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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2日，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要在未来1年到2年内实现企业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能源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较大幅度降低。
“这些举措都是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的，种种迹象表明实体经济降成本已成为当务之急。”一位业内人士向《经济》记者表示，企业的真实成本急需降低。的确，离开了实体经济的金融、互联网等产业将如被釜底抽薪一般，并没有办法独立撑起一片天空。
实体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以前只看到了企业家光鲜的一面，没想到企业成本这么高，活得如此挣扎。”这是《记者》采访后从脑中蹦出来的第一句话。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在改革中降成本绝非一次性的短期任务，而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极具挑战的长期性任务。
东南沿海某制造业企业主邬飞向《经济》记者表示，企业要发展，首先就得解决成本问题。“在科技、专利等盈利能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降成本就成了能否活下来的重点。”
首先是用工成本越来越高。邬飞无奈地说，“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刚能产出就提要求，不然就走人。2008年到现在工资上涨超过30%，拿我们刚借给钱渡难关的一家下游小企业为例，原本人不多每个月需要花掉二十几万元工资，但涨几次工资每个月就多花六七万块钱，一年下来就是六七十万元，这额外的支出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压力，差点破产。”
不仅是机械制造业，国内大多数纺织企业日子也都不好过。由于纺织企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省份，随着订单增加导致产能扩大，新建厂房成为必然。然而当地土地价格飞涨，已超出了企业能承受的范围。
浙江一家主营袜子的外贸企业总经理吴小龙对《经济》记者表示，“我们现在目标市场在美国，买的机器又贵一点，所以生存还可以，但我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太乐观。”
“例如浙江省说要转型，省里鼓励我们向科技含量高一些的产业发展，但实施起来有很多困难。”吴小龙说，“以一件普通的、市场价不足100元的衣服为例，包括国税、地方教育附加、社保和水利基金在内的税费负担占比多达27.44%，这还不包括企业经常面临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环保成本。目前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日益严峻，新环境保护法强化了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升了企业的环境成本。纺织业生产对电的需求较大，因此用电成本也是企业成本核算的重点内容，而目前国内电价偏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地方政策上，我们浙江省的电费、税收也比有些省高。”据吴小龙介绍，“我们这里以前是太阳能、热水器等产品的生产基地，但是现在被山东省的企业打压得厉害，就因为山东电费便宜，人工工资也要便宜点，税收还有优惠。也就是说和我们一样规模的企业如果是开在山东省，一年下来能省一两百万元。我们浙江省好多小企业一年也就只能赚一两百万元。”
此外，转型需要的投资也很大。吴小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机器就要成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这对我们民营企业而言压力是巨大的，让众多小企业孤注一掷地转型升级也不太现实，因为市场容量有限，船大了不好掉头。有很多小厂主索性就关掉厂拿笔钱去炒房炒地了。”而这又带来一个恶性循环，土地越炒越贵，企业成本也随之走高。
“此外，我们这个公司袜子是打开了美国市场的，我们的袜子还通过外贸公司卖到澳大利亚大部分超市。但行业价格越来越透明，我们出厂价被压得很低。这些国外采购商还在继续找更便宜的货源，以前在我们这里买的日本采购商已经转到越南、泰国去扫货了，这些国家成本比我们便宜。甚至尼日尼亚等非洲国家，现在也有很多工厂开始生产袜子，而且在那边的生产基地也慢慢开始完善起来，产业链也要完善起来了。”吴小龙称。
当然，大环境不能单独地从浙江省看，从全国看有几个省还是不错的。“这些省都更支持他们的企业，企业成本降下来了，竞争力肯定强。”吴小龙表示。
但总的来说，我国纺织工业突破价值链低端的形势和任务十分紧迫。外交学院国经院院长刘赛力向《经济》记者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链深度融合、工业机器人和全程智能实现了创新突破和较大规模应用，工业组织流程、产业竞争方式和全球工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可以说，全球贸易政策变革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纺织供应链的重塑，区域贸易协定将对我国纺织产业健康发展造成较大挑战。”刘赛力说：“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建成后，促进了我国和东盟国家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东盟迅速超过日本成为我第三大出口市场。”
“此外，欧盟和日本通过调整优惠国别关税政策，给予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国纺织服装产品零关税或者普惠关税待遇，加速了部分国际订单从我国转移至上述国家。”刘赛力表示。
“而且，相比之下我国纺织行业的上下游企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吴小龙说，“例如袜子受原材料方面价格影响大，而原材料价格波动却又比较大。从2011年起，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国采取了大规模收购国产棉花，同时对进口棉花实施配额限制并征收高达40%关税的方式，导致高品质的棉花供给严重不足，国内棉价连续3年高于国际市场30%以上，直接助推了我们纺织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
“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利润提高一点，主要靠的是技术含量好一点、设计花哨些去维持，但我觉着很难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你说你这里技术含量好，人家也会发展的。感觉就是设计等成本和回报不成正比，这让我很着急。”吴小龙担心地说。
企业面临巨大压力
“2008年前后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这行反倒生意非常好，赚了不少钱。关键在于那时产能不像如今这样过剩。那时打比方说做我们这个产业全国只有1000家工厂，大家看到能赚钱，于是扩张到了现在的5000家工厂。曾经我们这行在阿里巴巴没几个卖家的，现在一下增加到三四千个，竞争就非常激烈了。”邬飞说。 据邬飞介绍，“曾经我们这个圈子做外贸的基本就三四家，生意都很好，我们接了单去给那些不做外贸的公司让他们加工，大家都有钱赚，后来大家一家一家地跳出来，自己都成立了外贸部门，直接做外贸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为了拉客户开始打价格战，行业环境就会一落千丈。”
“竞争激烈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偷工减料。以前我们这行制造的东西老外都觉得质量很好，现在却越来越差，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邬飞表示。
邬飞举例称，“欺骗客户、偷工减料很可恶，我有一次换了一家合作厂买半成品回去加工，外面的一圈货都是好的，中间的就是低一个档次的，这不仅仅素质问题了，是典型的欺骗。”
骗子公司也是把整个市场引入乱局的因素。因为骗子无所谓，随便什么价格都能报出来，但客户往往会信以为真。工厂想要维持肯定想要把客户留住，那么只能跟着先降价，再想办法偷工减料一点，但时间长了整个市场的质量就下降很多。可以说一旦开始打价格战，就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其次是，政策到最后一公里时易出问题。有时是中央有扶持政策，地方政府却迟迟落实不到位。邬飞称，“我们企业在本地比较大因而还好，但那些厂房不是很标准的小企业，想活下来都很难。例如前几年地方出台了一份文件说要让中小企业进园区，给很多企业主的感觉是变相地让不太规范的中小企业关门。因为没有几个企业主能一下子就有很多钱投进去造标准厂房，都是要慢慢来的，所以那时就出现了很多企业本身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就因为厂房不规范就被关掉了。我觉着中央政府政策出台后如果地方政府能更有针对性地给出配套政策扶持，那中小企业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对症的灵药在哪里？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容认为，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环境十分重要。为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保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能够实时落地，让中小企业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首先是要继续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摸清政策落实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有重点地探索解决思路。
“其次是要建立监督机制，加强政策评估和绩效考核，及时调查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易宪容称，“此外还要探索体制改革，尝试将政策评估结果与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挂钩，提高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保障政策落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放开中小企业投资领域，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十分重要。“不仅要进一步积极推进落实‘非公经济36条’与‘民间投资36条’，打破由于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导致的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不平等的市场地位，打破中小企业进入各领域所面临的无形障碍，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还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张文魁表示，“应该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中小企业进入过去无力或无法进入的某些经营领域，扩大企业经营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中小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现代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素质。”
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张卫平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借款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究其原因，都有待中小企业的自身发展和自身信用度的提高。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经营历史都比较短，没有形成自身的企业文化。”
张卫平认为，能够直接传达企业信息的经营者的管理风格及行为特征尚未确定，间接传递信息的品牌及信用历史还很缺乏，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必须逐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形成完整的内部监控系统，尤其要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与监督制度保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提高企业有关信息的透明度，使企业合法经营。在保证真实传达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企业再造、激活企业竞争机制提升企业竞争力，这是企业信用的本质体现。
张卫平还预测，随着政策的累加效应不断放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时滞性以及各种新型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不断创新，2016年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我国央行的基准利率下调也逐渐成为了大概率事件，这都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贵难题。
业内人士也向《经济》记者表示，“降成本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企业应完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水平，向产业链高峰推进，来实现控制、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为企业降成本创造好的环境，营商环境这个问题企业是解决不了的，需要靠政府解决。营商环境包括各政府出台各种规章制度、政策的实施、税费的改革、市场规则的制定、法制的完善和建设等，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与中央高度统一，同步推进才能解决。”（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邬飞、吴小龙均为化名）
“这些举措都是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的，种种迹象表明实体经济降成本已成为当务之急。”一位业内人士向《经济》记者表示，企业的真实成本急需降低。的确，离开了实体经济的金融、互联网等产业将如被釜底抽薪一般，并没有办法独立撑起一片天空。
实体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以前只看到了企业家光鲜的一面，没想到企业成本这么高，活得如此挣扎。”这是《记者》采访后从脑中蹦出来的第一句话。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在改革中降成本绝非一次性的短期任务，而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极具挑战的长期性任务。
东南沿海某制造业企业主邬飞向《经济》记者表示，企业要发展，首先就得解决成本问题。“在科技、专利等盈利能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降成本就成了能否活下来的重点。”
首先是用工成本越来越高。邬飞无奈地说，“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刚能产出就提要求，不然就走人。2008年到现在工资上涨超过30%，拿我们刚借给钱渡难关的一家下游小企业为例，原本人不多每个月需要花掉二十几万元工资，但涨几次工资每个月就多花六七万块钱，一年下来就是六七十万元，这额外的支出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压力，差点破产。”
不仅是机械制造业，国内大多数纺织企业日子也都不好过。由于纺织企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省份，随着订单增加导致产能扩大，新建厂房成为必然。然而当地土地价格飞涨，已超出了企业能承受的范围。
浙江一家主营袜子的外贸企业总经理吴小龙对《经济》记者表示，“我们现在目标市场在美国，买的机器又贵一点，所以生存还可以，但我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太乐观。”
“例如浙江省说要转型，省里鼓励我们向科技含量高一些的产业发展，但实施起来有很多困难。”吴小龙说，“以一件普通的、市场价不足100元的衣服为例，包括国税、地方教育附加、社保和水利基金在内的税费负担占比多达27.44%，这还不包括企业经常面临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环保成本。目前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日益严峻，新环境保护法强化了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升了企业的环境成本。纺织业生产对电的需求较大，因此用电成本也是企业成本核算的重点内容，而目前国内电价偏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地方政策上，我们浙江省的电费、税收也比有些省高。”据吴小龙介绍，“我们这里以前是太阳能、热水器等产品的生产基地，但是现在被山东省的企业打压得厉害，就因为山东电费便宜，人工工资也要便宜点，税收还有优惠。也就是说和我们一样规模的企业如果是开在山东省，一年下来能省一两百万元。我们浙江省好多小企业一年也就只能赚一两百万元。”
此外，转型需要的投资也很大。吴小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机器就要成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这对我们民营企业而言压力是巨大的，让众多小企业孤注一掷地转型升级也不太现实，因为市场容量有限，船大了不好掉头。有很多小厂主索性就关掉厂拿笔钱去炒房炒地了。”而这又带来一个恶性循环，土地越炒越贵，企业成本也随之走高。
“此外，我们这个公司袜子是打开了美国市场的，我们的袜子还通过外贸公司卖到澳大利亚大部分超市。但行业价格越来越透明，我们出厂价被压得很低。这些国外采购商还在继续找更便宜的货源，以前在我们这里买的日本采购商已经转到越南、泰国去扫货了，这些国家成本比我们便宜。甚至尼日尼亚等非洲国家，现在也有很多工厂开始生产袜子，而且在那边的生产基地也慢慢开始完善起来，产业链也要完善起来了。”吴小龙称。
当然，大环境不能单独地从浙江省看，从全国看有几个省还是不错的。“这些省都更支持他们的企业，企业成本降下来了，竞争力肯定强。”吴小龙表示。
但总的来说，我国纺织工业突破价值链低端的形势和任务十分紧迫。外交学院国经院院长刘赛力向《经济》记者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链深度融合、工业机器人和全程智能实现了创新突破和较大规模应用，工业组织流程、产业竞争方式和全球工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可以说，全球贸易政策变革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纺织供应链的重塑，区域贸易协定将对我国纺织产业健康发展造成较大挑战。”刘赛力说：“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建成后，促进了我国和东盟国家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东盟迅速超过日本成为我第三大出口市场。”
“此外，欧盟和日本通过调整优惠国别关税政策，给予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国纺织服装产品零关税或者普惠关税待遇，加速了部分国际订单从我国转移至上述国家。”刘赛力表示。
“而且，相比之下我国纺织行业的上下游企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吴小龙说，“例如袜子受原材料方面价格影响大，而原材料价格波动却又比较大。从2011年起，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国采取了大规模收购国产棉花，同时对进口棉花实施配额限制并征收高达40%关税的方式，导致高品质的棉花供给严重不足，国内棉价连续3年高于国际市场30%以上，直接助推了我们纺织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
“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利润提高一点，主要靠的是技术含量好一点、设计花哨些去维持，但我觉着很难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你说你这里技术含量好，人家也会发展的。感觉就是设计等成本和回报不成正比，这让我很着急。”吴小龙担心地说。
企业面临巨大压力
“2008年前后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这行反倒生意非常好，赚了不少钱。关键在于那时产能不像如今这样过剩。那时打比方说做我们这个产业全国只有1000家工厂，大家看到能赚钱，于是扩张到了现在的5000家工厂。曾经我们这行在阿里巴巴没几个卖家的，现在一下增加到三四千个，竞争就非常激烈了。”邬飞说。 据邬飞介绍，“曾经我们这个圈子做外贸的基本就三四家，生意都很好，我们接了单去给那些不做外贸的公司让他们加工，大家都有钱赚，后来大家一家一家地跳出来，自己都成立了外贸部门，直接做外贸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为了拉客户开始打价格战，行业环境就会一落千丈。”
“竞争激烈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偷工减料。以前我们这行制造的东西老外都觉得质量很好，现在却越来越差，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邬飞表示。
邬飞举例称，“欺骗客户、偷工减料很可恶，我有一次换了一家合作厂买半成品回去加工，外面的一圈货都是好的，中间的就是低一个档次的，这不仅仅素质问题了，是典型的欺骗。”
骗子公司也是把整个市场引入乱局的因素。因为骗子无所谓，随便什么价格都能报出来，但客户往往会信以为真。工厂想要维持肯定想要把客户留住，那么只能跟着先降价，再想办法偷工减料一点，但时间长了整个市场的质量就下降很多。可以说一旦开始打价格战，就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其次是，政策到最后一公里时易出问题。有时是中央有扶持政策，地方政府却迟迟落实不到位。邬飞称，“我们企业在本地比较大因而还好，但那些厂房不是很标准的小企业，想活下来都很难。例如前几年地方出台了一份文件说要让中小企业进园区，给很多企业主的感觉是变相地让不太规范的中小企业关门。因为没有几个企业主能一下子就有很多钱投进去造标准厂房，都是要慢慢来的，所以那时就出现了很多企业本身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就因为厂房不规范就被关掉了。我觉着中央政府政策出台后如果地方政府能更有针对性地给出配套政策扶持，那中小企业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对症的灵药在哪里？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容认为，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环境十分重要。为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保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能够实时落地，让中小企业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首先是要继续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摸清政策落实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有重点地探索解决思路。
“其次是要建立监督机制，加强政策评估和绩效考核，及时调查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易宪容称，“此外还要探索体制改革，尝试将政策评估结果与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挂钩，提高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保障政策落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放开中小企业投资领域，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十分重要。“不仅要进一步积极推进落实‘非公经济36条’与‘民间投资36条’，打破由于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导致的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不平等的市场地位，打破中小企业进入各领域所面临的无形障碍，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还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张文魁表示，“应该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中小企业进入过去无力或无法进入的某些经营领域，扩大企业经营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中小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现代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素质。”
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张卫平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借款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究其原因，都有待中小企业的自身发展和自身信用度的提高。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经营历史都比较短，没有形成自身的企业文化。”
张卫平认为，能够直接传达企业信息的经营者的管理风格及行为特征尚未确定，间接传递信息的品牌及信用历史还很缺乏，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必须逐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形成完整的内部监控系统，尤其要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与监督制度保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提高企业有关信息的透明度，使企业合法经营。在保证真实传达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企业再造、激活企业竞争机制提升企业竞争力，这是企业信用的本质体现。
张卫平还预测，随着政策的累加效应不断放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时滞性以及各种新型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不断创新，2016年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我国央行的基准利率下调也逐渐成为了大概率事件，这都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贵难题。
业内人士也向《经济》记者表示，“降成本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企业应完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水平，向产业链高峰推进，来实现控制、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为企业降成本创造好的环境，营商环境这个问题企业是解决不了的，需要靠政府解决。营商环境包括各政府出台各种规章制度、政策的实施、税费的改革、市场规则的制定、法制的完善和建设等，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与中央高度统一，同步推进才能解决。”（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邬飞、吴小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