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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的人伦思想涉及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种人际关系，孔子的人伦思想就是对这五种人际关系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阐释。孔子的人伦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施报平衡的原则贯穿其中。这种施报平衡原则是我国自原始社会到春秋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惯例。孔子主张从自己开始主动建立和谐的施报关系。
【关键词】孔子 君臣伦理观 家庭伦理观 朋友伦理观 施报平衡
孔子的人伦思想所涉及到的人际关系有五种，《中庸》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孔子的人伦思想就是对这五种人际关系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阐释。
孔子的君臣伦理观
如果说可以对孔子的君臣观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论语·颜渊》中所载之“君君臣臣”一语。也就是说，君要像个君的样子，臣要像个臣的样子。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样的君臣才能算得上像样子呢?概而言之，为君者应该“使臣以礼”，为臣者应该“事君以忠”。
为君者使臣以礼有哪些具体表现呢?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这里孔子间接道出了君主守礼的一般要求，即为君者要对待臣下宽厚，礼敬臣下并起模范带头作用。作为臣下，相对的“忠”也有具体的要求。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也就是说首先要不辞辛苦，勤劳国事。具体表现在面对君主的垂询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要做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即要敢于直谏犯上。其次，要严守君臣之礼，充分尊重君主。在这方面孔子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榜样。《论语·乡党》载孔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踢腥，必熟而荐之。君踢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由此可见，孔子很重视这些偏重于形式的君臣之礼，而且自己在这些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以上两点就是孔子用自己的言行对忠君所要求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最有力的诠释。
孔子的家庭伦理观
在家庭伦理方面，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孔子关注的重点，孔子将孝道视为调节父子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孔子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语境下列举了孝养父母的道德行为。首先要奉养父母自不待言。其次，对父母的意志不可违逆。《论语·里仁》载：“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就是说，即使父母的意见有所欠妥，可以适当劝谏。但如果父母仍不听从，也要“劳而无怨”的依父母意志行事。所以，当孟懿子问孝时，孔子给出了简洁的回答：“无违”（《论语·为政》）。此外，孝行还表现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意思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出远门去求学、做官，万一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能从言行上表现出孝行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孔子看来，光有孝行还不够，子女对父母还必须有孝心。如孔子所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是将崇敬之心作为孝行的内在依据和动力来看的，并将其视为人之“养”与动物之“养”的区分标准。
那么，崇敬之心从哪里来呢?崇敬之心只能将心比心，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仁爱中体察出来。《论语·为政》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朱子注曰：“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帷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旧说，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亦通。”①朱熹对“父母唯其疾之忧”给出了两种注解：第一种认为，为人子者应该体会到父母唯恐子女身体生病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保证身体健康以消除父母之忧也是孝的表现。第二种注释认为，如果疾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偷盗以致犯上作乱而招致的杀身之祸却是人为可以避免的。朱熹的第二种注释可与孔子“其为人也孝悌，而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之论互为印证，所以更合乎孔子的真意。总而言之，孔子所认为的孝道不仅仅要求子女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更重要的还要满足父母精神上的需要。这就要求子女首先不能违逆父母的意志，其次还要减少父母的为己的担忧之心。
在孔子的父子伦理思想中我们似乎只看到了子对父单方面的道德要求，是不是父对子就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的要求呢？关于这个问题，论语当中孔子对其弟子宰我的一翻评价从侧面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论语·阳货》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认为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太长。而孔子坚持认为，“予（宰我）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所以宰我也应该守丧三年以报父母之恩。这里孔子给出了为人子应该对父母尽孝的道德义务的理由，即父母养育子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所以子女应该尽心竭力的孝养和礼敬父母。孔子这里也暗含着在调节父子关系中对父亲一方的道德义务，也就是说父亲有爱自己的子女、抚育他们成长的义务。
与父子关系相比，孔子对兄弟关系的谈论就比较少。他只是要求弟事兄以“悌”。《说文解字》将“悌”释为“善兄弟也”。《四书章句集注》则认为，“悌”仅指“善事兄长”。贾谊在《道术》中进一步将“悌”释为“弟爱兄谓之悌”。由此可看出，“悌”就是要求弟对兄要有亲爱之心。虽然孔子并没有提到兄长的道德义务，但那并不说明孔子认为只有弟对兄道德义务，而是如同父对子的道德义务一样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省略。此外，虽然孔子直接谈论夫妻关系的言论无法征诸史料，但从基本承袭孔子思想的思孟一派的观点中仍能看出端倪。孟子将孔子五伦关系中的夫妻关系阐发为“夫义妇顺”的观点相信违孔道不远。
孔子的朋友伦理观
除了君臣关系和家庭关系外，孔子对朋友关系也给予了比较大的关注。《论语·学而》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认为，要维护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就要求朋友之间要以“信”相交。可以说，“信”德是孔子用来调节朋友关系的最重要道德规范。深谙孔子之道的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孔子本人也曾将“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作为自己人生志向之一。“信”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三十八次。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本的论语词典中，将“信”的字义归为四大类：诚实不欺（24次）；相信，认为可靠（l1次）；使相信，使信任（l次）；形容词或副词，真，诚（2次）。概而言之：杨先生关于“信”的四种意义亦可被视为两大类：其一是从心里真诚的信任别人，其二是用实际行动取信于人。一种意义偏于心理活动，一种则重在实际行动。所以孔子的朋友观重在心行合一，朋友之间当以交心为前提，这也许是孔子将“友直”作为益友的首要标准的原因。其次，这种倾心相交之情应当表现落实到行动中，以此来取得朋友的信任。这与孔子仁内礼外的致思方式是一以贯之的。
孔子人伦观中的施报平衡原则
综合观之，孔子的人伦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施报平衡的原则贯穿其中。孔子重视对等施报的思想在论语中也有明证。《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以在孔子的人伦观中，父慈子孝、君节臣忠、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都是人伦关系的双方对等而言，双方的道德义务是双向的，是一种“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关系。这种思想后来亦被孟子所承袭，从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论及君臣关系的言论中我们仍然可清晰看到这种施报平衡原则的影子。
事实上，这种施报平衡原则是我国自原始社会到春秋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惯例。《礼记·曲礼》所载之“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对这种人际关系原则的高度概括。据杨向奎先生的研究，在我国的古礼中一直存在被称为“全面馈赠制”的礼仪活动。“在原始社会中，礼是商业性质的交往，互通有无，有赠有报，有往有来，这就是‘礼尚往来’的适当笺注。”②可以看出，孔子保留了这一中国古礼的精神内核并在他的人伦观中体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固然強调道德义务施报的双向性，但主张从自己开始主动建立这种和谐的施报关系，而不是被动的报答别人的施与，而是要“反求诸己”，而不是“求诸人”。也就是说，欲正人必先正己。事实上，孔子的人伦观是他的“忠恕之道”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忠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落脚点都在己方，强调己方履行道德义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为人“性相近”的孔子相信，只要付出总会得到回报的，天下没有不可教化之人，只要正己最终必能正人。这与佛家“打完左脸，再伸出右脸让人打”的度人方式颇有些相似，这也许就是儒释最终走向通融的一道暗门吧。（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②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7～251页。
【关键词】孔子 君臣伦理观 家庭伦理观 朋友伦理观 施报平衡
孔子的人伦思想所涉及到的人际关系有五种，《中庸》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孔子的人伦思想就是对这五种人际关系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阐释。
孔子的君臣伦理观
如果说可以对孔子的君臣观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论语·颜渊》中所载之“君君臣臣”一语。也就是说，君要像个君的样子，臣要像个臣的样子。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样的君臣才能算得上像样子呢?概而言之，为君者应该“使臣以礼”，为臣者应该“事君以忠”。
为君者使臣以礼有哪些具体表现呢?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这里孔子间接道出了君主守礼的一般要求，即为君者要对待臣下宽厚，礼敬臣下并起模范带头作用。作为臣下，相对的“忠”也有具体的要求。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也就是说首先要不辞辛苦，勤劳国事。具体表现在面对君主的垂询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要做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即要敢于直谏犯上。其次，要严守君臣之礼，充分尊重君主。在这方面孔子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榜样。《论语·乡党》载孔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踢腥，必熟而荐之。君踢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由此可见，孔子很重视这些偏重于形式的君臣之礼，而且自己在这些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以上两点就是孔子用自己的言行对忠君所要求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最有力的诠释。
孔子的家庭伦理观
在家庭伦理方面，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孔子关注的重点，孔子将孝道视为调节父子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孔子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语境下列举了孝养父母的道德行为。首先要奉养父母自不待言。其次，对父母的意志不可违逆。《论语·里仁》载：“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就是说，即使父母的意见有所欠妥，可以适当劝谏。但如果父母仍不听从，也要“劳而无怨”的依父母意志行事。所以，当孟懿子问孝时，孔子给出了简洁的回答：“无违”（《论语·为政》）。此外，孝行还表现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意思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出远门去求学、做官，万一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能从言行上表现出孝行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孔子看来，光有孝行还不够，子女对父母还必须有孝心。如孔子所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是将崇敬之心作为孝行的内在依据和动力来看的，并将其视为人之“养”与动物之“养”的区分标准。
那么，崇敬之心从哪里来呢?崇敬之心只能将心比心，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仁爱中体察出来。《论语·为政》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朱子注曰：“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帷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旧说，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亦通。”①朱熹对“父母唯其疾之忧”给出了两种注解：第一种认为，为人子者应该体会到父母唯恐子女身体生病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保证身体健康以消除父母之忧也是孝的表现。第二种注释认为，如果疾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偷盗以致犯上作乱而招致的杀身之祸却是人为可以避免的。朱熹的第二种注释可与孔子“其为人也孝悌，而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之论互为印证，所以更合乎孔子的真意。总而言之，孔子所认为的孝道不仅仅要求子女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更重要的还要满足父母精神上的需要。这就要求子女首先不能违逆父母的意志，其次还要减少父母的为己的担忧之心。
在孔子的父子伦理思想中我们似乎只看到了子对父单方面的道德要求，是不是父对子就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的要求呢？关于这个问题，论语当中孔子对其弟子宰我的一翻评价从侧面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论语·阳货》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认为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太长。而孔子坚持认为，“予（宰我）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所以宰我也应该守丧三年以报父母之恩。这里孔子给出了为人子应该对父母尽孝的道德义务的理由，即父母养育子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所以子女应该尽心竭力的孝养和礼敬父母。孔子这里也暗含着在调节父子关系中对父亲一方的道德义务，也就是说父亲有爱自己的子女、抚育他们成长的义务。
与父子关系相比，孔子对兄弟关系的谈论就比较少。他只是要求弟事兄以“悌”。《说文解字》将“悌”释为“善兄弟也”。《四书章句集注》则认为，“悌”仅指“善事兄长”。贾谊在《道术》中进一步将“悌”释为“弟爱兄谓之悌”。由此可看出，“悌”就是要求弟对兄要有亲爱之心。虽然孔子并没有提到兄长的道德义务，但那并不说明孔子认为只有弟对兄道德义务，而是如同父对子的道德义务一样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省略。此外，虽然孔子直接谈论夫妻关系的言论无法征诸史料，但从基本承袭孔子思想的思孟一派的观点中仍能看出端倪。孟子将孔子五伦关系中的夫妻关系阐发为“夫义妇顺”的观点相信违孔道不远。
孔子的朋友伦理观
除了君臣关系和家庭关系外，孔子对朋友关系也给予了比较大的关注。《论语·学而》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认为，要维护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就要求朋友之间要以“信”相交。可以说，“信”德是孔子用来调节朋友关系的最重要道德规范。深谙孔子之道的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孔子本人也曾将“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作为自己人生志向之一。“信”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三十八次。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本的论语词典中，将“信”的字义归为四大类：诚实不欺（24次）；相信，认为可靠（l1次）；使相信，使信任（l次）；形容词或副词，真，诚（2次）。概而言之：杨先生关于“信”的四种意义亦可被视为两大类：其一是从心里真诚的信任别人，其二是用实际行动取信于人。一种意义偏于心理活动，一种则重在实际行动。所以孔子的朋友观重在心行合一，朋友之间当以交心为前提，这也许是孔子将“友直”作为益友的首要标准的原因。其次，这种倾心相交之情应当表现落实到行动中，以此来取得朋友的信任。这与孔子仁内礼外的致思方式是一以贯之的。
孔子人伦观中的施报平衡原则
综合观之，孔子的人伦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施报平衡的原则贯穿其中。孔子重视对等施报的思想在论语中也有明证。《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以在孔子的人伦观中，父慈子孝、君节臣忠、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都是人伦关系的双方对等而言，双方的道德义务是双向的，是一种“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关系。这种思想后来亦被孟子所承袭，从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论及君臣关系的言论中我们仍然可清晰看到这种施报平衡原则的影子。
事实上，这种施报平衡原则是我国自原始社会到春秋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惯例。《礼记·曲礼》所载之“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对这种人际关系原则的高度概括。据杨向奎先生的研究，在我国的古礼中一直存在被称为“全面馈赠制”的礼仪活动。“在原始社会中，礼是商业性质的交往，互通有无，有赠有报，有往有来，这就是‘礼尚往来’的适当笺注。”②可以看出，孔子保留了这一中国古礼的精神内核并在他的人伦观中体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固然強调道德义务施报的双向性，但主张从自己开始主动建立这种和谐的施报关系，而不是被动的报答别人的施与，而是要“反求诸己”，而不是“求诸人”。也就是说，欲正人必先正己。事实上，孔子的人伦观是他的“忠恕之道”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忠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落脚点都在己方，强调己方履行道德义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为人“性相近”的孔子相信，只要付出总会得到回报的，天下没有不可教化之人，只要正己最终必能正人。这与佛家“打完左脸，再伸出右脸让人打”的度人方式颇有些相似，这也许就是儒释最终走向通融的一道暗门吧。（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②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7～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