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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不定
1月11日沙龙去世后，世界媒体再次掀起一轮对他的评价高潮。除了以色列官方和阿拉伯世界截然对立的两极观点之外，绝大多数的评论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将沙龙描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这种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沙龙的多面色彩，你无法用一个单纯的概念去定义他的一生。他究竟是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政治家？是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个实用主义的农夫？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还是个人野心的追求者？一个比较简单而又流行的说法是：沙龙变了！他前期迷信武力，后期追求和平；前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后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但沙龙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的好友乌里·丹曾经问他：“当初修建定居点的是你，现在拆除定居点的也是你，究竟哪个你是正确的？”沙龙回答：“当初正确，现在也正确。情势变了，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沙龙认为自己从未改变过，只是世界大势和中东局面瞬息万变，作为政治家他必须有能力因应变局，顺势而为，哪怕是做出自相矛盾的决策。以战和问题为例，沙龙曾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并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和平有望，选择和平理所当然；难以选择的是在战争与为拖延战争而做出让步之间。在世人看来，世上除了战争就是和平，但是在中东，在阿以之间，情势则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战和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和平不过意味着战争延时爆发，而如果盲目跟着这种“和平”走，有时付出的代价比立即开战还大。因此政治家必须慎重权衡两者代价，而不能一味跟着大众理解的价值观走。
那么，究竟是沙龙过于多变让人难以解读，还是中东的局面过于复杂而令人无法准确评判沙龙？
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要理解一个将军的胜利，不妨先理解他所经历的失败。
沙龙一生，经历过两场大失败，一场是军事上的，一场是政治上的。政治上的失败是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当时沙龙是贝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他于1982年发动了入侵黎巴嫩的战争。1982年9月，在以色列军队的默许下，亲以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组织进入贝鲁特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了1500名巴难民。1983年2月，以色列一独立调查机构认定，沙龙对酿成这一惨案负有间接责任，不宜再担任国防部长职务；同月，沙龙辞职。
军事上的失败则是1948年的拉特朗战役。拉特朗战役是以色列在独立初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经历的一场灾难性溃败。这场战役的起源是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占领了以色列拉特朗地区的堡垒，严重威胁到以色列政治中心耶路撒冷与经济中心特拉维夫之间的交通要道。但是打通要道只是这场战役决策的一个次要因素，开国元首本·古里安做出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战役必须立即发动，即使条件并不成熟。因为他担心联合国即将调停停火，而以实际控制线为基准的停火线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严重不利。
这是一场实力严重不对称的战斗。以色列军队组建不久，移民新兵居多，装备严重不全——沙龙率领的尖刀排只有1/4的人有水壶，在旱季高峰的5月，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一半士兵在战前最后几天才拿到枪，此前他们只能握着一颗手雷参加战斗。以军所面对的却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久经沙场的英国职业军官指挥的约旦阿拉伯军团。更糟糕的是，以军情报系统直到战斗爆发前还以为守卫堡垒的只是一些阿拉伯游击队，导致部队对形势的严峻程度估计不足。举棋不定的以军指挥部下达进攻命令时天已大亮，最佳突袭时机已经错过。
老天似乎也故意跟以军作对。进攻开始前漫天大雾，战斗打响之后却云消雾散。沙龙的尖刀排暴露在敌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下，成了活靶子。结果整个尖刀排非死即伤，只剩下四个手脚健全的士兵。沙龙自己身负重伤——一颗子弹从下腹部射入，从大腿穿出，他只能趴着指挥战斗。最糟糕的是步话机被打坏了，没法与指挥部联系，尖刀排成了陷入敌阵的孤军。
不久，以军火炮开始射击，沙龙观察战场形势，却发现周边阿拉伯村民手执武器正在向战场进发。沙龙明白大事不妙：村民的出动说明以军已经全线撤退，那火炮的射击是为撤退的以军提供掩护的。沙龙不敢犹豫，立刻下令撤退。
这是一场跟死亡赛跑的撤退，也是一场外无支援内无组织的溃败。沙龙是在另一个伤兵的帮助下爬出战场的，那位伤兵为了帮助他，在撤退中肩膀上又中了一颗子弹。
拉特朗战败，对沙龙的军事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龙晚年回忆这场战斗时，曾将这种影响归结为两个原则：第一、独立决断。在他看来，战争应该由亲临火线、有分析判断能力的将领来指挥，而不应该听命于参谋部那些从图表和数字中搞出来的指令。第二、救死扶伤。从他自己爬出生天的经历，沙龙体悟到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绝不应该遗弃陷入敌阵的孤军和伤兵；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两个原则贯穿了沙龙的戎马生涯，而在赎罪日战争的西奈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拉特朗之败正是他一生辉煌战绩的开端。
战绩最辉煌的时刻
1973年10月6日，埃及与叙利亚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军猝不及防，南北两条战线均严重受挫。在北线，叙利亚军队突入戈兰高地，以军的防御中心赫尔蒙山要塞陷落。在南线，以色列精心构筑的巴列夫防线连一天都没守住，埃及军队全线渡过苏伊士运河。
已经被迫退役并正在休假的沙龙临危受命，率领预备役装甲师出征西奈半岛。临行前，一位朋友问他：“如何走出困境？”沙龙一身戎装，口吻不容置疑：“我们将杀过运河，在对岸结束战争！”
沙龙对那条明显犯了兵家大忌、一味追求静态防御的巴列夫防线一向不以为然，在出任南部军区司令的几年间，他与时任总参谋长巴列夫因为这条防线吵得天翻地覆。巴列夫气得七窍生烟，以沙龙服役年限已到为由，拒绝了他延长服役期的要求，硬是逼着他退了伍。如今战局证明了沙龙当初的担忧。不过，沙龙的自信也并非虚张声势。同样是在南部军区司令任内，他的渡河方案就已成型，不仅为此进行过演习，准备了渡桥浮桥等渡河器材，还偷偷修了三个秘密坦克渡口。 不过，在沙龙抵达前线之后，他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却不是攻过运河，而是如何救出困在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守军。当部分守军突围后受困沙漠时，沙龙连续派出了手下的一名营长、一名炮兵旅长和一名装甲旅长率兵前往，在枪林弹雨之中付出了多人阵亡的代价，将这支孤军救了出来。
渡河攻击，是沙龙西奈作战的既定方针，但是以防长达扬为首的以军高层倾向于全线防守，力求稳住阵线。9日，在前一天以军反攻失败、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上级命令全线固守。西奈战区司令戈南将军熟知沙龙的秉性，特意绕过沙龙，直接向他的装甲旅长阿姆农传达不许进攻的命令。果然，当天上午，沙龙借口“追击撤退中的敌军不算进攻”，命令一个装甲旅出击。随后沙龙又派出阿姆农旅援助，进攻靠近运河渡口的两个据点。在损失了50辆坦克、怒不可遏的达扬要将沙龙就地撤职的情况下，沙龙仍然命令损失惨重的阿姆农旅继续向大苦湖挺进。
晚上，沙龙终于等来了日思夜想的好消息。阿姆农在向大苦湖挺进的过程中竟然没遇到任何抵抗。在仔细研究了地图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了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结合部，而如果沿着这个结合部继续前进的话，只要拿下一个布防不多的被称为“中国农场”的定居点，通向运河坦克秘密渡口的道路就算打通了。狂喜的沙龙立刻要求让他当天夜里就渡河攻击！可是这个要求在其后几天内一再被拒绝。其间，埃及坦克部队全线进攻，西奈半岛上爆发了自斯大林格勒之战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投入了两千辆战车浴血厮杀，结果是埃及的进攻部队全军覆没。沙龙趁机再次提出渡河要求，却再次被拒绝。不过，当天晚上，总理梅厄夫人在听取汇报之后，拍板决定实施渡河作战，沙龙的计划终于被付诸实施。
以后的战局便如沙龙预想的那样，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但“中国农场”被攻占，沙龙的伞兵和坦克打通了渡河的通道，架起了渡桥，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的以色列坦克切断了埃及第三军的后路，打到了距开罗101公里处，并像沙龙预言的那样，“在对岸结束了战争”。
在沙龙看来，战争不应是统帅指挥将军，而应是将军指挥统帅，因为亲冒矢石的将军比指挥部里的统帅更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也更能捕捉稍纵即逝的取胜时机。沙龙不只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运用自己的所有影响力锲而不舍地去推动乃至逼迫决策层做出正确的决策。
将军与政治家
简单地对比一下拉特朗战役和西奈战役，沙龙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3年那个桀骜不驯的沙龙，显然不是1948年那个坚决服从命令不惜从容赴死的沙龙；西奈前线那个救援孤军的沙龙，显然也不是拉特朗那个无力组织一场有序撤退的沙龙。
如果对比一下1982年黎巴嫩战争时期的国防部长沙龙和2001年以后的总理沙龙，可以看到沙龙的更大变化。1982年，沙龙得罪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所有能得罪的力量，当巴勒斯坦难民营事件发生后，他黯然下台。2001年，当沙龙东山再起成为总理之后，他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朋友。在国内，他努力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将左右两派的力量都拉进自己的阵营。在国际上，他努力增进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合作信任关系，不惜以单边撤出加沙地区来博取普遍支持，其结果是成功地孤立了巴勒斯坦的某些政治势力，极大地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处境和内在安全。沙龙当政五年，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辱使命。在巴以问题上，人们多提及沙龙的强硬姿态。其实解决这样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巴以问题，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基本阶段：双方脱离接触、双方实现停火、双方达成和平。修建隔离墙和撤出加沙是沙龙的第一步：脱离接触。打击恐怖组织是第二步：实现停火。可惜这两步棋尚未走完，沙龙就昏迷不醒。
不管是将军沙龙，还是政治家沙龙，他身上的确有一些从未改变的东西。沙龙自己曾多次谈到，他有两个最基本的信念：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一场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沙龙始终都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并有着不计代价将其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沙龙的不变成就了沙龙的多变。而这未必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因此对他的评价常常是毁誉参半。“将军百战身名裂”也许是一种必然吧。
远去的不仅仅是沙龙
要深入理解沙龙，还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承接的民族传统。
自沙龙2006年昏迷以来，虽然各方对他的评论不尽相同，但其中的两个评价不容忽视：“父亲”和“英雄”。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父亲，因为他给以色列带来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又恰恰源自他的英雄本相。
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以色列政治领导人可以划分为三代：1948年建国时就已身居要职或拥有巨大影响的领导人为第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开国元首本·古里安、独眼名将达扬、带领以色列度过战争岁月的艾希科尔、梅厄夫人以及开创埃以和局的贝京等人。第二代领导人是建国时的年轻一代，他们多数参加了独立战争，但在当时并非要人，而是在建国后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沙龙、拉宾、魏兹曼、佩雷斯等人。第三代领导人则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巴拉克、内塔尼亚胡等人。
总的来说，第一代领导人可以被称为“史诗世代”，他们内则胼手胝足，耕耘播种，开创万世鸿基；外则合纵连横，使以色列国从无到有，在改变犹太民族命运的同时改写了人类历史。由于建国前犹太人并无正规武装，建国的努力主要依靠政治外交运作，所以这一代的领导人虽然大多有一定武装斗争的经历，却很少出身职业军人。达扬虽然是一代名将，但从未当过总理。第二代领导人基本上可以被称为“英雄世代”，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通过数次战争累积了政治资本。四个代表人物中惟一有点“平民政治家”姿态的佩雷斯其实也是从国防部出身的（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如果说“史诗世代”的主要功勋在于建国，那么“英雄世代”的功勋则在于把以色列建成了一个在中东拥有绝对军事科技优势的强国。
犹太人的英雄观大致可分为《圣经》式英雄和《塔木德》式英雄两种。前者以大败非力士人、一手建立统一的古代犹太强国的大卫王为标志，这是一种胜利英雄的典型。后者则以拉比阿奇瓦为代表，他在领导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起义失败后从容就义，被罗马当局凌迟处死。这是一种受难英雄的典型。从内涵说，前者强调的是勇气和智慧，让人欣赏的是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不世业绩；后者强调的则是信念的坚贞和人格的完美，让人欣赏的是凡人无法承受的重负和坚忍。 从思想传统上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作为对拉比犹太教传统的反动而出现的。因此在现代以色列，除了正统派教徒社区之外，《塔木德》式的英雄观已全面没落，备受推崇的是《圣经》式英雄。沙龙一战成名，以色列民歌将其歌唱为“阿里尔，以色列之王”，这完全是《圣经》式英雄的再生。若以《塔木德》为标准，这歌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因为除了那尚未到来的弥赛亚，没人有资格称王。
统观以沙龙为代表的“英雄世代”，他们多少拥有一些犹太人心目中的《圣经》式英雄的影子：
其一、智勇双全，所向披靡。犹太人历来都是个小民族，所以特别看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卫王在弱冠少年时一举杀死巨人歌利亚。沙龙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兵败如山倒的险境中率一旅铁甲，孤军深入，转战敌后而力挽狂澜。拉宾在1967年黑云压城、人人自危的危局中从容定计，使以色列一战而毕其全功。魏兹曼则从歼击机飞行员起步，一手壮大了以色列空军，不但令阿拉伯空军闻风丧胆，就是鼎盛时期的苏联空军也曾为之俯首。
其二、特立独行，孤傲不驯。大卫王迎战歌利亚是孤身上阵的，《圣经》式英雄的眼中只有我和世界，我行我素，不在乎非议。所以拉宾征服巴勒斯坦，拉宾复又弃之；沙龙建立定居点，沙龙复又拆之。其结果当然是既得人赞赏，也招人嫉恨，所以拉宾死于犹太刺客之手，沙龙则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有人宣称要取他项上人头。与此相关联的则是《圣经》式英雄人格上的不完美。大卫王英雄一世，却难过美人关，杀爱将而夺人妻。以色列的“英雄世代”则大多与经济丑闻纠缠不清——从拉宾太太的国外存款，到魏兹曼的逃税捐款，到沙龙脑溢血之前还在纠缠着他的300万美元受贿嫌疑。相比之下，“史诗世代”就寒酸多了。本·古里安死在内盖夫荒原的一栋小木屋里，贝京一家五口常年挤在特拉维夫一套两居室的半地下室单元里。
其三、明察世事，洞若观火。大卫王虽然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但遭到上帝谴责时却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抱怨。《圣经》式英雄虽然胆大妄为，却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因为他们明白天外有天，所以一只眼看着路，另一只眼则扫视四周，看看有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中东格局大变，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迅即抓住时代脉搏，建立以以巴分治为目标的政治进程。
如今，随着沙龙撒手人寰，佩雷斯孤掌难鸣，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正渐行渐远，国家政治开始进入“后英雄世代”。因为对于今天的阿以对抗而言，以色列弱小孤立、必须以弱胜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出生于强国以色列的第三代领导人永远失去了成为下一代英雄的机会。如果阿以今天开战，以色列胜之不足以为荣，败之则足以为耻。以色列的军中人才虽然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政界，能成气候的则寥寥无几。今天以色列政坛的活跃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平民政治家。
寒风萧萧，壮士不还。沙龙之后，中东下一位以英雄胆识追求和平的豪杰身在何方？这大概是沙龙的葬礼上很多人都在内心追问的吧。
（作者为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
1月11日沙龙去世后，世界媒体再次掀起一轮对他的评价高潮。除了以色列官方和阿拉伯世界截然对立的两极观点之外，绝大多数的评论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将沙龙描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这种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沙龙的多面色彩，你无法用一个单纯的概念去定义他的一生。他究竟是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政治家？是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个实用主义的农夫？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还是个人野心的追求者？一个比较简单而又流行的说法是：沙龙变了！他前期迷信武力，后期追求和平；前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后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但沙龙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的好友乌里·丹曾经问他：“当初修建定居点的是你，现在拆除定居点的也是你，究竟哪个你是正确的？”沙龙回答：“当初正确，现在也正确。情势变了，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沙龙认为自己从未改变过，只是世界大势和中东局面瞬息万变，作为政治家他必须有能力因应变局，顺势而为，哪怕是做出自相矛盾的决策。以战和问题为例，沙龙曾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并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和平有望，选择和平理所当然；难以选择的是在战争与为拖延战争而做出让步之间。在世人看来，世上除了战争就是和平，但是在中东，在阿以之间，情势则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战和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和平不过意味着战争延时爆发，而如果盲目跟着这种“和平”走，有时付出的代价比立即开战还大。因此政治家必须慎重权衡两者代价，而不能一味跟着大众理解的价值观走。
那么，究竟是沙龙过于多变让人难以解读，还是中东的局面过于复杂而令人无法准确评判沙龙？
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要理解一个将军的胜利，不妨先理解他所经历的失败。
沙龙一生，经历过两场大失败，一场是军事上的，一场是政治上的。政治上的失败是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当时沙龙是贝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他于1982年发动了入侵黎巴嫩的战争。1982年9月，在以色列军队的默许下，亲以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组织进入贝鲁特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了1500名巴难民。1983年2月，以色列一独立调查机构认定，沙龙对酿成这一惨案负有间接责任，不宜再担任国防部长职务；同月，沙龙辞职。
军事上的失败则是1948年的拉特朗战役。拉特朗战役是以色列在独立初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经历的一场灾难性溃败。这场战役的起源是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占领了以色列拉特朗地区的堡垒，严重威胁到以色列政治中心耶路撒冷与经济中心特拉维夫之间的交通要道。但是打通要道只是这场战役决策的一个次要因素，开国元首本·古里安做出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战役必须立即发动，即使条件并不成熟。因为他担心联合国即将调停停火，而以实际控制线为基准的停火线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严重不利。
这是一场实力严重不对称的战斗。以色列军队组建不久，移民新兵居多，装备严重不全——沙龙率领的尖刀排只有1/4的人有水壶，在旱季高峰的5月，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一半士兵在战前最后几天才拿到枪，此前他们只能握着一颗手雷参加战斗。以军所面对的却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久经沙场的英国职业军官指挥的约旦阿拉伯军团。更糟糕的是，以军情报系统直到战斗爆发前还以为守卫堡垒的只是一些阿拉伯游击队，导致部队对形势的严峻程度估计不足。举棋不定的以军指挥部下达进攻命令时天已大亮，最佳突袭时机已经错过。
老天似乎也故意跟以军作对。进攻开始前漫天大雾，战斗打响之后却云消雾散。沙龙的尖刀排暴露在敌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下，成了活靶子。结果整个尖刀排非死即伤，只剩下四个手脚健全的士兵。沙龙自己身负重伤——一颗子弹从下腹部射入，从大腿穿出，他只能趴着指挥战斗。最糟糕的是步话机被打坏了，没法与指挥部联系，尖刀排成了陷入敌阵的孤军。
不久，以军火炮开始射击，沙龙观察战场形势，却发现周边阿拉伯村民手执武器正在向战场进发。沙龙明白大事不妙：村民的出动说明以军已经全线撤退，那火炮的射击是为撤退的以军提供掩护的。沙龙不敢犹豫，立刻下令撤退。
这是一场跟死亡赛跑的撤退，也是一场外无支援内无组织的溃败。沙龙是在另一个伤兵的帮助下爬出战场的，那位伤兵为了帮助他，在撤退中肩膀上又中了一颗子弹。
拉特朗战败，对沙龙的军事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龙晚年回忆这场战斗时，曾将这种影响归结为两个原则：第一、独立决断。在他看来，战争应该由亲临火线、有分析判断能力的将领来指挥，而不应该听命于参谋部那些从图表和数字中搞出来的指令。第二、救死扶伤。从他自己爬出生天的经历，沙龙体悟到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绝不应该遗弃陷入敌阵的孤军和伤兵；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两个原则贯穿了沙龙的戎马生涯，而在赎罪日战争的西奈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拉特朗之败正是他一生辉煌战绩的开端。
战绩最辉煌的时刻
1973年10月6日，埃及与叙利亚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军猝不及防，南北两条战线均严重受挫。在北线，叙利亚军队突入戈兰高地，以军的防御中心赫尔蒙山要塞陷落。在南线，以色列精心构筑的巴列夫防线连一天都没守住，埃及军队全线渡过苏伊士运河。
已经被迫退役并正在休假的沙龙临危受命，率领预备役装甲师出征西奈半岛。临行前，一位朋友问他：“如何走出困境？”沙龙一身戎装，口吻不容置疑：“我们将杀过运河，在对岸结束战争！”
沙龙对那条明显犯了兵家大忌、一味追求静态防御的巴列夫防线一向不以为然，在出任南部军区司令的几年间，他与时任总参谋长巴列夫因为这条防线吵得天翻地覆。巴列夫气得七窍生烟，以沙龙服役年限已到为由，拒绝了他延长服役期的要求，硬是逼着他退了伍。如今战局证明了沙龙当初的担忧。不过，沙龙的自信也并非虚张声势。同样是在南部军区司令任内，他的渡河方案就已成型，不仅为此进行过演习，准备了渡桥浮桥等渡河器材，还偷偷修了三个秘密坦克渡口。 不过，在沙龙抵达前线之后，他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却不是攻过运河，而是如何救出困在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守军。当部分守军突围后受困沙漠时，沙龙连续派出了手下的一名营长、一名炮兵旅长和一名装甲旅长率兵前往，在枪林弹雨之中付出了多人阵亡的代价，将这支孤军救了出来。
渡河攻击，是沙龙西奈作战的既定方针，但是以防长达扬为首的以军高层倾向于全线防守，力求稳住阵线。9日，在前一天以军反攻失败、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上级命令全线固守。西奈战区司令戈南将军熟知沙龙的秉性，特意绕过沙龙，直接向他的装甲旅长阿姆农传达不许进攻的命令。果然，当天上午，沙龙借口“追击撤退中的敌军不算进攻”，命令一个装甲旅出击。随后沙龙又派出阿姆农旅援助，进攻靠近运河渡口的两个据点。在损失了50辆坦克、怒不可遏的达扬要将沙龙就地撤职的情况下，沙龙仍然命令损失惨重的阿姆农旅继续向大苦湖挺进。
晚上，沙龙终于等来了日思夜想的好消息。阿姆农在向大苦湖挺进的过程中竟然没遇到任何抵抗。在仔细研究了地图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了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结合部，而如果沿着这个结合部继续前进的话，只要拿下一个布防不多的被称为“中国农场”的定居点，通向运河坦克秘密渡口的道路就算打通了。狂喜的沙龙立刻要求让他当天夜里就渡河攻击！可是这个要求在其后几天内一再被拒绝。其间，埃及坦克部队全线进攻，西奈半岛上爆发了自斯大林格勒之战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投入了两千辆战车浴血厮杀，结果是埃及的进攻部队全军覆没。沙龙趁机再次提出渡河要求，却再次被拒绝。不过，当天晚上，总理梅厄夫人在听取汇报之后，拍板决定实施渡河作战，沙龙的计划终于被付诸实施。
以后的战局便如沙龙预想的那样，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但“中国农场”被攻占，沙龙的伞兵和坦克打通了渡河的通道，架起了渡桥，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的以色列坦克切断了埃及第三军的后路，打到了距开罗101公里处，并像沙龙预言的那样，“在对岸结束了战争”。
在沙龙看来，战争不应是统帅指挥将军，而应是将军指挥统帅，因为亲冒矢石的将军比指挥部里的统帅更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也更能捕捉稍纵即逝的取胜时机。沙龙不只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运用自己的所有影响力锲而不舍地去推动乃至逼迫决策层做出正确的决策。
将军与政治家
简单地对比一下拉特朗战役和西奈战役，沙龙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3年那个桀骜不驯的沙龙，显然不是1948年那个坚决服从命令不惜从容赴死的沙龙；西奈前线那个救援孤军的沙龙，显然也不是拉特朗那个无力组织一场有序撤退的沙龙。
如果对比一下1982年黎巴嫩战争时期的国防部长沙龙和2001年以后的总理沙龙，可以看到沙龙的更大变化。1982年，沙龙得罪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所有能得罪的力量，当巴勒斯坦难民营事件发生后，他黯然下台。2001年，当沙龙东山再起成为总理之后，他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朋友。在国内，他努力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将左右两派的力量都拉进自己的阵营。在国际上，他努力增进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合作信任关系，不惜以单边撤出加沙地区来博取普遍支持，其结果是成功地孤立了巴勒斯坦的某些政治势力，极大地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处境和内在安全。沙龙当政五年，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辱使命。在巴以问题上，人们多提及沙龙的强硬姿态。其实解决这样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巴以问题，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基本阶段：双方脱离接触、双方实现停火、双方达成和平。修建隔离墙和撤出加沙是沙龙的第一步：脱离接触。打击恐怖组织是第二步：实现停火。可惜这两步棋尚未走完，沙龙就昏迷不醒。
不管是将军沙龙，还是政治家沙龙，他身上的确有一些从未改变的东西。沙龙自己曾多次谈到，他有两个最基本的信念：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一场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沙龙始终都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并有着不计代价将其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沙龙的不变成就了沙龙的多变。而这未必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因此对他的评价常常是毁誉参半。“将军百战身名裂”也许是一种必然吧。
远去的不仅仅是沙龙
要深入理解沙龙，还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承接的民族传统。
自沙龙2006年昏迷以来，虽然各方对他的评论不尽相同，但其中的两个评价不容忽视：“父亲”和“英雄”。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父亲，因为他给以色列带来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又恰恰源自他的英雄本相。
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以色列政治领导人可以划分为三代：1948年建国时就已身居要职或拥有巨大影响的领导人为第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开国元首本·古里安、独眼名将达扬、带领以色列度过战争岁月的艾希科尔、梅厄夫人以及开创埃以和局的贝京等人。第二代领导人是建国时的年轻一代，他们多数参加了独立战争，但在当时并非要人，而是在建国后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沙龙、拉宾、魏兹曼、佩雷斯等人。第三代领导人则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巴拉克、内塔尼亚胡等人。
总的来说，第一代领导人可以被称为“史诗世代”，他们内则胼手胝足，耕耘播种，开创万世鸿基；外则合纵连横，使以色列国从无到有，在改变犹太民族命运的同时改写了人类历史。由于建国前犹太人并无正规武装，建国的努力主要依靠政治外交运作，所以这一代的领导人虽然大多有一定武装斗争的经历，却很少出身职业军人。达扬虽然是一代名将，但从未当过总理。第二代领导人基本上可以被称为“英雄世代”，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通过数次战争累积了政治资本。四个代表人物中惟一有点“平民政治家”姿态的佩雷斯其实也是从国防部出身的（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如果说“史诗世代”的主要功勋在于建国，那么“英雄世代”的功勋则在于把以色列建成了一个在中东拥有绝对军事科技优势的强国。
犹太人的英雄观大致可分为《圣经》式英雄和《塔木德》式英雄两种。前者以大败非力士人、一手建立统一的古代犹太强国的大卫王为标志，这是一种胜利英雄的典型。后者则以拉比阿奇瓦为代表，他在领导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起义失败后从容就义，被罗马当局凌迟处死。这是一种受难英雄的典型。从内涵说，前者强调的是勇气和智慧，让人欣赏的是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不世业绩；后者强调的则是信念的坚贞和人格的完美，让人欣赏的是凡人无法承受的重负和坚忍。 从思想传统上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作为对拉比犹太教传统的反动而出现的。因此在现代以色列，除了正统派教徒社区之外，《塔木德》式的英雄观已全面没落，备受推崇的是《圣经》式英雄。沙龙一战成名，以色列民歌将其歌唱为“阿里尔，以色列之王”，这完全是《圣经》式英雄的再生。若以《塔木德》为标准，这歌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因为除了那尚未到来的弥赛亚，没人有资格称王。
统观以沙龙为代表的“英雄世代”，他们多少拥有一些犹太人心目中的《圣经》式英雄的影子：
其一、智勇双全，所向披靡。犹太人历来都是个小民族，所以特别看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卫王在弱冠少年时一举杀死巨人歌利亚。沙龙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兵败如山倒的险境中率一旅铁甲，孤军深入，转战敌后而力挽狂澜。拉宾在1967年黑云压城、人人自危的危局中从容定计，使以色列一战而毕其全功。魏兹曼则从歼击机飞行员起步，一手壮大了以色列空军，不但令阿拉伯空军闻风丧胆，就是鼎盛时期的苏联空军也曾为之俯首。
其二、特立独行，孤傲不驯。大卫王迎战歌利亚是孤身上阵的，《圣经》式英雄的眼中只有我和世界，我行我素，不在乎非议。所以拉宾征服巴勒斯坦，拉宾复又弃之；沙龙建立定居点，沙龙复又拆之。其结果当然是既得人赞赏，也招人嫉恨，所以拉宾死于犹太刺客之手，沙龙则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有人宣称要取他项上人头。与此相关联的则是《圣经》式英雄人格上的不完美。大卫王英雄一世，却难过美人关，杀爱将而夺人妻。以色列的“英雄世代”则大多与经济丑闻纠缠不清——从拉宾太太的国外存款，到魏兹曼的逃税捐款，到沙龙脑溢血之前还在纠缠着他的300万美元受贿嫌疑。相比之下，“史诗世代”就寒酸多了。本·古里安死在内盖夫荒原的一栋小木屋里，贝京一家五口常年挤在特拉维夫一套两居室的半地下室单元里。
其三、明察世事，洞若观火。大卫王虽然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但遭到上帝谴责时却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抱怨。《圣经》式英雄虽然胆大妄为，却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因为他们明白天外有天，所以一只眼看着路，另一只眼则扫视四周，看看有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中东格局大变，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迅即抓住时代脉搏，建立以以巴分治为目标的政治进程。
如今，随着沙龙撒手人寰，佩雷斯孤掌难鸣，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正渐行渐远，国家政治开始进入“后英雄世代”。因为对于今天的阿以对抗而言，以色列弱小孤立、必须以弱胜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出生于强国以色列的第三代领导人永远失去了成为下一代英雄的机会。如果阿以今天开战，以色列胜之不足以为荣，败之则足以为耻。以色列的军中人才虽然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政界，能成气候的则寥寥无几。今天以色列政坛的活跃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平民政治家。
寒风萧萧，壮士不还。沙龙之后，中东下一位以英雄胆识追求和平的豪杰身在何方？这大概是沙龙的葬礼上很多人都在内心追问的吧。
（作者为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