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与《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是我每天必听的。因此我从小就知道新闻是党的喉舌，关心国家大事是每个人的责任。
　　可惜那时候条件太差，对我来说，来自中央的声音只有一种接收途径，那就是广播。那时有收音机的家庭是让人羡慕的，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收音机质量好的不多。我家有一台上海制造的宇宙牌电子管收音机，不仅个大，而且分量重，足有十几斤。当时这牌子的产品在国内是一流的，可是由于它的年龄偏大，虽然还能响，但是声音不够稳定，一会儿声音宏亮，一会儿就会发出大海或者松涛一样的动静，一起一伏的，总不能让你完整舒服地听明白一件事情。那时候直接听中央台得用短播频率，效果就更差。如果说父亲和我当时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出现一知半解的情况，这不能怨我们俩不认真，只怪那收音机不争气。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两个敌对大国多年的冰封关系，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我和父亲当然非常关心。可不巧的是那天父亲去乡下有事，晚上的新闻他是听不到了，听新闻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出门前父亲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记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尼克松是几点到的，随行的是些什么人，我们国家哪些领导人去机场迎接了。
　　那时候我13岁，是第一次接受父亲正式交给我的政治任务。《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是晚上8点开始，而我上午8点就开始准备了，把收音机抱着试了好几个地方，看在哪里听效果较好。
　　晚上8点节目开始，可气的是，内容提要它就没让我听准确，头条新闻我倒是听清了，可和美国总统访华的事无关。再往后我记得是一个男声播的，他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这一瞬间出现了海浪的声音）今日到达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之前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也没有人在批判美国总统的时候加上个什么“理查德”，因此，我就认为是尼克松没来。那天晚上爸爸回来，我告诉他说美国总统没来，来了个和美国不相干的什么国总统，周总理去接的。明明两国约定好的事情，怎么就不来了呢？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于是，爸爸急切的出门去找他的同事们合计。那时也没有电话，他就在机关宿舍大院里转悠，见人就问尼克松怎么没来呀？出什么事了？也碰巧那天遇到的人都是不听广播的主儿，都说不晓得。那一晚，我和爸爸都没睡好。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昨日到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
　　爸爸下班回来把报纸往床上一扔，不知该怎么处罚我。而让他在那么多人前丢了面子，我心里也实在不好受。不过我觉得这事的主要责任是收音机，其次才是我。
　　这台老收音机和我们告别的时间是“文革”后期，那时候全国都掀起了半导体收音机热，很多人都在自己组装收音机。我爸有个侄子，刚从太原工学院毕业不久，据说装收音机不在话下。于是我爸就把他请来，并专门给他腾了一间屋子，一天两顿包皮面，早晨的稀饭随便喝，像坐月子一样把他养起来，盼的就是他能早一点把小收音机给装出来。
　　虽然零件买了一大堆，可他组装的那台收音机最终还是没能响起来。最后他拿来一台他同学装好的机子，样子虽不大好看，可一开机就能有动静，他问我爸60块钱要不要？我爸眼也没眨一下就留下了。
　　这台不顺眼的机子头些日子还是不错的，我们想听到的东西它全能放出来，我和爸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听了几天中央的声音。可后来就不好使了，这家伙动不动就不响了，你碰碰它，它就响几下，绝对没有那个自己响的自觉性，这也误了我们不少事。
　　1974年初，我们山西排了一出晋剧叫《三上桃峰》，当时全国的文艺舞台上只有几个样板戏。《三上桃峰》在那个时候出现，肯定是个好事。可是江青那伙人却把它和刘少奇同志联系上了，说什么是从《三下桃园》改编过来的，是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事情来得很突然，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一篇文章，叫《评晋剧“三上桃峰”》。我事先就怕这个半导体出问题，轻轻地拍了它好几下，可还是白搭，就在我和爸专注收听的当口上，这个半导体不出音儿了，我怎么打它也没用，我爸火了，把我推开说：“我来！”，他扬起巴掌，一个大扇风，就把机子打到门后边去了。这个长得十分难看的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就再没响过。
　　我爸于1974年9月27日去世，这个抗战时期就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活着没能看到“文革”结束，没能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和取得的成果，没能拥有一台能正常发音的收音机，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无线电工业有了飞速发展，各种牌子的半导体收音机铺天盖地，晶体管机子又被单片式集成电路、多片式集成电路收音机所代替，我还像我爸当年一样，离不开收音机，我家的收音机当然也是最时髦的了。
　　2003年10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在上海大剧院观看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幕间休息的时候，边上的人拍了我一下，对方竟然叫出我的小名，原来他就是当年给我家装半导体的我爸的表侄子。我叫着他哥，他喊着我的小名，没几句话他就提到了当年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他说他对不起我爸，为这事他愧疚了半辈子。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哥，在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把一台具有调频、短波、中波9波段功能的广东“德生”牌收音机送到了我手里，说这也算是对我爸的一个补偿。
　　如今我的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他整天摆弄的是VCD、DVD、大屏幕液晶彩电、国际互联网。一天，我们去郊外野餐，临出门时我满屋子翻腾，儿子问我找什么？我说我的小收音机不见了，他笑着把我拉到楼下他的车上，那里边回荡着电台的立体声节目。我突然觉得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的生活让我都快找不着北了。才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欧洲人几百年才能经历的变化，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能够亲身参与改革开放这场大的变革，荣幸呀！
　　现在，我依然保留着我爸使用过的那几个老收音机，我要等到改革开放40年、50年、60年的时候再拿出来，让我的孙辈们看看，我要告诉他们，收音机的变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中国人民脚下的这条路，是怎样越走越宽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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