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