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亦可为壮夫
　　骆英这些年硬生生撞开诗坛大门，昂然而入。他的高调出现，有助于矫正一些人对诗人形象的偏见。那偏见源自两千年前的扬雄，老夫子称辞赋写作为“雕虫小技”，并说“壮夫不为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诗人似乎都是“弱夫”，不仅手无缚鸡之力，而且属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而骆英魁梧高硕，俨然壮夫也，巨贾和登山家的身份更为其壮色良多，属于社会强势群体；他却偏偏狂爱“雕虫小技”，而这小技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他的威猛形象。这就使一般人再也不敢小觑诗人了。当有人贬损诗人形象时，我就以骆英为例进行反驳。
　　骆英的诗乃壮夫所为，自然也就不能用“雕虫小技”来涵盖。首先，技术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喜欢用口语，对于天然来凑趣的修辞手法他不拒绝，但并不刻意去玩技巧，他更喜欢白描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有时甚至是情感的直泄。其次，他的格局不仅不小，反而很大，大得几乎古今中外无与伦比，全球七大洲的最高峰，连同南极北极，固然有人登临过，但以前从未有诗人登临，骆英是头一个。他的诗中所描绘的景、所渲染的景，是往昔想象力再怎么汪洋恣肆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再次，他固然写过麻雀、兔子、苍蝇等小动物，但他更钟爱豹子、骡子、老虎等大动物，而他笔下的高山大川可谓气象万千，冰原、大洋更是辽阔无边，他的主调是豪放。骆英是捷才，有下笔就能进入诗歌写作状态的本领，他的诗学观念也崇尚当下性、率真，他喜欢呈现原生态的意识和情绪，所以他不尚雕琢，反而认为雕饰有害于诗意的传达。
　　骆英善于在现实生活中撷取诗歌的材料，发现具有诗意的细节，展现生动的画面，描叙让人感动的情事。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扎实。我想引用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中的两旬诗送给骆英：“君诗妙处吾能识，尽在山程水驿中。”这首诗的前两行是“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骆英诗不虚不空，更少雕镂；尽管他的诗句比较散，但依然不乏质感。尽管他诗中的绝妙修辞如同神来之笔，但没有丧失朴质之风。他也是痴人，但他痴迷于登山和写诗，痴迷于用诗记录登山行为，他崇尚用脚踏实地的方式去搜寻素材，而不是痴迷于梦，把梦作为写作的资源。
　　我知道骆英这些年对登山颇为关注，但没有料到他同样专注于写作登山诗，而且写了如此之多。开始，我还以为《7 2登山日记》真是一部日记呢。我这些年收到的砖头诗集不少，但当我发现这么厚重的一部书是本诗集时，还是觉得咋舌。但这的确还是一部日记，可以称为诗体日记或日记诗。它具有日记的基本要素，比如具体的写作时间，尤其是写竣的时间，都标出来了，甚至精确到了秒。还有写作的地点，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营地里、帐篷里、宾馆里甚至飞机上，所谓山程水驿。这种文体，这种状态，对于骆英的诗歌创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魅力来自陌生
　　569页的《7 2登山日记》，我全都读完了。我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天内读完，固然因为它是我的诗友写的诗集，更重要的是它不是普通日记，而是登山日记，而且他所攀登的不是北京郊区人满为患的香山、灵山，而是七大洲的最高峰，连同南极北极，都是常人不敢有登临之念的地方。他做了我们常人无法做到的事，写了一般诗人无法写出的诗。在日记里，那始终吸引我的是异国情调、极端气候、极限运动、极端体验，这些因素极大地迎合了我的“窥视欲”和“意淫癖”——看我们自己平常所看不到的东西的欲望，做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癖好。我们的阅读期待心理往往循着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熟与疏。我们喜欢书中自己所熟悉的因素，因为那样的因素容易引起我们的同感，容易唤醒我们的记忆；同时我们也喜欢书中自己陌生的因素，因为那样的因素容易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容易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本书的魅力更多的是来自陌生。
　　骆英登山过程中的生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拉开了多么远的距离，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已经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品类的不同了。他的诗与其他人的诗也有着品类上的差异。骆英早就是成功人士，可以坐享其“成”了。那么，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弃灯红酒绿、锦衣玉食，去登山、去受难、去把死亡体验?其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作为登山家，他当然有登遍世界最高峰(所谓“登顶”)的冲动和理想，那么，登山仅仅是为了登顶吗?登顶作为登山的结果，其意义到底有多少?骆英对此并没有肯定的回答，他倒是以为还不如登山的过程意义大，因为那过程也是灵魂不断得到洗涤、意志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作为诗人，他需要开掘新的题材领域。那么，他冒着生命危险，真的是为了得到几首诗吗?他虽然是个诗歌的狂热分子，也一再地说这部诗集是他拿命换来的，但在当时，他不至于仅仅是为了写诗而去登山。作为企业家，他还要为企业做品牌宣传；但是，企业做宣传可以有许多途径，肯定有比老总自己去登山写诗更有效的途径。因此，我以为，所有这些因素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多重身份之下掩藏着一个更加本质的动机，那就是旺盛的求异、求反冲动。诗人实现这类动机的途径通常有两类。一、在行动上偏离生活的正常轨道，出格、出轨、出行，在行为过程中，为诗歌寻找到新异的题材和内容。二、在语言上进行陌生化处理，打破日常语言逻辑和文法规则，将异质语言因素强行带入文本，哪怕不通不顺、拗折天下人嗓子，也在所不惜。
　　“远行”寓意的二律背反
　　骆英更多时候是一个行动上的求异者，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这并不表明他喜欢甚或满足于日常生活。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尤其是所谓现代化的大都市，既爱又恨。他的恨的表达方式不是蛮横的丧失理性的复仇，而是逃离，像个苦行僧、托钵僧似地逃得越远越好。但是，爱又不断把他拉回到世俗生活的轨道。他的心灵始终处于不安与安定之间的拉锯战状态。成功的逃离是远行。因此他酷爱远行，对远行的本质和意义也曾进行过哲学层面的思考。他说：
　　远行是一种与这个时代区别的决定
　　远行是一个人与世界相对立的途径
　　一句话，远行就是骆英求异求反冲动的表现或实现的主要途径，行得越远，表现得越明显，实现得越淋漓。远行，尤其是远行到了地球的顶端和边缘，远行者会抛弃(哪怕是暂时性的)文明的仪轨、人伦的纲常，把人性放在一边，释放出自己身上的野性。骆英喜欢称之为狼性，动作敏捷，生命力活泼跳荡，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战胜欲。海明威笔下的豹子也具有这样的狼性。封面上赫然于眼帘的是一副骡子的骨架。但我觉得，那已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那种精神就是在苦难像大山一样压来时，要有耐心等待机会，积蓄力量，磨炼自己，从而能战胜苦难。骆英弘扬狼性，是因为他觉得在社会中，人的奴性太重。他是人道主义者，经常同情关心帮助弱者，但他不希望因此而看到弱者身上滋生出奴性来，奴性会令弱者愈弱，更让人瞧不起，永无翻身之希望，社会总体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同时，我也注意到，他没有彻底远离社会，也没有完全放弃仪轨。他的语言方式透露了这种二元化的端倪。一方面，他喜欢用中国人日常习惯乃至习惯用的语言和句法，尤其是四言格，这使得他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包括亲情网络和日常生活氛围和场景保持着某种粘滞性的关联，似乎显得很俗，冒着浓浓的烟火气；他所写的是远离人间的情景，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很人间，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他的写法。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而主动采取的一种方法。
　　另一方面，他的文本中也有一些不期然而出现的省略乃至断裂现象，挑战并打破了所谓正常的语法。他在措辞和造句上，有时显得粗野、大胆和霸道，几乎没有词禁，几乎是斗狠任性，让人明显感到破坏性和创造力并存所引起的张力，显示了先锋诗的特质，同时暗示着他与日常思维模式的深度疏离。当他把这两种语言模式并置在同一个文本甚至同一个段落里时，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