主要动力应该来自社会内部，即社会的需求。有了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会产生想要满足需求的动机，就会产生试图满足需求的行动，社会发展的“依据”就是来自这样的动机和行动。如若反过来说，这就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常常就是以社会为本。
因此我们说，社会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如果事事都试图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反倒隔了一层。属于社会的事情让社会去办，社会就会根据需要去组织动员，去统筹资源，然后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果都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的话，就会按照行政区划或单位体制去“执行”上级指令。这种管理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刀切”，往往跟基层的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不相符、甚至发生冲突。所以，用行政化的方式去管理社会是有问题的。我们处理社会事务、缓解社会矛盾，还是要把实际的社会需要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危机“无察觉”？是因为我们忽视甚至无视社会心理。危机的发生，原本就是从社会心理的波动乃至震荡开始的。要消弭这种波动和震荡，不是一个个地去找“源头”，而是要从社会心理着手，整体地去思考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做，才不会稀里糊涂地毫“无察觉”就陷身于危机之中。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心理只是处于社会现实和社会和谐之间的一个中介物。要真正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就要痛下决心真心实意地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在哪里？人民大众都明晰，不知道，可问政于民。这是解决“无察觉危机”的根本之道，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
责 编 / 范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