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与长江一起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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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草根科学家”的身份游走于长江上游的高山峡谷之间。他曾为国家水电开发项目献言献策节约投资数亿,自己却时常身无分文、忍饥挨饿。二十年来,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与长江融为一体,以为母亲河请命为己任。他的名字叫杨勇。
  
  汶川地震:在第一时间冒险踏勘灾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岷江河谷两岸山体崩塌、滑坡频发,上百座大中小水电站和在建水电站不同程度受损、面临严重的次生地质灾害威胁!
  据杨勇二十多年考察掌握的数据显示,这个地区本身处在几个地震活动带的复合交叉处,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等几大流域,震前就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不稳定坡等地质风险共计两万多处。此次地震将导致地质灾害的复活群发和地质条件更加脆弱。
  5·12大地震发生后,正在四川巴塘县考察并接受央视采访的杨勇立即赶赴汶川灾区。自5月14日至24日,他行程达2000余公里,深入到汶川、理县、茂县、北川、绵竹、什邡、都江堰、彭州、映秀、紫坪铺等重灾区,深入考察这些地区的滑坡体、水库、电站、大坝等面临的地质灾害现状及隐患。
  5月24日,记者随杨勇深入到紫坪铺库区和映秀镇一带的岷江河谷调查。我们攀危岩、闯岩石崩落区,钻入密林,在荆棘中穿行,茅草上的利刺将我们脸部和胳膊上划出一道道血口,树叶和茅草上布满厚厚的山崩岩灰,很快沾了一身,大家都变成了“灰猴子”。在钻行中,我们的脚多次陷进地震裂缝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很多巨大的岩石基部已出现数十厘米宽的移位和裂缝,遇到余震和连续降雨,发生垮塌只是早晚的事。在悬崖边,记者多次拉住正对库区崩塌山体拍照的杨勇,警告他注意脚下松土,当心别摔下去。一天下来,大家都汗水湿透衣衫,饥渴交加,疲惫不堪,但收获颇丰。
  考察中,杨勇对紫坪铺坝肩地震开裂区、滑坡区、崩落区、坝体变形部位和库区两岸山崩区开裂区以及映秀重灾区进行了观察和测试记录,他发现震后紫坪铺右岸坝肩山体出现大面积山体裂缝,裂口宽10厘米-30厘米不等,长度数百米,裂缝区宽度数百米,裂缝走向多与河谷平行,迎江临空面形成一系列崩塌形滑坡和泥石流,接近坝体的护坡水泥桩部分开裂,顶部有岩体崩落现象,谷底发电厂厂房和泄洪设施有多处被落石砸坏。
  大坝顶部右段有沉陷迹象,沉陷深度20厘米至80厘米,长度近200米,大坝面板砌石松动,部分拱起,大坝内侧附属设施震裂震垮较多,泄洪泄沙提闸建筑严重损毁变形。库区两岸山体崩塌形滑坡大面积生成,在前端狭窄库段两岸见左岸有近500米高的山体崩塌,右岸台地生成宽约200-300米的裂缝区,成为欲崩危岩。
  以后杨勇又多次对岷江河谷进行考察。他认为,沿江电站设施外伤虽不重,但内伤有待评估,无论如何,它们面临的是更加恶劣的地质条件,这时候如果恢复施工建设,对地质灾害的诱发将会急剧升级。而电站恢复重建面临一系列重大难题,如新的地质灾害群威胁,大坝岩基结构变化,大坝破损变形,引水洞岩石结构变化,水库泥沙加重等。
  杨勇发现,岷江主江道和上游三条支流的多段河谷两岸山体在强震中发生震动,休眠中的古老滑坡体休止角被改变,开始复活,不少山头成为“鬼剃头”,新的山体开裂生成,处于成灾临界状态,如果遇到雨季或其他施工建设活动,随时可能发生新的山体崩塌、大面积滑坡等地质灾害。
  众多灾象表明,灾区上百座大中小水电站和在建水电站中,地震中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确定病库、病坝和面临灾害和威胁的程度。
  据悉,6月初,杨勇多次应邀向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领导和专家报告灾后实地踏勘情况,有关调查情况成为政府有关部门作出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
  
  金沙江畔长大的少年
  
  1959年11月,杨勇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匪患出没的边远地区,部队经常换防,还要参加剿匪战斗。父母顾不上照顾孩子,小杨勇是在马背和士兵的肩膀上长大的,自然更多一些野性和自由。
  一次,参加剿匪归来的战士逗小杨勇,说他的父亲在前方的战斗中“光荣”了。小杨勇不信,竟以电影《红孩子》为榜样,带上几个小伙伴逃学去找父亲。结果是父亲没有找到,不到10岁的小杨勇和小伙伴却冒险爬上了高山,鸟瞰在峡谷中奔腾的金沙江,为眼前壮丽的山河景色所倾倒。数日后,小杨勇和伙伴才被部队指战员“捉拿”回家。
  1976年,杨勇高中毕业了。崇拜知青榜样邢燕子的他带头报名到普格县普乐公社插队落户。在生产队劳动之余,他看到当地水能资源丰富,就带领彝族乡亲建起一座4000瓦的小水电站,在发电机的欢叫声中,彝寨的夜晚大放光明,杨勇也第一次认识到河流所蕴藏的巨大能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杨勇考上了重庆煤矿学校的地质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渡口矿务局,先在煤矿干了五年矿业地质工作,后调矿务局负责筹建矿区环境监测站,出任第一任站长。
  
  发起和完成长江首次全程漂流壮举
  
  1983年,报上刊登杨联康徒步考察长江、黄河,以及1985年四川青年尧茂书首漂长江遇难等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杨勇。他认为,当前国家百废待兴,对长江流域开展科学考察,科学地开发利用长江水利资源、建设长江经济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漂流探险是科学地认识长江的好方法,因为它成本低、效率高,而且能够到达很多陆路所无法到达的地方。但其危险性也极大,因此需要青年人的非凡勇气和毅力。
  机会终于来了。杨勇和几个年轻的科技人员开始着手策划筹备“长漂”活动,得到四川省委、省政府、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所、四川省地理学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杨勇所在单位攀枝花矿务局(原渡口矿务局)出资赞助召开了长江科考漂流研讨会。此后,杨勇先后七次出入虎跳峡、老君滩等天险江段,对其成因、水流特征规律等进行先期调研。之后,经过“长漂”指挥部在全国700多名志愿者中反复筛选,由10余名勇士组成的“长漂”队成立了。此次“长漂”科考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是从河流长度对比、流域面积与流量、水力补给等特征,长江正源应是当曲而不是沱沱河,长江的长度又伸延了6.85公里。
  二是发现主要由于青藏高原自身的环境演变,加之人为采集狩猎、放牧等活动干扰,长江源头地区旱化荒漠化和沙化趋势明显,沱沱河出现季节性河流特征,楚玛尔河已完全演变为季节性河流。
  三是在通天河误人“鬼湖”雅兴错,饱受冻饿之苦后,科考小分队在当曲源区意外地发现了世界最大的泥炭沼泽盆地。确认该沼泽属晚全新纪以来发育而成,面积为8000平方公里,泥炭层最大厚度为1.8米,但近期环境趋于干旱等等。
  
  实地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最有说服力
  
  金沙江和雅砻江等流域实地考察归来,杨勇 多次投书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长江生态环境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并撰文提出,长江每年水土流失的泥沙量达16亿多吨,输出长江三峡的泥沙量约6.5亿吨;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复杂,人民生活贫困……应当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杨勇指出,金沙江流域由于地质活动的活跃性和长期过度粗放开发,水土流失面积达13.5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38.4%。其中下游的泥石流沟壑、滑坡、崩岸处达千余条,绝大部分处于活动状态,从目前看来,具有数量增多、规模加大、成灾活动增强、危害加重的特点,是一条名符其实的重灾河流。
  在金沙江畔的云南东川铜矿采空塌陷区,杨勇不顾矿区人员的再三劝阻,硬是花了两天时间,手扒脚蹬地爬上一座海拔达3000多米、多年从来无人敢涉足的危崖,经过实地考察和测算,他认为该地区因百年来矿业开采过度,在金沙江边形成的易崩山体为数亿立方米。一旦崩塌成灾,造成的灾难将可能超过2000年4月9日西藏易贡山崩堵江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特大型地质灾害区如会理县鲁车渡山崩泥石流、禄劝县普福滑坡等等,一旦爆发,都有极可能造成堵塞金沙江的灾难性后果。对下游开发工程和城市安全等构成的巨大威胁不可低估。
  1988年底,杨勇提笔给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长江的生态环境及变化状况,对长江中下游密集的城市群及乡村的兴衰极为密切。在河流的开发和利用问题上,国内外都有很多的前车之鉴。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建设,要在系统周密地科学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全流域的统筹规划,不可仅考虑中下游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上游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建设,并指出:应建立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上游自然生态承担补偿义务的机制。忽视长江上游的地质灾害发育机制及其后果,将贻患无穷。
  据此,杨勇拟订了详细的生态科学考察的工作计划,如在灾害高发区设立实地观测点,建立年度或几年对比数据,对地质环境演变情况进行预测,同时建立生态和地质灾害预警系统,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防止和减少可能发生的地质危害等。1988年11月8日,《中国环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杨勇的心血之作《长江的忧患——长江上游自然生态问题的调查》。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国始设立地质灾害评估机构、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和预警机制。
  
  为川江请命
  
  采访中,杨勇对记者感叹当年岷江从雪峰翠谷奔腾而出的恢宏景象如今已不复存在。他说,西部大开发,川江先行,其中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多。他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为证:上世纪50年代要不是暴雨冲毁了紫坪铺90米的高坝,鱼嘴电站工程被迫停建,都江堰也早就没有了,哪里还有后来旅游的红火!
  在岷江流域干流有在建电站20余座,支流则还有数十座电站先后上马。这些电站有的仅相距10多公里。杨勇根据实地调查结果指出,这些电站很多是“无立项、无设计、无审批、无验收”的“四无”工程。而这些电站建坝蓄水,凿洞引流,导致下游地区河道长期干涸,河床袒露,流域植被退化,沙化加剧,现岷江上游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5%,并出现荒漠化景观,河道输沙量增加,河谷地质灾害加速发育。生态系统和电站自身安危受到很大影响和威胁。由于径流系统改变,尤其在春旱季节,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都江堰灌区和岷江下游数地市严重缺水。而在夏季,由于白昼电网用电量变化大,各梯级电站调节能力弱,造成用水量极不均衡,巨大的水位落差很容易诱发地崩岸、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环境灾害,对下游九寨沟、卧龙、青城山、都江堰等世界级风景名胜和自然文化遗产地都构成威胁。
  2006年春节期间,杨勇带记者实地考察大渡河流域。他痛心地指出,在大渡河流域200公里的干支流河流内就有12个在建水电站,一些利益集团在长江上游流域和西部地区“跑马圈水”,进行掠夺性无序开发,西部生态环境再遭重创!
  杨勇通过对长江上游流域水电开发实地考察认为,西南地区目前水电开发总规模将达到几亿千瓦,在建规模达6000余万千瓦,很可能造成供过于求,其发电效益如何,又令人疑虑。“如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和城市贫困人群嫌电价高,依然用不起电而点油灯,以薪代柴往往成为一厢情愿。可见工程效益与市场需求是脱节的。而盲目追求GDP高指标、好大喜功、上马大型工程,对河流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超过“大跃进”,其直接恶果,就是造成西部更加贫困。他担忧,如今水电站建设的无序局面很可能使中国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2006年7月至2007年4月,针对我国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拟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诸河流上游向黄河调水170亿立方米方案所涉及到的敏感而复杂的生态与工程技术问题,杨勇率领他的民间独立科考队,对长江源区近10万平方公里水系进行了地毯式考察,得出的结论是: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主要来自于长江上游的江河源区,在自然环境变暖趋势下,有没有充足的水源保障,能否实现可持续调水,还需要深入研究论证;江河源干旱、沙化日益加重,导致水系锐减,局部河川断流,这是西线工程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在源区出现全面断流这一周期内,能否将设计的调水量输入黄河,而黄河源区也面临同样的环境演变趋势甚至更加明显。同时,长江上游的江河源区还存在地震灾害多发等隐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源区调水是有很大风险的。2007年春,杨勇的考察报告上报国务院,国家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
  2008年下半年,杨勇将率队再度进行西部的冰川融水课题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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