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1935年考取的庚款留英，属于官费留学。
　　那时候，出国留学分为官费和自费两种。
　　自费的门槛很高，但又很低。门槛低是因为，当时出国不用护照，也不用上交繁复的材料、认证，如果你要去日本，甚至连签证都免了，填个表，第二天就批准了。门槛高就高在，家里没钱，想都别想。季羡林先生就说过，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所以你看自费留学的徐志摩、邵洵美们，都是家里开工厂、办公司、开当铺、有田有地，还入了别家股份的。说白了，民国的自费留学，不仅要拼智力，还得拼爹。
　　而另外一种官费的，就难了。要么你革命有功，政府奖励你去留学。要么你就考取庚子赔款去留学，政府负担你的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
　　两者都是人才中的佼佼者，竞争很激烈，整个中国就选取那么几十个人，考试通过的都是“人尖”。比如与梁实秋1923年同时期赴美留学的同学中，就有梁思成、吴文藻、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孙立人、闻一多、潘光旦等。基本都是学霸+考霸。
　　钱钟书1935年去的英国牛津大学。当时官费留英庚款资助的标准是“服装费20英镑，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在当时是非常优裕的条件。
　　20世纪20年代后，1英镑大约能兑换当时5美元，相当于现在68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年的钱钟书在英国，每个月就能收到政府补助学杂费加生活费16320元人民币，年收入接近20万元，跟整天在欧洲潇洒享乐的方鸿渐差不了多少，相当小资了。所以他不但把太太杨绛也带了过去，两人还租了一个临近花园的大房子，每天由房东提供三餐和下午茶，连卫生都由房东包了。
　　可能就是由于官费资助充裕，考上官费留学的留学生们，不少都携家带口。比如去了哈佛的林语堂，以及考上伦敦大学的刘半农。但是把一人的经费用作一家两口，甚至一家三口的生活费，还是有点冒险。比如万一生个病，或是官费没有按时寄来，没有周转的资金，那就尴尬了。家庭条件富裕的林语堂，就曾因为妻子在国外生病，向胡适借过钱。
　　再对比一下寒门子弟季羡林的开支。季羡林家境贫寒，本来是没有机会留学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所以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就去了中学任教。幸运的是，清华当时跟德国的学校组织了一个交换合作，季羡林因为德语四年全优，报名后就被选中了。
　　这种交换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是相互付给——中国每月提供30块大洋，德国是每月120马克。1935年1元德国马克大约能换0.4美元，所以算下来，季羡林的月补助是110块大洋，折合人民币9000元不到。比起钱钟书的“月薪”1.6万多元，可以说是十分拮據了。季羡林在后来的留学回忆录里也说，这个费用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
　　当然，如果没办法参加官费，又难以负担自费开支，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出国留学，就是像蔡元培那样，半工半读。
　　蔡元培37岁才听说北京有公派留学的机会，赶去之后发现这个计划打了水漂。他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联系上了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跟他提了个条件，申请随使团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蔡元培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谁能拒绝呢？于是孙宝琦代表公使馆答应了，每月赞助蔡元培白银30两，合42块银圆，勉强能支付他在德国的食宿费用。
　　1907年，蔡元培正式奔赴德国柏林留学。为了解决学杂费的问题，他开始兼职。蔡元培通过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提前跟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他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银圆（翻译）和5银圆（著述）的标准，每月得稿酬100银圆。一部分稿酬汇到德国给他，一部分交国内妻儿作为家用。
　　作为中国留学生半工半读第一人，蔡元培在留学德国的四年间，又要读书，又要撰稿，还要兼任唐绍仪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再后来欧美游学考察，整个留洋期间，蔡元培著述不辍，1910年商务印书馆汇给他1621德国马克，合900银圆。给夫人250银圆生活费，他还有结余。临近回国的时候，他的稿酬还翻了一倍，“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1000字，每月3万字可得200银圆，即千字7银圆”。
　　“月薪”200银圆，折合现在人民币接近2万元，就算在现代，这个收入甚至足以支撑一个留学生在国外一线城市的生活。比起刚去康奈尔的胡适天天打麻将，蔡元培简直就是勤学励志的楷模。
　　（摘自2018年10月28日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