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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樊骏新时期密切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发展，思考有关的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见解，乃是以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响应了时代对他这一代学者的要求。樊骏指出，这门学科必须“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转化；必须同新的时代结合，使其具有当代性；研究者必须树立自觉的、明确的文学史观。本文阐释了樊骏赋予这些问题的具体含义，论述了它们的重要性；并认为樊骏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前辈学者和后来的学者之间，起了一种桥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