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

　　祖坟哪儿去了？
　　宿迁闹市区的楚街。整齐划一的时尚酒店、古董商铺，标配的灰瓦红梁，人流熙攘。朱天文和朱天心觉得好玩，又有点头晕目眩。若不是同行的亲戚还记得大概方位，她们压根没法辨认祖辈们仙去后栖身过的方寸之地。
　　“原来就是一块棉花田，旁边是大豆田。荒凉得很。”姐妹俩回忆。“现在上头就是个餐厅了，亏得姑奶奶们的后人能認出来，说是哪口井、哪棵树，我们于是就约在餐厅门口见。”
　　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生长于台湾。父亲朱西甯心心念念的故乡有两个：山东临朐，和他的出生地宿迁。
　　“我们在台湾的身份证件上填的籍贯都是山东临朐，1988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回大陆的时候，才知道老家竟然在苏北的宿迁。原来百年前，父亲的爷爷从临朐出发，带着妻儿出去讨生活，也不晓得要去哪里，就往南去吧。一直走到宿迁。有一天在井边打水，一个地主看到这壮汉（朱西甯父），打的第一盆水是给他父亲洗干净，还为他准备饮水。能吃苦，又本分，就留他们下来当长工。从此朱家才在宿迁落脚。”朱天文描述。

　　轰轰烈烈的大陆建设潮，改造甚或抹去旧时的家园，对经历过台湾经济提速、城市更新的朱天文姐妹，本也不会太过惊奇。2018年秋天，为《他们在岛屿写作》的朱家篇拍摄纪录片，她们再一次返乡。这一回，“文明城市示范街”的建筑把朱西甯亲手修葺过的朱家祖坟旧址盖得严严实实，彻底从视野里清零。
　　“一直想找的黄河废古道，全部成了生态公园。还要走到很远很远的白马湖，再过一个非常浩渺的湖，到了湖对岸的一个小沙洲，才看到父亲笔下所谓的下湖。”
　　那么在乎故乡，为了修族谱、建祖坟、老家孩子上学倾尽力量的父亲，在天上有知，会不会难过？
　　朱天心觉得还好。“他固然在人世间有一个身份是为人子，可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们，道统重于血统。我觉得他对血缘也尽了责任，是可以超越这些（变迁消逝），甚至笑着面对的。至于寻什么什么不遇，这也是那一代人或是我们的真实处境。你在历史上这页翻过去了，一点痕迹都没，只能用文字、用其他的什么来保留它。”
　　朱西甯很早就意识到，唯有文字可以永恒。他毕生大半时间笔耕不辍，被誉为“最后一位民国小说家”、“台湾第一位新小说家”。只是因了外省人身份，在岛内被有意忽视。大陆也是直到近60年后，才出版他早期的经典小说《铁浆》与《旱魃》。
　　读朱西甯的作品，与探寻这个文学世家的生命旅程，难言轻松。尽管朱西甯本人反对用“原乡作家”来定义自己，但唐诺认为，抛开文学评论取向，正是朱西甯长达一生的书写，帮助作者不断地踏上返乡之路，最终抵达精神的家园。

血性

　　朱天心穿得素朴，样式简单的棉布衣裤，衬得眉眼越发清明透亮。初次在老家见到朱家后代，她发觉“那务农的、做黑手的、刚放学的……皆一脸雀斑、见人就脸红的神情，哇好像在照镜子，我既吃惊也眼热，原来自己（的雀斑脸）并非石头里出来的。”
　　过得再拮据，朱家餐餐都像除夕团圆饭，一定摆妥桌子，全家大小坐定了才一道吃。在他家住过的阿城曾经边抽烟斗，边望着那一桌惊叹：“真是山东农民！像要下田干活儿似的顿顿扎实！”

　　虽然朱西甯一步不曾踏进山东，但摘高粱叶儿、栽红芋、抓蚂蚱、牲口打号子，夏天躲伏、冬天烤火的民俗农情，两地相差无几。
　　少时颠沛，成年后迁去台湾，而立之后动笔写《铁浆》的朱西甯，缘何可以将童年记忆保有得如此清晰，把农耕世相写得那么充满质感？
　　“我猜他幼年就是一个寂寞的小男孩在乡村里头，跟屁虫似的整天跟着爷爷奶奶。老人们也只好编造故事给父亲听，里头会混杂很多山东的风土人情，故事传说。那些道听途说，恐怕已经比他当时所处的世界更生动鲜活吧。”朱天文这么看。
　　新书发布会上，演员赵立新选择了《铁浆》中最为戏剧和浓烈的一段朗读。为了与老对手沈家争夺官盐承包权，也为了一雪父亲孟宪贵被打败的耻辱，孟昭有展开了孤注一掷的血拼，以自残的方式激将对方，只求为家族赢得主控权：先是在小腿上插匕首，后来齐根剁了三个手指。不分胜负后，他实施了最后一回合的较量，将血红滚烫的铁浆像灌进沙模子一样灌进自己张大的嘴巴里，“凝固的生铁如同一只黑色大爪，紧紧抓住这一堆烧焦的烂肉。一只弯曲的腿，主儿的还在微弱地颤抖……”
　　庄户人的侠义、有种在书中不断涌现。《贼》中，怯懦的狄三因母亲病重偷了主家的首饰，未曾想长工鲁大个儿冒着族人的敌视，挺身而出为他顶罪。《刽子手》里，受刑的汉子把乡董杀了，提着血刀上衙门投案，冲着堂上老爷们将唾沫吐过去，骂道“我庄稼户唾沫是吐到手心里做活的，今天吐你们赃官，算我这口唾沫白糟蹋了” 。
　　到《铁浆》，生的渴望与强韧、死的悲愤与尊严，更是到达极致。张爱玲因此赞美这本小说集：“有如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错过的一切。” 　　但血气之勇逞罢，剩下的恐怕只是闹剧和无力感。厦大台湾研究院助理刘奎指出，清末民初乃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时代，而沿海省份山东所感受的历史晃动尤甚。小说里的乡间小镇即将铺设铁道，必然遇到乡民的抵抗，因为会破坏村镇风水，类似的情景在《旱魃》中呈现为乡民毁坏电线杆，因为“电线杆”的杆与旱谐音。
　　问题在于，火车所带来的现代化完全淘汰了旧的运输方式，加之后人的蒙昧和不进取，都让孟昭有惊绝一时的自我牺牲彻底失去了价值。乡土社会既有的仪式和尊严、伦理和道德，也逃不脱崩解的宿命。
　　有读者感叹，“那样撼人心魄的时代和写法都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吧！”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后现代研究的戴锦华，直言自己是朱家姐妹的粉丝，但从没读过朱西甯的作品，“是一种熟悉的写实，意味着某种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学和80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当中，逐渐生长出来的那样一种文学基因。”
　　话音婉转，意思却是明了的，还是有些“传统”和不合个人趣味。
　　对于朱西甯悍厉、干脆的文风，少见异议。读他的小说，在鲜活的画面感和细节之外，常会有心口提着的紧张与被锤击的痛快。莫言形容朱西甯的语言“强悍、饱满、意象丰富犹如激流飞瀑。这样的语言需要奔跑着阅读，这样的语言扔到水中会沉底。”还直言，如果早几十年读到，怕也不会有勇气写《红高粱》了。

底色温柔

　　没到晚年，朱西甯一头浪花般翻卷的银丝，只剩鬓角的一点黑，被老三朱天衣打趣“八哥会拿去父亲的银发做巢”。身板清癯，鼻梁照挺，下颌骨的线条几如直尺。朝向远方的眼神，却柔和得似乎可以包容天地。
　　唐诺说，“朱先生年轻的时候非常俊美，一辈子没有重过50公斤，到老满头白发，非常好看的一个人。看天文、天心长得不错，其实是不及她父亲的。”
　　这样一个人，却可使出强悍凌厉的笔调，刻画出一众个性鲜明的乡野人物。
　　身兼阅读达人与朱家家人的双重身份，唐诺看朱西甯，强烈之外终有一层温柔的底子和悲悯。“和鲁迅的口诛笔伐不同，朱先生不会像铅一样一沉到底。对人性可能的勘探，较之他人更添几层婉转迂回。这或许和他的宗教信仰相关。”
　　朱西甯曾告诉唐诺，真正的悲剧不是善跟恶的冲突，因为善恶本不相同，“了不起就是说哪一个获胜的时候是让你欣慰开心还是让你难受而已。他说真正让我们有意识的悲剧是善跟善的冲突，即我们所说的价值之间的冲突。”

　　他的小说《破晓时分》写的是一个审判时候连呼“威武”的年轻衙役，第一天上工就碰到一个偷情的案子，女生要被浸猪笼。最后到底是个冤狱。然而朱西甯无意把审判官老爷们写成没心肠的坏人，“没有人有心要让审判歪曲。可是经过整个过程，不知道为什么走到后来，就成了一个叫人叹惋的冤狱。”唐诺解释。
　　收入《铁浆》里的《贼》，以目睹招贼抓贼全过程的孩子视角来写，其中的父亲（大先生）体恤狄三的懦弱，也会斥他“敢做不敢当，差劲儿”，还在鲁大个儿勇敢承担、受罚后，给鲁敷药，安排好妥帖去处。朱西甯无疑对大先生这样世故通达的明智者怀有偏爱——如同沈从文、钱穆乃至新时代寻根文学笔下的乡贤，好像可以把残酷纷乱的世界给解开来，对乡间社会的安稳至关重要。
　　“有些时候太强烈会有危险，像鲁迅或朱天心都会有。朱先生肯多看你一眼，他肯给别人机会。”唐诺说。
　　朱西甯夫妇加三个女儿，五个B型血。朱天心调侃父系如父亲和六姑清严正直幽默、凡事入眼入心，母系则好玩好吃，依赖退缩怯懦，而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贯之。“我看人很容易看到缺憾的部分，非常非常敏感。该做的要做，该得罪、该决裂的，也绝不含糊。”
　　1976年，客居台湾的胡兰成搬到朱家隔壁暂住，开讲易经和禅学，文坛各路人马络绎不绝来听讲，朱家进入“鼎食期”，出现“不得不采以拿破仑阵列式，分批次几人一组，盛饭盛汤后行礼如仪，分别捧碗退下的盛况”。到80年代中期，蔡琴、杨德昌、侯孝贤、詹宏志、张大春也成为朱家的常客，朱家成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策源地。
　　再忙乱，朱西甯也会腾出时间给到访的年轻学子讲解和指点。渐渐长大的朱天心觉得父亲有点离谱了。“他对学生耗费了过多的时间。有学生把很烂的习作给他看，他也当成一个大师之作认真地读，认真地给别人意见。有一次我直说，某某人其实是要来追天文的，不是来那什么（求学）的。可是父亲就说，他在流亡时期那么地痴心文学，他觉得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前辈可以在关头上点拨一下，他便可以少走多少弯路，从此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创作景象。”天心有些释怀地笑，“所以他用这个心来对待那些大量的来追姐姐的年轻人。”

回，不回

　　冬天的台湾，雪是稀罕物。媒体报道里，朱天心清晰记得这样一幕：“四五岁的时候，很冷的一个清晨，父亲把我们从被窝里挖出来。我们很不情愿被带到房子外面，第一次见到叶片上是白白的。他好小声对我们说：这就是霜。老家的冬天，早晨都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小声，好像怕惊破了这个画面。”朱天心说。
　　如此浓郁的乡愁，缘何在22岁的那年，毅然做出弃文从军的决定，南渡来台？女儿们多年后方才明白。
　　朱西甯祖父为清朝读书人，后举家受洗，祖父成了传教士。抗战期间，家族为参与游击队进行地下抗日而加入帮会，但也因此被逐出教会（或为迁徙至宿迁的主因）。在杭州艺专时，朱西甯读到与左翼作家风格迥异的张爱玲，对文学世界的兴趣由此洞开。于是，从遍地战火走来，唯独一本《传奇》始终塞在背包里，不曾放下。
　　另一面，兄姊们不是参加北伐就是抗日，也给朱西甯的爱国心和政治倾向播下种子，内化了他的民族胸襟。
　　1949年，应孙立人招募，朱西甯随军来台。后来因为文才被提拔，成为与司马中原、段彩华等齐名的军队作家。
　　“北伐时的革命军是有光辉的，不是我们认识的后来那个腐化的国民党。孙立人这位名将是西点军校出身，七年新军，有别于黄埔军校的系统。父亲弃学从军是热血而又郑重的抉择。他说服了最亲的六姐和两位高堂，亲自送他到当时的南京立志社应征入伍。”年岁渐长，朱天文才悟出其中原委。
　　当1949年花果飘零，各自选择去路的时候，朱西甯对于孙立人的追随和他坚持的信仰不曾磨灭。几年后，“孙立人案”发生，一代名将成为权力斗争和独裁统治的牺牲品。朱西甯心中郁积的不平，多年后才借由一份自辩文剖白。
　　那是1994年的一个两岸三地研讨会，有位评论家写了一篇《怀乡作家的原乡情结》，把朱西甯与司马中原的作品归为“怀乡之作”。年届古稀的朱西甯一生不曾为自己的作品做过任何解释和辩白，居然写了一篇《岂与夏虫语冰》去回应。
　　“这篇文章里，他白纸黑字地写道，《铁浆》写的是家天下的不得善终。”朱天文在新书发布会上道明。原来，乡野人物的传奇、苍凉的北国生存意象、底层乡土社会的守旧和危机里，包裹着的是对孤傲孙将军的忠诚、对权力倾轧的愤怒。
　　像那时的数万南下同路人一样，朱家住过一个又一个的眷村。从凤山到桃园，从板桥到内湖……客厅往往不是放着床，就是放着碗橱、米缸和缝纫机的杂物间。板桥的浮洲里淹大水，整个眷村淹到屋顶差一截，姐妹们跑到邻居家的小阁楼上看着乐：“锅子瓢盆都漂了，我们就站在里间，腿都泡在水里头。床边的那个鞋子也漂啊漂。”因为这场台风和洪水，孩子们才知道他们其实住在一个沙洲上。
　　搬到内湖，夫妻俩才加盖了婚后第一间属于他们的卧房，可放下两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多年眷村生涯里的头一遭。
　　即便如此，朱西甯也从没考虑买房子。看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里头父亲死后，母亲坐在榻榻米上幽幽感伤。家具一定要买竹的，这样回家（大陆）的时候即便丢了也不心疼;厚重、穿不上的冬衣要收着，再穷都不能变卖，不然等到回老家不是又要浪费？这深深戳中了朱西甯，因为“人同此心”。
　　“买什么房子，安家落户的，就不打算回去了么？！”父亲的执念，长年盖过了女儿们对更大空间的渴望。
　　关于外省人的命运，朱天文写过小说《小毕的故事》等作品。朱天心则借由写作《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终于明白，那些年间，父辈们为何从未把岛屿当作落脚生根处，“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
　　解严那年，天好像被“哐当”砸开一道口子。随后，眷村拆除，成为历史。对一群人，这是一个更开明时代的起步。对另一群人，却是信仰幻灭的过程。“当初，父辈来台湾，付出了他们的自由、青春、健康甚至生命。天翻地覆之后，支撑他们可以过穷苦日子的这个信念变成了笑话一场。他们的党派、外省身份，有意被忽视，包括他的作品、他的存在。这个部分我是非常非常地替父亲不平的。”采访时，朱天心说到这里，胸口有些起伏。
　　从眷村走出，朱西甯终于在景美的山上买下了一个二层楼的小屋，从此居有定所。唐诺记得，“当时朱老师心情非常差，真的要安家在这里了吗？”
　　从那时起，生活了30年的岛屿，成为朱西甯和女儿们不得不去正视和认同的归宿。

实验与焦虑

　　无论心情如何，朱西甯在文学上的革新尝试早早便开始。大陆1980年代出的一本台湾文学合集《爱的陷阱》中便有朱西甯60年代末的转型之作《冶金者》。
　　农业文明与写实文学的世界，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事，透明，完整。发展到现代城市，“你可能跟一个人擦身而过，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即使对他有感觉，也不知道他从何而来，去到哪里，所有的故事都没有了，变成碎片。”唐诺指着我手上的书封皮说，朱西甯后来的《冶金者》、《现代几点钟》明显的“反情节、无主题”。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天文姐妹也觉得，父亲写的东西不太能看懂了。张大春直言，“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转型在两代人之间，前后发生。
　　对朱天文和朱天心来说，从眷村到台北，是一次具有断裂感的辞乡。仿佛甩掉了从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包袱和沉沉的“家国”梦，却又多了一层现代意义上的焦虑与困惑。
　　王德威说，朱天文“越过顾影自怜的藩篱”，将眼光从遥想的“家乡”转移到台湾本土，写作题材也开始转变。从《世纪末的华丽》到《荒人手记》和《巫言》，都市人无根无依，道德在小说中越来越退场。但因着早期的理念与教养，朱天文的颓废里依然浮现着传统的味道。
　　而朱天心越来越着重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种种表达。我是谁？乡归何处？诘问在后续作品中如影随形。现实当中，她和同道联合发起社会组织，针对政治人物撕裂族群的言论进行批判。
　　10年前，朱西甯去世，朱天心犹如断线风筝，骤然失去重心。父亲的离去意味着“居然你也有至亲的坟可上了”，但更可能预示着某种想象和期盼的凋零。
　　为父亲而写的《漫游者》，仿佛是在世界各地的游荡里走回父亲的原乡。除了抒发思念，还有另一重的表达。“他们这一辈（外省）人长期被讪笑和凌辱，价值被践踏。这一页翻过去，要是我不再吱个声的话，后人也不会有人知道。”

　　她说姐姐天文和唐诺一样心如止水，而自己性子很急，“非得希望当下正义实现，对错清楚。”但她也有调适。父亲走后，她曾在纪念文章中质疑他1949年为何会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然而渐渐地，她终于学会看人不以事后之明的懒惰分法，例如不再用意识形态、主义、信仰（及其所衍生的阵营立场）来分出一代的“好人”、“坏人”，而是好奇于分辨出心热的、充满理想主义、利他的、肯思省的……以及另一种冷漠的、现实的、只为自己盘算的两类人。“前者在任一时代，都有‘站错边’的可能，而后者，当然是‘从不会犯错、绝不会被历史清算、最安全舒适的’。此中有高下吗？求仁得仁而已。”

永恒的谜

　　女儿们构建起了她们的文学空间，父亲也在一天天老去。
　　不知从哪天起，朱天心的孩子谢海盟成了朱西甯最亲密的伙伴。小海盟最津津乐道的是，什么样的骡耐力最强，“神圣粪金龟”（屎壳郎）如何能团成一团粪，如何对付一只聪明狡诈的黄鼠狼。爷孙俩会在月黑风高夜出去偷摘别人家的香椿，回来拌豆腐好开心。
　　两人还都是戏迷。海盟喜欢老生戏、三国，朱西甯喜欢俏花旦、丑角、猴子戏。“所以海盟鄙视公公那个看戏的品位是超级差的。两个大头一白一黑叽叽咕咕的，每次争论要勾哪几个戏码（戏曲演出的节目），可以争论好多天呢。那时候都觉得好像永久会是这样子。”朱天心轻叹一声。
　　看到晚年的朱西甯在稿纸上写书，小海盟争着写页码。“从第一页简直像是个电线杆的1，到后来一个棍子两个鸡蛋无限大，到最后，因为写了十几年，海盟的字已经非常的工整娟秀。”
　　这本书稿，便是朱西甯花费后半生心血的力作《华太平家传》，写的是自义和团、八国联军、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纷至蜂起的不“太平”年代，主角却是一个名字反讽的孩童。祖父华长老传教办学，庄稼汉和洋人管家父亲营生兴家，两条主线并行。祖父不但用山东土语讲圣经，为人看祖坟风水、劝化土匪，也能用老子“反者道之动”来解说亚伯之命。
　　舍弃了新小说的实验，朱西甯以父祖之名构建了一座回忆之城，一个想象之国。现实中，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化融合之可能，恰是他毕生之所想。
　　在大陆，几番见到朱天文，她都穿着浅金色丝缎对襟袄，黑色鱼尾针织裙，一席薄如蝉翼的丝巾轻轻系着。声音温婉殷切，着实有几分古早时代的雅韵风致。
　　朱西甯坚信作家与本民族文化就像血缘的关系。用《文心雕龙》书名前两字为女儿取名，或许正是他的文学抱负与视野使然。上世纪70年代，为了更了解张爱玲，朱西甯开始访问胡兰成。接触胡氏学说后，对于“中国本位”的执着使得两人愈走愈近;两年后他更将胡兰成接到住所隔壁成为邻居。在父亲推动下，朱天文、朱天心联合一批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合力创办了“三三集团”与 “三三书坊”——希望唤起三千名“士”，实现那“无明目的大志”。最重要的方式，则是学习和传播诗书礼乐。

　　朱西甯因此得罪几乎所有老友。“最典型的是痖弦叔叔公开回忆说过，父亲邀他听胡讲课，他答：‘听你个头！西甯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 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里回忆。
　　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将那时“荒废小说”，极力供养“三三”与胡氏讲学的父亲，看作如同“敦煌壁画里一列列擎花持宝的供养人”。
　　再回首，朱天文说，自己错了。“他写《华太平家传》，里边的仁人志士无非就是想尽方法，用一己所能一生所学，来面对五千年来的大裂变。父亲一直很遗憾自己受的是新式的、教会里的教育，没有受过旧学。所以他碰到胡兰成的时候，发觉胡是把儒教推到汉以前，父亲就想把他的祖父、父亲所做的儒家与基督教文明合一，给两种看似冲突的文明彼此灌入新的力量。”朱天文说。“找到了这个，他满是求知欲，所以他根本不管外界是什么看法。表面上看，他好像有些年头放弃了小说家这件事，其实他一直在写。”
　　生命的最后岁月，朱西甯从楼上的书房移到楼下的客厅写作，回到最初来台时的状态。没有电扇，就从屋里牽个灯到外面，在藤椅上架上洗衣板，借着灯光写。在朱天文的眼中，父亲的那个小角落形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工作坊，“父亲就像那个锻造小金鱼的上校。”
　　岁月却跟朱西甯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华太平家传》八易其稿。第七稿写了33万字，等朱西甯有天要重新看稿的时候，发现书稿竟然悉数被白蚁蛀空：向着书桌的那一面全部粉碎，一阵风即可吹散。写作的人替他痛惜，他却觉得，也许是上帝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告诉自己写得还不够好，于是从头再来。
　　预计写300万字的《华太平家传》，最终写到55万字中止。“本来《华太平家传》是要写出朱老师这样的家族，最后一个人莫名其妙因为时代的变迁，流落到南方的小岛，在那边成家，种种，直到当下。应该是一个世纪之书。”唐诺唏嘘，“天心有时候说，虽然她对父亲死是非常悲伤，但也许这样走也好。父亲怎么看待此后的景观，她也不知道。《华太平家传》真的写到今天的话会是一个怎样的笔调，无人知，因为这是永恒的谜。”
　　（参考资料：朱西甯新书发布演讲，《台北的朱家文学俱乐部》，《以父之名》。实习记者牛岩青、郭雪岩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理想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