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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成就值得欣喜，然而未来发展道路仍然荆棘丛生，持续高增长需要挣脱六大瓶颈：消费需求不足，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不平衡发展，经济体制不完善和廉价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等
无疑，中国正在创造世界经济史上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奇迹。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仍然荆棘丛生，持续高增长需要挣脱六大瓶颈。
挣脱“消费需求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改革开放早期，消费需求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需求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平均超过60%。那时风起云涌、刮遍全国的“抢购风”曾经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兴奋剂”。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在2000年至2004年间，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只有61%，59.1%，56.8%，53.2%和54.1%，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同比数字。消费需求低迷，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且造成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和商品积压，进而不得不依赖“扩张投资”和“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由此必然继续恶化“产能过剩”和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然而，扩大消费需求并非易事，因为从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来看，如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挤压效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或服务价格昂贵所导致的“消费谨慎”等因素，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得到根治，所以消费需求不足仍将继续成为束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羁绊，并且消费需求启动越迟，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挣脱“自然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客观地讲，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一种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中国的ＧＤＰ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5%，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许多学者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将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脚步。
摆脱“环境污染严重”的瓶颈制约。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环境保护不力，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常常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由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过去高速发展的28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
“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诱发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将成为社会政治瓶颈。一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矛盾继续恶化，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5年的3.22：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收益，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5：1或6：1。因此，能否消除贫富差距，进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将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扩大。许多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被东部地区远远地甩在后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不仅使东部地区过剩的生产能力无处消化，而且使区域经济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团结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影响和阻碍中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
“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由此导致的低效率和高交易成本将成为体制瓶颈。一是不健康的银行体系将成为威胁或延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隐患。由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并服务于国有企业，几乎很少考虑贷款者的偿还能力和贷款风险，所以许多贷款“有贷无还”，进而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据中国官方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量高达3000亿美元。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并允许外资银行经办各种金融业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的金融风险。二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仍然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占城镇职工就业总数的59%，但到2005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20%。尽管如此，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兄弟关系”和其在股票市场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却占用和消耗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管理混乱和竞争力缺乏是国有企业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比，广大的个体私营经济却表现出非凡的效率和活力。然而，它们不仅大多被排斥在股票市场之外，而且也很难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支持。融资难、贷款难成为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此失衡的资本配置，极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三是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诱发的财政风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隐患。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繁荣与其实施较长时期的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有关。2003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还能力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水平。与此相比，作为财政赤字“巨无霸”的美国的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也只有4%左右。上述财政赤字是中央政府的，其中并不包括地方政府欠下的大笔债务。许多乡镇和村债台高筑。特别是中央政府实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以后，使原本就十分困难的基层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如果再考虑弥补巨额的养老金缺口和充抵银行不良资产所需要的财政资金，最终将导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财政风险，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廉价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以及由此诱致的劳动成本上升将成为劳动力短缺瓶颈。一方面，“民工荒”的出现已经昭示中国将逐渐结束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此可能增加各类企业的劳动成本进而会形成对资本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中国新增劳动力的速度下降，进而使中国持续增加廉价劳动力的能力不足，进而逐步失去其经济高速增长赖以维系的劳动力优势。
无疑，中国正在创造世界经济史上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奇迹。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仍然荆棘丛生，持续高增长需要挣脱六大瓶颈。
挣脱“消费需求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改革开放早期，消费需求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需求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平均超过60%。那时风起云涌、刮遍全国的“抢购风”曾经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兴奋剂”。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在2000年至2004年间，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只有61%，59.1%，56.8%，53.2%和54.1%，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同比数字。消费需求低迷，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且造成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和商品积压，进而不得不依赖“扩张投资”和“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由此必然继续恶化“产能过剩”和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然而，扩大消费需求并非易事，因为从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来看，如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挤压效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或服务价格昂贵所导致的“消费谨慎”等因素，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得到根治，所以消费需求不足仍将继续成为束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羁绊，并且消费需求启动越迟，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挣脱“自然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客观地讲，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一种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中国的ＧＤＰ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5%，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许多学者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将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脚步。
摆脱“环境污染严重”的瓶颈制约。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环境保护不力，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常常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由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过去高速发展的28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
“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诱发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将成为社会政治瓶颈。一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矛盾继续恶化，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5年的3.22：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收益，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5：1或6：1。因此，能否消除贫富差距，进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将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扩大。许多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被东部地区远远地甩在后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不仅使东部地区过剩的生产能力无处消化，而且使区域经济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团结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影响和阻碍中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
“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由此导致的低效率和高交易成本将成为体制瓶颈。一是不健康的银行体系将成为威胁或延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隐患。由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并服务于国有企业，几乎很少考虑贷款者的偿还能力和贷款风险，所以许多贷款“有贷无还”，进而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据中国官方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量高达3000亿美元。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并允许外资银行经办各种金融业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的金融风险。二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仍然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占城镇职工就业总数的59%，但到2005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20%。尽管如此，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兄弟关系”和其在股票市场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却占用和消耗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管理混乱和竞争力缺乏是国有企业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比，广大的个体私营经济却表现出非凡的效率和活力。然而，它们不仅大多被排斥在股票市场之外，而且也很难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支持。融资难、贷款难成为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此失衡的资本配置，极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三是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诱发的财政风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隐患。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繁荣与其实施较长时期的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有关。2003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还能力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水平。与此相比，作为财政赤字“巨无霸”的美国的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也只有4%左右。上述财政赤字是中央政府的，其中并不包括地方政府欠下的大笔债务。许多乡镇和村债台高筑。特别是中央政府实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以后，使原本就十分困难的基层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如果再考虑弥补巨额的养老金缺口和充抵银行不良资产所需要的财政资金，最终将导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财政风险，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廉价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以及由此诱致的劳动成本上升将成为劳动力短缺瓶颈。一方面，“民工荒”的出现已经昭示中国将逐渐结束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此可能增加各类企业的劳动成本进而会形成对资本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中国新增劳动力的速度下降，进而使中国持续增加廉价劳动力的能力不足，进而逐步失去其经济高速增长赖以维系的劳动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