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陕西一个很偏远的小镇开会，闲暇时我转着想照几张相，一群小孩子好奇地围着我。该换胶卷了，我随手把空胶卷盒给了旁边一个小孩子，她高兴极了，其他孩子羡慕地围着看。看着小孩儿喜欢，我又拆了个胶卷盒给另一个小孩儿，他兴奋得脸都红了。翻翻书包再找出两支圆珠笔分给孩子们，惹得更多的孩子渴望地看着我的包，真后悔没多带几支笔。我拉着一个穿红碎花小褂的女孩儿问：“你叫什么呀？”“小翠。”“有连环画没有？”“没有。”旁边男孩儿说：“学校只有校长有本字典。”“姐姐回北京给你们寄连环画来，上面有猫和老鼠打架，小鸭子变成天鹅的故事。”听得他们眼睛都直了。
　　我拿出笔记本，记个地址吧，“陕西×县李庄小学”，“谁收呢？”“俺姐识字，她收。”过来个大一点的女孩儿，“姐姐，写李大翠收。”
　　从陕西又转道去四川、青海。回北京忙着写报告，译成英文，开汇报会，一晃就两个月了。偶尔翻到笔记本上的“李大翠”，猛然想起小村子的孩子们。犹豫了一下，“孩子们早忘了吧。就是寄过去，也许路上丢了，也许被人拿走了，根本到不了孩子们手里。”
　　第二天，还是拜托有孩子的同事带些旧书来。大家特热情，没几天，我桌上就堆了好几十本，五花八门什么书都有：《黑猫警长》《邋遢大王》《鼹鼠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如何预防近视眼》，居然还有一本《我长大了，我不尿床》，从家里找了本《新华字典》，一同寄走了。
　　快忘了的时候，接到李庄的信：“北京姐姐你好，从你走以后，村里的娃娃天天都说这事儿。我们经常去镇上邮局看看，嘱咐那儿的叔叔、婶婶，‘有北京来的信一定收好啊，我们的’。等了两个月没有，村里大人笑我们，‘北京的姐姐随口说的，城里人，嘿嘿，不作数的’。我们不信，姐姐清清楚楚在本子上记了我们的地址啊。后来发大水了，妈妈不让去镇上。我拉着小翠偷偷去，其实不远，半天就到了。万一书寄来了呢？万一我们不在被别人拿走了呢？那天终于收到了。姐姐，你知道我们有多高兴吗？用化肥袋子包了好几层，几十里路跑着回来的！晚上全村的娃娃都到我家来了。小翠是搂着书睡的，任谁也拿不走。第二天拿到学校，老师说建个‘图书角’，让我当管理员。看书的人必须洗干净手，不能弄坏了。书真好看，故事我们都背下来了，还给俺娘讲哩。”
　　我看着窗外，眼睛湿了，想着那两座高山，漫过桥的大水，泥泞的山路上一高一矮两个单薄的身影。我为曾经的犹豫感到羞愧，幸亏寄出去了，要不永远对不起孩子们，伤了他们的心，拿什么来补。
　　后来陆续又寄了一些书和文具。秋天来了，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李庄的。里面是大枣，红亮红亮地透着喜庆，夹着字条：“姐姐，队长说今年最好的枣不许卖，寄给北京。”我把枣分给捐书的同事，大家说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枣。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什么叫“一诺千金”。
　　 （肖进摘自《家教世界》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