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口罩源自医学，1897年德国医生莱德奇将纱布缝制的口罩在医学手术中推广，有效减少了细菌感染。而历史上，人们为了障尘御寒、遮蔽面容、清洁卫生，也曾使用过类似的“口罩”。

多功能“面衣”

　　自西汉而始，人们为障尘御寒，出行时往往穿戴“面衣”。据汉应劭《西京杂记》卷二“赵昭仪遗飞燕书”条记载，赵昭仪赠予皇后赵飞燕各色贵重服饰，其中就有“金花紫罗面衣”。推想可能是用细纱织就并装饰金线刺绣的美丽丝织品。
　　“面衣”一作“面帽”，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三《冠冕首饰部十四》“帏帽”条曰：“又有面衣，前后全用紫罗为幅下垂，杂他色为四带，垂于背，为女子远行乘马之用，亦曰面帽。”认为面衣是女子乘马使用的障面物，它能将人头部前后包裹，并以四带系后。明王圻、王思义父子《三才图会·衣服》“面衣”条，又据此记载将其复原（图1）。如图可见，面衣状如围裙，两端系带，双目处设网纱。佩戴时既能遮盖住整个面部，又不至于遮挡视线。而对女子而言，面衣还符合遮蔽面容的礼法约束。《礼记·内则》规定：“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用轻薄的罗织物制成的面衣，既能抵挡微尘，又能遮蔽面容、不违礼法。
　　除障尘遮面功能外，面衣也能御寒。《晋书·惠帝纪》记载，惠帝播越，“行次新安，寒甚，帝堕马伤足，尚书高光进面衣，帝嘉之”。御寒的面衣，想必材料选择上应注重厚实保暖。
　　此外，面衣还包括饮食卫生的考量，《后汉书·刘玄传》记载：“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绣面衣、锦裤、襜褕、诸于，骂詈道中。”庖厨之人佩戴绣面衣，虽然过于奢侈炫耀，但不可否认，面衣能够在其准备肴馔时，过滤口鼻空气、隔离飞沫，防止食材污染。多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曾记载类似见闻，“大汗召见贵族的仪式”条曰：“在皇帝陛下身旁伺候和备办饮食的无数人，须用美丽的面幕或绸巾将鼻子和嘴掩住，籍以防止他们所呼出的气息触及他的饮食品。”故宫博物院藏旧传五代胡環绢本《番骑图》卷，画中两位头戴顾姑冠、身着长袍的女子，口鼻以巾遮掩，形似“口罩”（图2）。从人物衣着判断，应该出自元人手笔，而女子面部佩戴的巾帕或许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述之物。

防护却非医用

　　而在海外，琐罗亚斯德教（一名“拜火教”“祆教”）祭司会佩戴名为“派提达那”（paitidāna）的专用口罩，用以防止其呼吸气息污染圣火。其具体形象可参见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館馆藏文物——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有四尊公元前6世纪后期琐罗亚斯德教祭司金质小像，人物形象除细节上略有小异外，整体造型近似。祭司均头戴小帽、身着长衫，佩戴口罩遮掩口鼻，手持一束“巴尔萨姆圣枝”（图3）。
　　大英博物馆有两件出自阿姆河宝藏的金质琐罗亚斯德祭司小像，其身着米提亚式长袍，头戴掩耳高帽、手持圣枝，均佩戴口罩（图4）。

　　入华粟特人遗物中也有表现祆教祭司的图像，如山西太原隋虞弘墓石椁，椁座前壁下栏正中浮雕祭火图像，火坛左右各立一人首鹰身的祭司，均佩戴口罩、手套，一手捂嘴、一手触火坛，小心翼翼地守护圣火（图5）。日本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藏北朝粟特石棺浮雕，中有表现粟特人举行葬礼的场景，图中诸人或割耳嫠面、或拱手低头，哀悼逝者，火坛前则站立祭司，同样佩戴口罩主持仪式（图6）。

　　古人的“口罩”虽有防护功能，却与医学无关。中世纪传染病医生的“鸟嘴面具”则是真正意义上的防护面罩。据法国医生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de L’Orme）记述，面具前端状如鸟喙，长约半英尺、内填香料，近鼻处有两孔以供呼吸。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一幅1656年的科隆的传染病医生版画，即可窥见其貌：医生全副武装，衣帽、手套、鞋履均为羊皮制作，鸟嘴面具之上还有防护镜（图7）。尽管装备夸张，但确是在医学意义上的物理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