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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于6月2日第20期发表了《社保黑洞》的封面文章，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研究小组指出，2013年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18.3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的38.7%，如此大的天文数字，引起了各界的质疑。
统计数字清晰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9万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8万亿元，这明明是盈余，哪来的这么大的缺口呢？
中国银行研究员廖淑萍向《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委，“我们计算的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是从资产负债角度出发的一个存量概念，指的是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累积额减去养老金权益的净责任，是养老金的一个隐性净负债概念。而媒体普遍引用的养老基金收入和支出数据是一个流量概念，所以产生了一些误解。18.3万亿元缺口指的是，在一些假设前提下，未来70年里，把每年的养老金缺口（或盈余）折现到2013年所得到的一个存量缺口。”
“有关中国社保缺口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存在缺口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只是由于对未来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变量的假设不太一样，估算出来的缺口会有些差别。”北京联办旗星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对本刊记者表示，“如果考察目前欧美债务危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对中国存在如此大的社保缺口的结论就更不会奇怪了。”
数字的大小自然需要深究，但过分纠结于此会掩盖对社保缺口背后深层次原因——人口老龄化——的重视。
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救助令欧洲政府不堪重负的结果，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形成的重压或许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中国虽然还不是希腊，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它不仅影响着未来中国的社保缺口，还会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辨析存量缺口
流量和存量是经济学上的两个基本概念，流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变动的数值，如GDP就是一个流量；而存量指的是在一定时点上存在的变量的数值，如资产、负债都是存量。
暂时不存在流量缺口，并不代表存量不存在问题。比如一个人近几年的收入都超过了他的支出，这能说明他近期的“流量”上不存在缺口，但他可能背负着一屁股的债，而且债务远大于他的财富，这说明他存在着“存量”上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这些年每年的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都是大于支出的，只能说明暂时社保还不存在“流量缺口”，但未来支取社保的人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这些负担已经构成了社保的负担，它就像负债一样，虽然不会让你马上还，但已经累积下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所以目前社保存在着“存量缺口”。
那是否意味着，只要暂时不存在“流量缺口”就不会有大问题呢？实际上，流量和存量的问题会相互转化。
“如此大的存量缺口意味着，未来某一个年份后，中国年度的社保资金流量缺口会是负的，而且还会不断扩大。”廖淑萍指出了社保流量缺口和存量缺口的关系。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估算了未来年度养老金缺口的情况，“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中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养老金缺口到2020年将达到GDP的0.2%，到2050年将达到GDP的5.5%。”马骏所说的年度养老金缺口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指的是统筹账户养老金的收支缺口。
欧洲债务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参考。意大利虽然每一年度的财政状况都不很差，似乎不应该存在债务危机问题，但由于意大利累积的债务额太大，一旦国债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就会使其短期支付的利息金额大幅攀升，从而引发“流量”的问题。2011年底，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7%以上，引发了市场的一片恐慌，最终依靠欧洲央行实施了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后，紧张的事态才得到缓和。
当下，中国的社保并不存在“流量缺口”，这只能说明眼下还不存在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巨大的“存量缺口”必然会给未来财政和国家资产负债表造成极大的负担。
重视人口老龄化
不论专家们估算的中国社保缺口是多大，但对于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都直指人口老龄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年末，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3.37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由于人口生育率大幅下降会导致人口总抚养率的上升。马骏指出，在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的现在，三个劳动年龄的人缴纳的养老金用于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但是到了2050年，由于抚养率的大幅上升，只有一个劳动年龄的人的缴费来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如果依然保持目前的养老金覆盖率（即养老金水平与平均工资之比）的话，肯定会出现很大的收支缺口。
欧债危机实际上已经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人口老龄化具有巨大杀伤力的鲜活例子。任若恩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负债表的恶化一般都有一些长期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比如人口规律。实际上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洲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政府债务负担早已很深重，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大规模政府救助只是加速了欧洲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进程罢了。”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就指出，人口老龄化已经让欧美的债务不堪重负，并预言危机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又该如何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做一些准备呢？
曹远征给出的药方是，“从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一场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塑财税体制。比如，现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其实都是通过财税体制问题反映出来的。”
马骏则给出了两个方案：延长退休年龄和逐步划拨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马骏认为，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并在2020年至2050年间提高平均退休年龄7岁，中国年度养老收支到2050年也能基本保持平衡。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在逐渐地提高退休年龄，但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会存在更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退休年龄的增加就意味着老人们会更长时间的霸占有限的工作岗位，这对于增加就业是不利的。”任若恩认为，划拨国有股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过去一代人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但是他们是以低工资为代价，把劳动成果转化成了国有资产，如果把这些国有资产划拨到社保系统，重新返还于民，也是合理的做法。另外，在目前财政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多增加一些养老金的资金准备。”
统计数字清晰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9万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8万亿元，这明明是盈余，哪来的这么大的缺口呢？
中国银行研究员廖淑萍向《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委，“我们计算的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是从资产负债角度出发的一个存量概念，指的是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累积额减去养老金权益的净责任，是养老金的一个隐性净负债概念。而媒体普遍引用的养老基金收入和支出数据是一个流量概念，所以产生了一些误解。18.3万亿元缺口指的是，在一些假设前提下，未来70年里，把每年的养老金缺口（或盈余）折现到2013年所得到的一个存量缺口。”
“有关中国社保缺口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存在缺口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只是由于对未来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变量的假设不太一样，估算出来的缺口会有些差别。”北京联办旗星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对本刊记者表示，“如果考察目前欧美债务危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对中国存在如此大的社保缺口的结论就更不会奇怪了。”
数字的大小自然需要深究，但过分纠结于此会掩盖对社保缺口背后深层次原因——人口老龄化——的重视。
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救助令欧洲政府不堪重负的结果，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形成的重压或许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中国虽然还不是希腊，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它不仅影响着未来中国的社保缺口，还会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辨析存量缺口
流量和存量是经济学上的两个基本概念，流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变动的数值，如GDP就是一个流量；而存量指的是在一定时点上存在的变量的数值，如资产、负债都是存量。
暂时不存在流量缺口，并不代表存量不存在问题。比如一个人近几年的收入都超过了他的支出，这能说明他近期的“流量”上不存在缺口，但他可能背负着一屁股的债，而且债务远大于他的财富，这说明他存在着“存量”上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这些年每年的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都是大于支出的，只能说明暂时社保还不存在“流量缺口”，但未来支取社保的人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这些负担已经构成了社保的负担，它就像负债一样，虽然不会让你马上还，但已经累积下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所以目前社保存在着“存量缺口”。
那是否意味着，只要暂时不存在“流量缺口”就不会有大问题呢？实际上，流量和存量的问题会相互转化。
“如此大的存量缺口意味着，未来某一个年份后，中国年度的社保资金流量缺口会是负的，而且还会不断扩大。”廖淑萍指出了社保流量缺口和存量缺口的关系。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估算了未来年度养老金缺口的情况，“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中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养老金缺口到2020年将达到GDP的0.2%，到2050年将达到GDP的5.5%。”马骏所说的年度养老金缺口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指的是统筹账户养老金的收支缺口。
欧洲债务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参考。意大利虽然每一年度的财政状况都不很差，似乎不应该存在债务危机问题，但由于意大利累积的债务额太大，一旦国债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就会使其短期支付的利息金额大幅攀升，从而引发“流量”的问题。2011年底，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7%以上，引发了市场的一片恐慌，最终依靠欧洲央行实施了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后，紧张的事态才得到缓和。
当下，中国的社保并不存在“流量缺口”，这只能说明眼下还不存在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巨大的“存量缺口”必然会给未来财政和国家资产负债表造成极大的负担。
重视人口老龄化
不论专家们估算的中国社保缺口是多大，但对于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都直指人口老龄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年末，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3.37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由于人口生育率大幅下降会导致人口总抚养率的上升。马骏指出，在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的现在，三个劳动年龄的人缴纳的养老金用于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但是到了2050年，由于抚养率的大幅上升，只有一个劳动年龄的人的缴费来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如果依然保持目前的养老金覆盖率（即养老金水平与平均工资之比）的话，肯定会出现很大的收支缺口。
欧债危机实际上已经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人口老龄化具有巨大杀伤力的鲜活例子。任若恩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负债表的恶化一般都有一些长期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比如人口规律。实际上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洲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政府债务负担早已很深重，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大规模政府救助只是加速了欧洲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进程罢了。”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就指出，人口老龄化已经让欧美的债务不堪重负，并预言危机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又该如何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做一些准备呢？
曹远征给出的药方是，“从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一场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塑财税体制。比如，现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其实都是通过财税体制问题反映出来的。”
马骏则给出了两个方案：延长退休年龄和逐步划拨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马骏认为，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并在2020年至2050年间提高平均退休年龄7岁，中国年度养老收支到2050年也能基本保持平衡。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在逐渐地提高退休年龄，但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会存在更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退休年龄的增加就意味着老人们会更长时间的霸占有限的工作岗位，这对于增加就业是不利的。”任若恩认为，划拨国有股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过去一代人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但是他们是以低工资为代价，把劳动成果转化成了国有资产，如果把这些国有资产划拨到社保系统，重新返还于民，也是合理的做法。另外，在目前财政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多增加一些养老金的资金准备。”