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转基因食品成了争论最激烈的公共话题之一。有趣的是，我们稍加观察就会发现，站在反对转基因第一线或嗓门最大的基本是文科人士，或者说文科人士大都反转——至少可以说，文科人士比理科人士更倾向于反对转基因。拿国际上反对转基因的大本营之一绿色和平组织为例，其官方网站显示他们的核心领导团队有七名成员，其中有五个人是“文科”背景，其他两人为数学及地质、法律背景。在传统媒体及互联网上活跃的中国反转人士也多出自经济、新闻、中文等纯文科。
　　当然，把转基因、PX化工厂、水电或核电这样的公共话题完全按文理分阵营，是不太合适的，因为有不少文科人士也是非常理性、讲科学的，还有的文科人士会在逻辑和事实面前转变态度，最终倾向科学。但是，围绕这些公共话题的文理阵营的大致划分是存在的，其背后是一个更大更持久的冲突——世界范围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与人文两种冲突的说法，是由文理双栖的英国学者查·帕·斯诺（C. P. Snow）在195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西方的知识生活被分裂成两种文化，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人文。他曾经参加过一些由受过良好的传统意义上的教育（也就是人文教育）的人士参加的聚会，在其中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这帮人经常嘲笑这个科学家没读过莎士比亚，那个科学家没读过狄更斯，真没文化，但当斯诺反问他们是否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之类的基本科学知识时，他们变得不屑一顾起来。他认为这种分裂不是好事情，会对将来许多世界问题的解决造成很大的障碍。
　　不幸的是，他一语成谶。从1959年到现在有5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人文和科学的冲突并没有变小，而且确实影响了许多世界问题的解决。人文与科学的分裂和冲突变得如此明显与激烈，以至于在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格罗斯和美国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对人文人士诋毁科学终于忍无可忍，联手写了本名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的书。此书在西方引起了科学界和人文界激烈而长久的唇枪舌战。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很详实地揭露了西方“文傻”——也就是“学术左派”的真面目，道出了当时欧美科技界人士的心声。
　　科学和人文之所以发生冲突，首先在于它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就难以调和。科学世界观是一元的、唯物的。科学方法论简而言之就是逻辑加实证，其中逻辑保证理论的自洽，而实证保证理论和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人文人士则经常鼓吹多元，文化要多元，世界观要多元。文化多元固然没什么好挑剔的，但世界观的多元则是个灾难。在世界观上，人文是缺乏纠错机制的，而且觉得自己兼容并蓄，很高端大气。人文的方法论也是多种多样的，什么传统、权威、直觉、灵感、神启等都可以成为观点的来源。
　　人文和科学发生冲突的另一原因，是话语权和公共决策权的争夺。在科学革命前，中国也好，欧洲也好，人文界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自然科学出现之后，这权威就被打破了。科学在世界观方面逐渐成为主流，同时也向价值观、道德观等传统人文领域的禁脔侵入。人文人士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把这当成是对他们尊严的冒犯，所以冲突是必然的。
　　当下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民众的科学素养普遍偏低，各种反理性势力和思潮不时浮现，反科学的西方学术左派思潮在中国人文学界也颇有影响。因为“民以食为天”，民众非常关注转基因，人文学界为了争取民意，在这场争议上倾注了血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声音能够占上风，这将会是一场具有象征性的胜利。当然，这场争议就如其背景——也即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一样将是艰难而持久的，胜利会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