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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步可以体现在工作的进步上。弗洛伊德默认工作是痛苦的、不愉快的、非力比多的，所以从事工作的力量来自性本能和破坏本能。除此之外，“社会本能”的冲动也得到了克制，于是文明的主要领域都表现为升华的领域，是一种非性欲的爱欲。在本能分化的威胁下，死亡本能会压倒生之本能，文明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而马尔库塞反驳了这个论证，他认为不是所有工作都具有令人不快的性质，以及文化的抑制会加强爱欲的力量。马尔库塞还强调说，大部分人不能像艺术家一样得到升华，而文明基础的大部分工作是异化劳动，它们是强加于人的。技能和技术合理性使得破坏性似乎比力比多得到更直接的满足。
“统治—反抗—统治”的前进性循环持续至今，统治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客观化和普遍化，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在此过程中，压抑也变得非个人化了，对快乐的压抑和管制变成了劳动分工的功能。后者不仅能让统治合理化，而且还能遏制对统治的反抗。弗洛伊德的负罪感一说又在这里得到体现——他认为文明进步的代价就是负罪感的增强，它发源于原始的奥狄帕斯情结，压抑合理化的进程就是统治权力合理化的进程，后来父亲的地位被社会当局取代，他们不断补充、替代父亲，通过颁布禁条和法令来增强负罪感，这样推翻统治就是难以进行的了，反抗的罪恶感会大幅增加。人们不会冒着失去自由的保证推翻管理及其法律，然而现在的自由与满足是和统治的要求紧密联系的。
技术看似给个体带来自由，实际是一种新的统治阶级控制工具。工业文明解放了人的更多能量，因而人可以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发展不属于必然王国和必然消费的需要。人格化的父亲形象消失了，本能的压抑性组织变成政府机关和制度，因此就缺乏明确的攻击对象。但罪恶仍然存在，它是一种随意浪费和抑制物力与人力资源的社会制度的罪恶，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人们浸淫其中而无暇顾及现实问题。异化的劳动使得工作内容与人的潜能几乎无关，人无法在劳动中实现他自己，反而让他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丧失反抗的愿望。
在压抑性组织的控制下，“自由”变成了控制工具，消费者也只能在给定的范围内选择，如果商品维持的是对异化生活的控制，那么在大量商品中所作的选择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选择，而只是商家已经给定购买范围的虛假的选择。而且个人再生产被强加的需要，也是被动的，缺乏自主性，只能更加证明这种控制是具有效性的。
马云在2017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其实双11不是我们赚钱，双11本身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什么赚钱，双11希望给消费者带来快乐、给商家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技术提升，给我们带来组织人才的提升。所以我们每年双11必须大量提升我们的技术，无论是物流技术、无论是我们支付的技术，无论是整个平台的技术，我们相信每一年双11都是十年以后的平均量。”[2] 如果马尔库塞还在世，一定会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消费者的快乐是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的，消费行为不过是“无思想的闲暇活动”，而技术的提升又预示着更强大的理性支配。
我们现在俨然处于法国社会学家德波（Debord）笔下“景观社会”的繁荣景象中[3]，就像马尔库塞在文中提到的，个体不仅付出了劳动，还付出了自由时间，时间变成了剩余价值，人反而被时间所支配。通过催生消费者的欲望，商品诞生的一刻就意味着死亡，流行的产品目不暇接，人们忙着研究淘宝折价券、红包口令的使用方法，以及天猫商城的优惠。在盛景的社会，根本没有时间给人反思，不论是什么阶级，都可以找到可消费的产品。不仅在双十一有降价优惠，日常街上也都充斥着清仓甩卖。今天发现有打折的，明天会发现还有更便宜的。面对上流阶级，商家也会推出Prada装尸袋、LV皮包加黄金马桶之类的奢侈用品，使得最近“原来是贫穷限制想象力”的说法十分流行。
这是一个商品拜物教的节日，人们找不到弒父的对象，大家都是庞大生产与消费链中的一环，谁去反抗就可能动摇整体商品链的根基。在全国性的金钱狂欢下，历史没有终结，任重而道远。但马尔库塞在《愛欲与文明》的终章給了一个未來可能的答案——我们需要建设无压抑性文明，它的根本点在于爱欲和审美意识的解放，爱欲的解放实际上是性欲向压抑性文明史前的多形态爱欲的回归。集中于生殖功能、并仅以性交为目标的性欲轉变为爱欲之后，整个身体都成了爱欲的基础，人体的各部位都可以获得快感。多形态的性欲指向外部各种对象，可以是对自然的保护、对他人的爱慕、对自我的尊重。当操作原则被废除、异化劳动被取消后，将使爱欲在工作关系中也表现出来。马尔库塞还认为，理想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它是解放个体本能、保证个体自由发展的原则，这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额外压抑，前者是必要的、合理的基本管理。
注释：
[1]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66-91页.
[2] 央视财经频道，马云：我们不赚钱，希望给消费者带来快乐，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11/12/c_129738541.htm，引用日期：2017年11月19日。
[3]居伊.德波（Guy Ernest Debord）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统治—反抗—统治”的前进性循环持续至今，统治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客观化和普遍化，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在此过程中，压抑也变得非个人化了，对快乐的压抑和管制变成了劳动分工的功能。后者不仅能让统治合理化，而且还能遏制对统治的反抗。弗洛伊德的负罪感一说又在这里得到体现——他认为文明进步的代价就是负罪感的增强，它发源于原始的奥狄帕斯情结，压抑合理化的进程就是统治权力合理化的进程，后来父亲的地位被社会当局取代，他们不断补充、替代父亲，通过颁布禁条和法令来增强负罪感，这样推翻统治就是难以进行的了，反抗的罪恶感会大幅增加。人们不会冒着失去自由的保证推翻管理及其法律，然而现在的自由与满足是和统治的要求紧密联系的。
技术看似给个体带来自由，实际是一种新的统治阶级控制工具。工业文明解放了人的更多能量，因而人可以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发展不属于必然王国和必然消费的需要。人格化的父亲形象消失了，本能的压抑性组织变成政府机关和制度，因此就缺乏明确的攻击对象。但罪恶仍然存在，它是一种随意浪费和抑制物力与人力资源的社会制度的罪恶，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人们浸淫其中而无暇顾及现实问题。异化的劳动使得工作内容与人的潜能几乎无关，人无法在劳动中实现他自己，反而让他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丧失反抗的愿望。
在压抑性组织的控制下，“自由”变成了控制工具，消费者也只能在给定的范围内选择，如果商品维持的是对异化生活的控制，那么在大量商品中所作的选择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选择，而只是商家已经给定购买范围的虛假的选择。而且个人再生产被强加的需要，也是被动的，缺乏自主性，只能更加证明这种控制是具有效性的。
马云在2017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其实双11不是我们赚钱，双11本身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什么赚钱，双11希望给消费者带来快乐、给商家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技术提升，给我们带来组织人才的提升。所以我们每年双11必须大量提升我们的技术，无论是物流技术、无论是我们支付的技术，无论是整个平台的技术，我们相信每一年双11都是十年以后的平均量。”[2] 如果马尔库塞还在世，一定会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消费者的快乐是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的，消费行为不过是“无思想的闲暇活动”，而技术的提升又预示着更强大的理性支配。
我们现在俨然处于法国社会学家德波（Debord）笔下“景观社会”的繁荣景象中[3]，就像马尔库塞在文中提到的，个体不仅付出了劳动，还付出了自由时间，时间变成了剩余价值，人反而被时间所支配。通过催生消费者的欲望，商品诞生的一刻就意味着死亡，流行的产品目不暇接，人们忙着研究淘宝折价券、红包口令的使用方法，以及天猫商城的优惠。在盛景的社会，根本没有时间给人反思，不论是什么阶级，都可以找到可消费的产品。不仅在双十一有降价优惠，日常街上也都充斥着清仓甩卖。今天发现有打折的，明天会发现还有更便宜的。面对上流阶级，商家也会推出Prada装尸袋、LV皮包加黄金马桶之类的奢侈用品，使得最近“原来是贫穷限制想象力”的说法十分流行。
这是一个商品拜物教的节日，人们找不到弒父的对象，大家都是庞大生产与消费链中的一环，谁去反抗就可能动摇整体商品链的根基。在全国性的金钱狂欢下，历史没有终结，任重而道远。但马尔库塞在《愛欲与文明》的终章給了一个未來可能的答案——我们需要建设无压抑性文明，它的根本点在于爱欲和审美意识的解放，爱欲的解放实际上是性欲向压抑性文明史前的多形态爱欲的回归。集中于生殖功能、并仅以性交为目标的性欲轉变为爱欲之后，整个身体都成了爱欲的基础，人体的各部位都可以获得快感。多形态的性欲指向外部各种对象，可以是对自然的保护、对他人的爱慕、对自我的尊重。当操作原则被废除、异化劳动被取消后，将使爱欲在工作关系中也表现出来。马尔库塞还认为，理想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它是解放个体本能、保证个体自由发展的原则，这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额外压抑，前者是必要的、合理的基本管理。
注释：
[1]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66-91页.
[2] 央视财经频道，马云：我们不赚钱，希望给消费者带来快乐，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11/12/c_129738541.htm，引用日期：2017年11月19日。
[3]居伊.德波（Guy Ernest Debord）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